姚江鸿

摘 要：1928年，国民党宣布训政并召开了全国禁烟会议，决心以禁除烟毒来为训政作准备。时隔不久，上海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涉嫌政府和军方参与的江安轮贩运烟土事件。案件由上海警备司令部长官熊式辉和公安局长戴石浮之间的推诿和互相指摘而展开，并持续升级。此案十分复杂，持续时间长，牵涉人员广，关乎军警之争、派系之争，然而这件对后来国民政府禁烟形势有着重大影响的案件最后却以处置几名无关紧要的船员无疾而终。江安轮运土案凸显了近代中国“鸦片丑闻”的一般特征，暴露了训政体制下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国民政府社会革新措施所遭遇的困境等復杂面相。

关键词：江安轮；训政；禁烟；蒋桂之争；熊式辉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7）09-0167-11

“土”即烟土，鸦片。鸦片分为生鸦片和熟鸦片，生鸦片也称烟土。自晚清以降，鸦片一直是祸害我中华民族的万恶渊薮。如何禁绝鸦片成了举国民众和历届政府所深切关注的问题。1928年，北伐结束，为实施新政和执行总理的禁毒遗训1，塑造刚成立的新政府良好形象，南京国民政府在11月召开全国禁烟会议，成立禁烟委员会。一时，政府和民众都踌躇满志，信心满满，称“救国必自禁烟始，欲实行禁烟必自中央人员始”2，扬言扫除一切积弊和烟毒，希望重塑干净廉明之革命新政权。然而，禁烟会议的余温尚未褪去，上海就发生了涉嫌政府和军队参与的江安轮贩运烟土事件，由此引起了舆论的哗然。这无疑给了决心禁烟的国民政府一记耳光，也给刚宣布训政的国民党蒙了羞，训政的体制和禁烟的决心都遭到了强烈的质疑。时人更认为此案不仅“与国家的荣誉政府的威信攸关，就是革命政府的权威与革命民众的力量也可在此案表现出来”3。

学界目前关于此案研究的文章不多。就研究内容上来讲，以往的研究对案件背后的各种斗争揭露得不够明显，对该案的“主谋”缺乏有据的考证；从研究的视角上来看，也局限于案件本身，对该案所折射出的训政制度的弊端和对禁烟形势的影响关注得不够1。 因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值得进一步拓展。 本文在充分利用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力图还原该案的事实真相，探究该案的“元凶”，揭露其背后的利益和政治斗争，从而考察训政体制下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及国民政府的禁烟困境。

一、训政的过渡：案件之发生

全国禁烟会议召开后，各地厉行禁烟并取得了很大成效，而上海仍是烟毒泛滥的重灾区，是全国各地烟土的集散地2。 由是，查土和禁烟成了上海市政和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缉毒和查土历来为公安局所掌之事，然而由于训政体制刚刚建立，各地仍然处于军政到训政的过渡期，因此，以上海警备司令部为代表的军队亦享有属于政府部门的社会治安管辖性质的缉毒权，正是在这种军警职能交叉重叠不分的背景下，江安轮事件发生了。

1928年11月初，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告诉上海市市长张定璠近期将有大宗烟土从汉口沿长江到达上海，并要其密切注意，张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公安局长戴石浮3。就在戴得到消息准备对这批烟土进行查收时，节制于警备司令部的缉侦队（或称侦察队）队长傅肖先也事先得到密报，经报准警备司令部长官熊式辉后也准备对这批烟土进行收缴4。于是21日晚，双方都称自己得到情报，同时展开行动。11月23日，警备司令部将其昨日查土的事件制成新闻并单方面发表，并只说查获大批烟土，对于查土的经过和公安局查土的内容则只字不提5。

然而，仅仅时隔一天，《申报》又报道了另一则由公安局发出的关于他们查土的经过。声称：“22日凌晨1时，有身着武装者三十余人在大码头起运烟土，巡官李存正率警查拿，因人少反被掳去，迄今拘押在白云观侦察队内。”6公安局派人查土，但所派之人反被拘押，因此其就指责侦察队武装运土，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警备司令部，称“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庇护运土”7。 作为回应，警备司令部则称：“公安局警察妨害公务，阻止查土”8，“双方各执一词，互相攻讦”9。一时间上海社会各界的舆论炸开了锅，闹得沸沸扬扬，“中外各大报大事登载，社会为之轰动”10。军警查土乃系其本职，为常见之事，然而对于此事为何军警双方各执一词，所述相差甚大，并且相互攻讦？

原来21日晚，双方都声称得到密报，于是同时行动。由于军方先到，警方后至，在查土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冲突，军方占优势，遂将警方人员俘虏去，并将烟土运到租界11。 自己派人去查土，如今查土之人反被带走，作为报复，戴石浮于是就将军方运土写成稿子作为事件的经过送交新闻检查处准备发表。由于当时的新闻检查处有军方代表三人，于是在军方的干预下，公安局所拟的对军方不利的新闻被强行扣留，直到24日才发了出来。此举引起了公安局和部分党政机关的强烈不满1。 事后，上海公安局一区曾区长发表谈话称：“警备司令部新闻检察院强行卸载此项新闻，如此举动，是何用意。”2

面对军警的互相争执和口水战，24日，身为当时最高禁烟机关禁烟委员会主席的张之江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说该案涉及军政、内政、司法，请国民政府速派大员查办3。 25日，上海市党政机关召开联席会议，并以上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法院的名义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称：“沪土案情节重大，若非彻底查清，何以取信于民，伏祈即日遴选大员，来沪查清。”428日，禁烟委员会又呈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军政部，直接称此案为上海军人运土，关系重大，外人已有烦厌，请速派员查办，以肃禁政。在上海市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团体以及禁烟委员会的一再要求下，国民政府决定派张之江以禁烟委员会主席的资格与司法行政部部长魏道明及刑事司长王淮琛前往彻查，三人于30日抵达上海5。

张之江抵达上海后，传讯了公安局巡官李存正和警备司令部缉侦队两方面的人，并约熊式辉谈话，立即着手调查此案。然而就在调查的当日，国民政府奉蒋介石命令突然将公安局长戴石浮停职拿京候审，其职由黄振兴代理。这一消息引起了一系列舆论的不满，更直接刺激了身为戴之上司并亲自命其前去查办江安轮的上海市市长张定璠。张在听到戴停职赴京候审消息后便电请国民政府，多次要求连带停职。其称：“此案起因，系由政府奉禁烟委员会密令，转公安局长严缉而起，今该局长奉令停职，市政府似亦连带负责。”6endprint

在审讯完军警双方人员后，调查人员开始对涉事的第三方即江安轮的官员和船员进行调查。12月8日，张、魏着手整理口供和材料，并附上意见书。经过协商他们将调查报告上交国民政府，认为“军警无包运烟土确证，唯行政手续上各有不合，警备部不应拘押执行职务之警官，公安局亦不应于未得确证前，遂言军人运土，江安船员交法庭，讯究运贩主从犯”7。 但在报告递交后不久，张之江曾对人说：“予此次以禁烟委员会主席资格查办此事，现已有结果，而全苦不能托出，此次修改之呈文，实属无可再改。”8由于沪土案办理不顺，禁烟之主张得不到贯彻，张之江在办完此案后亦以养病为由，多次提出辞职。至此，案件的调查阶段告一段落。

1929年元旦过后，案件进入司法审判阶段。审判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并且极富戏剧性。1月2日，主审机关一共将14名嫌疑犯押至江宁法院进行审理，但却拒绝无关之人旁听。后又进行公开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嫌疑犯回答频率最高的几句话就是“弗晓得”、“不知道”、“无话说”9。17日，案件进行最后宣判，宣判的结果也让人大失所望。仅仅只判了王建美、王建士、吴秋生等几名船员帮同贩烟，各处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处罚金五百，陶永昌为窃盗，罚徒刑一年，其余十名皆无罪释放10。至此，“沪土案”最终以“糊涂案”、“葫芦案”而告终。

二、禁烟的困境：各方之反应

在全国禁烟会议结束后不久就发生这种涉嫌政府和军方参与的贩毒事件，这无疑使决心禁除烟毒的国民政府和刚宣布训政的国民党相当被动。因此，在媒体和社会舆论影响下，案发后政府的反应和表现成了考验其公信力和政策执行能力的重要标准。其中，民众和舆论对政府的禁烟决心成了首要的关注点。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各方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首先对此做出强烈回应的是社会媒体。其中被称为民国四大报纸的《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益世报》都对该案进行了狂轰滥炸和连篇累牍式的报道，认为此案事关政府的禁烟决心，因此都一致要求政府认真调查此案，严惩贩运烟土者。由于《申报》和《民国日报》的态度相对中立，与政府关系较为“密切”。因此，对该案主要以报道和追踪为主，评论较少，而《大公报》和《益世报》的评论就相对犀利。案发后《大公报》就连续发表四篇社论，称“为禁烟信用计，又为军纪计”，政府都应该彻查此案，政府之威信是否有希望，取决于其对该案的处置办法1。《益世报》就刊文要求政府执法如山，严查此案，“若只管眼前，不管日后，恐怕一波未平，一波复起，未来的祸患还是免不了的”，到那时，禁烟就只会成为一纸空文的口号2。《东方杂志》就将该案与国际禁烟会议联系起来，考虑到明年将召开禁烟国际会议，深恐此案处理不好会籍外国人以口实，影响政府的禁烟形势，因此也主张政府严办此案3。 在国内舆论沸腾的同时，境外或外文媒体同样对该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驻比利时公使王景歧就来电说：“欧洲报纸，详载沪土案，各界极注意，以为可作为我国民政府禁烟诚意与能力之试验。”4

与社会舆论态度一致的还有当时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团体。他们对鸦片流毒祸害中国近一个世纪感到深恶痛绝，面对一个号称“革命”的新政权时，他们寄希望于政府禁除烟毒的决心和信心都很强烈。因此在沪土案发生后，他们一方面表现出对政府极大不满和谴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督促和要求政府严办此案，以儆效尤，继续禁烟。其中最为活跃的当属中华国民拒毒会。中华国民拒毒会于1924年成立于上海，由30余个团体联合组成，为推动民国的禁烟运动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沪土案发生后，拒毒会便立即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彻底查办此案，并于28日迅速召集上海各界等32个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并将最后报告呈报禁烟委员会，并要求政府最好采纳民间团体的报告5。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拒毒会便一直以民间团体的身份活跃在媒体上，督促各方迅速行动，主张严办此案。由于事发在上海，因此上海的各界人士和团体也表现得异常活跃。如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就致电社会各界和学校，其措辞尖锐激愤，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案件调查阶段其直接称是官员包庇运土，贪赃枉法，胆大妄为，非严加查办不足以警刁顽6。上海商路总联合会就称江安轮公然运土，政府若不严查，将何以慰民众，更何以自解于明年的国际禁烟会议7。于此持相同态度的还有上海总商会、商民协会、基督教协会、学校职员联合会，他们都发表声明，要求政府严办此案，严惩凶犯。

与社会舆论和各界团体要求彻查此案以此展现政府禁烟决心的态度相反，政府当局以及绝大多数的高级官员和“党国要人”的反应就不尽相同。孙科主张彻查土案，严惩案犯，并说：“革命政府之可贵者在能使是非得平，此案如不得相当之解决，即失革命之立场。”8 身为禁烟委员会主席的张之江和行政院副院长的冯玉祥也同样如此9。张之江身为全国禁烟委员会的主席，性情耿直，为人廉洁，可以说是主张彻查此案最坚定的人员。张曾数次以禁烟委员会的名义致電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要求彻查此案，谓此案“关系禁烟前途，极为重大，上海为之外观瞻所系，尤应彻底查究”1。然而由于在训政的党国体制下，禁烟委员会本拥有的有关总领全国禁烟事宜的权限无法充分实施，沪案发生后，各方都要求该会全权主持，速查此案。该会又在名义上是独立于各方，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受行政院的管辖，无法施展其本身应有的权力，国民政府的禁烟机关暗含矛盾。

与主张严办、态度立场鲜明不同，国民党政府内有一些深谙各种为官之道、政治嗅觉敏锐之人，他们在事情未水落石出，各方立场未定、态度未明之前，基本上不乱发言，不轻易表明立场。如当记者问谭延闿将如何处理此案时，身为行政院长的他居然回答道：“此事中央尚未提出讨论，余个人不便发表意见。”2其为人、为官之老练，可以说在当时的官场中无人出其右。同样，曾为阎锡山手下，权力基础不太牢固而入中央主政的内政部长赵戴文，抱着明哲保身的心态，也认为此事牵涉众多，关系重大，恐引起纠纷的他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也无明确的态度3。

11月份蒋介石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江苏和安徽巡视检阅军队，在24日得知此事后第一反应就是撤职换人，查办相关人员。他在27日致电古应芬，称：“军政两方互相电讦，贻笑中外，莫此为甚，公安局戴石浮，稽查队傅肖先应即撤职解京讯办，江安轮船主、买办及办事人员应解京审办，公安局长可委黄振兴接任。”429日电谭延闿时商量的仍然是撤换公安局长戴石浮并以黄振兴代之5。12月17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关于此案的还是职务的问题，称“临睡故（顾）虑近日应注重之事，上海市长与司令问题”6。在蒋介石看来，撤职换人乃是对该案的第一关注点和反应，查案和禁烟反在其次了。endprint

由此可见，对于事关政府禁烟决心的沪土案，除民间及一部分人士要求严惩此案以示政府禁烟决心外，国民政府内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面对案件的发生，政府内部出于各自的利益，反应也不尽相同，并没有把对案件的处理和禁烟相联系，国民政府的禁烟决心遭到质疑，禁烟形势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时人就评论道：“政府虽有禁烟的诚意，但是还缺乏斩钉截铁的决心。” 7

三、背后的博弈：蒋桂之争

1928年，北伐完成后，桂系势力急剧膨胀。当时白崇禧驻节平津，李宗仁分治两湖，而李济深则盘踞两广，以此形成了北西南三面对南京的合围之势8。假使上海再落于桂系之手，那么以蒋为首的南京政府就是“四面楚歌”了。因此，蒋在日记中说：“桂系跋扈恣睢，目无中央。”9随着全国编遣会议的召开，蒋桂冲突愈发表面化，蒋欲解决桂系之心也愈发昭著。然欲解决桂系则首先必要牢控上海，首先是因为上海市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其次，牢控上海也是打破桂系在空间地势包围的重要缺口，是打击和解决桂系的第一步，而江安轮事件的发生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由此，在该事件结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生了由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将蒋任命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免职的“湘案”，蒋桂冲突趋于白热化，战争也随即爆发。因此，该案背后的蒋桂冲突与斗争也十分明显而激烈，可以说是蒋桂冲突公开化的一段序曲。当时由共产党主办的刊物《红旗》杂志就直接撰文称该案就是熊式辉贩烟运烟，并指出该案的本质冲突就是蒋桂之争10。而美国媒体也注意到该案背后的派系斗争，预言张定璠乌纱帽将不保，以此直接预示蒋桂之争1。

研究军阀政治的齐锡生、陈志让都认为“个人关系”在派系中普遍而重要，是结成派系的基础2。因此，在分析该案背后的蒋桂两系斗争与冲突的时候，有必要对直接涉案双方的“个人关系”作一番分析和界定。因为案件中对立双方的政治倾向和“个人关系”的依附也有着明确的界限，双方派系的政治身份也非常明显。

首先是作为“蒋系”一员的熊式辉。熊式辉在案发时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司令。然而作为“蒋系”大员的他起家却跟白崇禧和桂系有着密切的关系，曾还被视为桂系的重要一员3。1928年当蒋第一次复出后，熊式辉公开弃白拥蒋，至此成为蒋宠爱的人物4。甚至有学者认为熊式辉成为“蒋系”人物的时间更早，可推至1926年。这一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不是嫡系的熊式輝逐渐成为蒋所信赖的亲信，这是熊式辉政治生命的重要转折点”5。因此，可以确定的是，1928年后也就是案发时的熊式辉，从“个人关系”和派系上讲是属于“蒋系”的一员。

作为斗争中的另一方的主要人物为上海市市长兼淞沪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张定璠和公安局长戴石浮。张定璠，字伯诚，与白崇禧一样，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北伐后一直在白的手下任职。1927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黄郛辞职后，张定璠经李宗仁、白崇禧推荐继任沪市长，是一名资深的老桂系6。而作为张的手下，案件的直接参与人公安局长戴石浮同样被认为是桂系中的一员。戴石浮，江西南昌人，同样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在被视为桂系的李济深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师旅参谋，并由张定璠委任为公安局长7。该案之所以扩大成全国舆论关注的大案，实由桂系的戴石浮和代表蒋方的熊式辉之间的推诿和互相指责，并导致案件的不断扩大所致。而蒋桂之间的斗争也就在案件的发展和处理过程中体现出来。

从桂系在案发后的表现来看，几个小时内就迅速将该案件按照自己的意图即警备司令部运土的消息制成新闻，送到《申报》报馆和新闻检查处准备发表，而此时被戴任命前去查土的公安局巡官李存正其实还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身为公安局长的他不设法寻找和营救，居然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去“炮制”军方运土的爆炸性新闻，这实在让人觉得费解8。更为甚者，军方贩毒运土，这种关乎党国形象的重大新闻岂能胡乱发表，尤其是在全国禁烟会议结束不久，更何况还是在案件事实不明了的情况下。戴石浮作为政府官员，身居要位，不可能不明白这点，因此戴的动机也颇值得考虑。虽然笔者没法找史料直接证明这是桂系针对蒋系的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进攻”，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蒋桂在该案中斗争的序幕由此拉开。

虽然军方运土的新闻被警备司令部扣押，但24日，这则新闻并且连带军方扣押警方人员的消息最终还是登了出来，并引起了舆论的哗然。一时间大家都认为是军方理亏，参与贩土，甚至当时身为禁烟委员会主席并负责调查此案的张之江也持此观点9。当熊式辉受到舆论的指责和质疑的时候，身为熊的“保护人”的蒋介石就站出来了1。据冯玉祥记载，在一个会议上，当时古应芬对蒋说，上海土案发生，舆论对熊颇有烦厌，蒋随即回答：“熊为革命军人，绝与烟案无关。”古应芬也当即辩驳熊难辞其咎，蒋就怒言：“什么是舆论，我拿200万元开20个报馆，叫他骂谁他就骂谁这就是舆论。”2 由此可以看出蒋保熊式辉之心昭著。

而蒋反击的第一步就是在没有经过调查，同样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将戴石浮免职，并拿京候审。他在27日致电古应芬称：“军政两方互相电讦，贻笑中外，公安局戴石浮，稽查队傅肖先应即撤职解京讯办，江安轮船主、买办及办事人员应解京审办，公安局长可委黄振兴接任。”3 在案件不明，事实未水落石出之前就直接将办案长官撤职查办，白坚武就认为“这是荒谬绝伦之举，实为民国以来未所有”4。而且，蒋明明自己说军警双方相互攻讦，然而为何只免除了作为桂系的警方代表戴石浮，而作为军方的熊却安然无事，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只有用权力的冲突和派系斗争才能解释得清楚。

另一方面，蒋在免除戴石浮的时候任命了黄振兴继之。对于上海市公安局长这样一个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职位，蒋在免掉桂系的戴石浮后直接任命了一位自己人——黄振兴。黄振兴，广东顺德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北伐时供职于蒋，任兵站总监，为人颇为干练，深为蒋所器重，沪土案发生时蒋正带着他巡视江苏等地的军队5。在罢免桂系的戴石浮后立马以一位自己人代之，时人就刊文指出：“这次土案，表面是一部分国民党分赃的纠纷，里子是蒋桂两系的一个冲突的缩影。”6而黄到任以后，表面上说只是暂时代职，对原来的职务安排不会作更动和调整，而实际上却进行了公安局内部人员的大换血，将绝大多数戴所提拔的人统统换掉，整个公安局也由此变成了蒋系的势力。endprint

面对蒋的进攻，桂系也有所反抗。戴石浮被免职后，表面上说遵照国府决定，而实际上则去找了张定璠，并多次与张相商。相传张得知戴被解职的时候异常愤怒，当晚便直接去找张之江，张之江除了说会彻查此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外，也只能安慰张定璠几句。后来，张又驱车去法租界的一家治疗眼疾的医院，与正在治疗眼疾的李宗仁进行密谈，然后又发电报给在北平的白崇禧，谓：“健公，沪土案显系军方所为，然军方前掳警士，今又嫁祸石浮，孰不可忍，我当自请停职，以示抗议。”7 于是张便在12月3日以后多次电请停职，以示消极抗议。有意思的是几天后就有新闻传出张辞职的原因是由于白崇禧命其为第二师师长，连电促其北行8。

由此可以看出，蒋桂在该案中的冲突与斗阵在戴被停职后的一段时间里表现得十分清晰而明显。

四、迷离的案情：鸦片究竟是谁的

江安轮运土案由于涉嫌军方和警方，在当时就吵得沸沸扬扬，舆论普遍都认为运土案与政府有关，然而最后的调查和审判结果却只是宣判了几名无关紧要的船员，并且直到案件结束后仍有几名案犯在逃。所以当时的《中国评论周报》就说：“人们所认为的与此案有关的大官员没有被揭露和得到相应的惩罚。”1 吴稚晖在发表记者讲话的时候也说这次沪土案只不过是老虎身上的一根毛，还有一只大老虎在后面2。这只大老虎到底是谁，时人和后来的学者都有不同说法，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一）蒋介石说。由于当时舆论普遍认为是警备司令熊式辉贩土，而熊是蒋介石的人，蒋在该案中力保熊，所以就认为这只大老虎是蒋，是熊帮蒋贩土3。（二）冯玉祥说。胡运鸿后来回忆说，冯玉祥通过武汉的桂系将烟土装船运沪，桂系通知张定璠在上海照料，不料后来被熊式辉抢走4。（三）宋子文说。高春光认为江安轮所运烟土是由宋子文发给淞沪警备司令部熊式辉销售的，熊与戴石浮联手在上海华界建立了鸦片零售市场5。（四）上海青帮说。说鸦片是上海青帮的主要是一些关于杜月笙的传记6。由于最后的审判结果与人们所预期的相差甚大，而后人所留下的史料或缺失或“讳”而不载，或秘而不宣，所以关于这批烟土到底是谁的，谁才是幕后的主使，也就变成了一个谜。笔者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证明烟土是谁的，但综合一些可靠的材料，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个大概。

首先是关于宋子文是幕后主使的说法。持这一说法的人没有拿出任何直接或相关的证据和材料，其主要依据是宋当时身为财政部长，与上海关系密切，并且很多著作和书本都采用这种说法7。更为荒诞的是有人认为戴石浮和熊式辉勾结，他们联合起来帮宋子文贩运鸦片8。由于没有宋与此案相关的任何材料，所以宋子文说有点以讹传讹，而说戴石浮与熊式辉互相勾结，更是无稽之谈。假使戴与熊相互勾结的话，那便不会有此案的发生。

蒋介石是幕后主使的说法主要来自于新中国成立后编的文史资料。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关于蒋参与贩运鸦片的记载很多，不止江安轮一次，不少有关政府禁烟的丑闻都能跟蒋扯上关系9。再者，加上当时普遍怀疑是熊式辉贩土，而熊又是蒋的人，所以就把怀疑的目标指向了蒋。这其中又尤以共产党的刊物宣传得最为激烈10。持这种说法的人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蒋介石是否参与贩土，笔者也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蒋虽然在案发后极力偏袒熊式辉，但从其案发后的表现来看，他对沪土案本身并不知情。从蒋的日记上看，熊也没有找他谈论过此案。当时蒋正在芜湖检阅军队，得古應芬电后才得知此事。从他日记中的措辞来看，他并不知道此事，并且知道后也是极其愤怒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思及上海军警鸦片案，不觉愤怒大发，已而，自省曰，性之躁急，于处事不利，吾当深以为戒也”1。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首先，蒋并不知此事，他对该案的称呼与当时所报道的一样，均为“军警鸦片案”；而且，蒋对该案的发生感到十分愤怒。因此，反过来，按常理推断，假设蒋自己就是贩烟者，事前了解事情内幕的话，他便不会愤怒至此，也不会称此案为军警鸦片案，要么称警方运土，要么干脆不记此事，必不至于动怒。如果真是他自己运土，有的恐怕只是担心事情暴露的惶恐，而不是勃然大怒。

说鸦片是冯玉祥的主要来自于胡运鸿，他在晚年曾回忆说：“后来调查清楚，这批鸦片是冯玉祥的。”2然而，这一说法颇值得怀疑。首先是因为胡运鸿本身没有参与调查，他也不是中央高官，只是熊式辉手下的一名小人物，不大可能知道真正的调查结果，而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也与冯玉祥无关。所以说经过调查证明这批鸦片是冯玉祥的说法不大靠谱。其次，从冯本人的作风来看，他十分痛恶鸦片，主动运土的可能性不大。陶隐菊在《政海轶闻》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相传冯见军中有吸食纸烟，均悬为厉禁，有犯之者，冯命集合训话，引咎自责，呼军法官杖己，且曰：“冯玉祥治军不严，应受谴责也。”3 这虽可能有作秀的成分，但冯对烟毒之痛恨也可见一斑。再次，从案发时冯玉祥的表现来看，冯多次在日记中提到禁烟和土案，并多次与负责此案的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相商，要张彻查严审此案4。张为冯的直接下属，是西北系的二号人物，“就冯系统言，张亦仅次于冯下”5。假设烟土是冯玉祥的，张不可能不知道，更犯不着如此卖命地查案，更不会因为此案赌气辞职而丢掉乌纱帽。

冯玉祥是“大老虎”的可能性不大，但他的一则日记却引出了该案的最大嫌疑人。他在1928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十一点，熊式辉代表胡祖玉来谈，烟案应从严办理及熊部内情。”6熊式辉派代表来找冯玉祥谈烟案内情，“内情”二字虽不直接证明熊贩土，但至少可以推测出熊可能有问题，不然冯不会用“内情”这种字眼。虽然笔者没法找到直接的材料证明这批烟土就是熊的，但从整个案件的过程来看，熊的嫌疑是最大的7。

其一，从案发当时的情况来看，警备司令部在“查收”完烟土准备用汽车装运时居然将汽车车牌号摘去。当时的舆论就评论道：“查土乃公事，光明正大，如果不刻意隐藏什么为何要将运土的车牌号摘去？”8 这其中必有猫腻。

其二，当时警方派去查土的一共才三人，而警备司令部共有十几人，而且全副武装，就力量对比来看，公安局的人不会去主动挑事，而警备司令部在人数占优势时居然还将前来查土的巡警掳去，并且多日不放。试问如果双方当真都是查土，怎么可能会发生冲突，并且劫人？必定是军方怕警方知道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才将警方人员劫走。endprint

其三，扣押公安局的新闻。案发后代表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说新闻的扣压不是警备司令部所能左右的。但后来时为新闻检查处主任的李德钊却说新闻扣押之事直接受令于警备司令部，是奉了熊司令的意旨9。熊扣押公安局的新闻而只发自己的单方面新闻，这难免让人怀疑他在隐瞒什么。

其四，从后来调查的实际结果看，张之江实则认为是警备司令部贩土。张负责调查此案，必定了解一些内情。虽然调查委员会最后呈报给国民政府的报告在经过修改和妥协的情况下，说由于军警双方都无确凿证据而不了了之。但后来，张之江在给熊式辉的一封电报中说：

本案中侦查队非麾下所属乎？该当时搜获江安烟土，既不查拿土贩，又不追究船中人员，任令开船他往，俾案中紧要关系证人，从容逃逸，消灭证据。又对于身着制服，依法执行职务之李巡官存正，指为妨害公务，加以扣留辱殴，均不免有庇纵土贩之嫌疑……须知社会早有真止是非，人心不死，清议尚存，不可谓一手能掩天下目也。1

张在这段话中，一针见血、毫无隐瞒地表示熊与此案有关，表现出其强烈的愤慨之情。

最后，曾经担任过上海警备司令的白崇禧晚年曾回忆说，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是黑社会最活跃的地区，过去凡当上海警备司令，只要不认真查禁烟、毒，就有奸商送相当的贿赂给海陆军，其分黑钱的比例陆军大约为三分之二，海军为三分之一，当时的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就曾找过他2。后来继任的钱大钧同样对人坦言包运过烟土。而熊式辉同样接任该职，恐怕也很难置身事外。因此，这批鸦片是熊式辉的，或者说是熊包运的可能性最大3。

结 语

沪土案是民国年间的一大要案、奇案，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轰动，而经过调查和审判后，时人更称其为“糊涂案”。张之江虽不是葫芦僧，却在全国禁烟会议结束后不久断出了一桩关于禁烟的“葫芦案”。个中原因，既有政府官员的保护与撑腰，又有权力派系斗争的因素在阻挠。因此，案件背后的真正黑手也就成了一时无法解开的谜团，但综合各种材料，实则熊式辉参与贩土的嫌疑最大。

江安轮运土案折射出了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训政的政治体制和禁烟等社会改良措施以及党内的派系斗争三种矛盾。首先是国民党刚刚实行训政，对于以党治国、以党统政、以党统军的训政理念，各地方政府和党部不可能完全理解和做到。因此，在处理该案时上海各地方党部、政府以及警备司令部等军方各执一词，不能做到协调一致，上海市党部根本就没有起到领导并协调处理的作用。所以当时案件一发生，张之江就对蒋介石说上海市政府事权不一4。以知识分子为阵营的《现代评论》也由此案提出了明确划分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權限以及政府和党部职能的问题5。

其次，训政与禁烟同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相继所规划的大事，二者本身并无太大的联系。国民党实行训政，主要是为落实党治，控制权力，表现为宏观的政治思考。但由于两者同时实施，并且禁烟这种关乎政府和政党形象的施政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成为检验一个新政权和一项新制度的重要标尺。因此，禁烟作为一项具体的施政和社会革新政策，其成功与否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训政体制的优劣。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两者却不断发生摩擦。训政的推行本质是在中央和地方实施党政的双轨制，这无疑使行政成本成倍增长6。更何况军队的编遣、党部的开支都需要大量经费。对于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来讲，鸦片的丰厚利润，其自然不会轻易放弃。所以对于政府在训政后颁布的《禁烟法》，当时的中华国民拒毒会就评论道：“国府现行之禁烟办法，徒为此辈杀人吃血之奸佞，谋生财之途，开方便之门耳。”7 因此，训政与禁烟对于刚成立的不肯放弃鸦片丰厚利润的南京国民政府来讲本就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沪土案发生后，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高层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应，人们对政府禁烟的决心也大打折扣。后来类似的关于政府要员贩土的案件更是不断发生，如军方大员陈调元的贩土案，外交部成员高英夫妇的鸦片丑闻案等。对于这样的案件，国民政府也没有惩治的决心，因此时人就评论道：“国府虽决意禁烟，但前途难抱乐观，盖因叠次烟案发生无不与国府大员有关，政府又不能破除情面，严行查办。”1这就严重破坏了整个国民政府在成立初期塑造的良好的禁烟形势。

最后，训政的目的在于“伸张民权，节制军权”2。 沪土案的重要参与方上海警备司令部是北伐时桂系白崇禧成立的，起初警备司令部操控在桂系之手，长官为白崇禧，后改为钱大钧和熊式辉，权力落入“蒋系”。训政开始后，在限制军权的形势下，警备司令部非但没有撤销，反而执掌了禁烟缉毒等社会治安管理权。这一方面引发了沪土案，另一方面，桂系为争夺上海的控制权又借沪土案打击“蒋系”的熊式辉，而蒋介石又借此撤职戴石浮，逼走张定璠，以此反击桂系。蒋桂矛盾也愈演愈烈，最终在沪土案几个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桂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训政制度遭到严重挑战，且由于战争的爆发，禁烟也流于形式。

The Political Tutelage， Opium-banning and Warlord Conflict： A Study of Shanghai Opium Scandal

Yao Jianghong

Abstract： In 1928， the Nanking Government entered the political tutelage epoch and held the National Opium-suppression Conference to banning the opium. But some times later， the sensational Shanghai Opium Scandal which referred to local government and army was taken place. This case developed and expanded by the criticism between the chief of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Dai Shifu and the Shanghai Garrison Commander-Hsiung Shihui， and shocked the government and party officials， which attracted the notice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medias. The case was very complex and concerned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army and police，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Kiang Clique and the Kwangsi Clique. The event of Shanghai Opium Scandal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ium scandals in modern China. Studying the event will contribute to expose the KMTs clique conflicts and the dilemma of social reform.

Keywords： Jiangan Ship； the Political Tutelage； Opium-banning； the Clique Conflict； Hsiung Shi-hui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