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

摘 要：学界一般认为《庄子》寓言系凭空捏造，全然无足信据，这是对《庄子》文本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产生的根源有三：一是中西文化对接时“寓言”一词的翻译误差；二是对《史记》相关记载的误读；三是《庄子》文学研究视角的局限。就《庄子》本身而言，“藉外论之”的寓言是借用他者之言申明己意，其中并没有必然作伪的含义，而且寓言与引述“耆艾”之言的重言往往重合在一起具有求真、示真的指向。所以《庄子》一书除了属于“卮言”的虚构人物和悬拟故事之外，还记载了先秦时期很多真实人物的可靠言论，其对于庄子生平和思想研究，对于老子思想溯源以及孔子思想复杂性研究，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

关键词：《庄子》；寓言；历史文献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9-0137-09

《庄子》之中诸多涉及先秦人物的记载都是“寓言”，所以全系凭空捏造，全然无足信据，这种观点目前在学界仍然会时常遇到，甚至有学者以此为“常识”并用之教导后学。经过检索，我们可以发现从古到今“寓言”一词的含义有三：一是《庄子》中的独特言说方式，即如《庄子·寓言》所述：“寓言十九，藉外论之。”1这里所谓的“藉”通“借”，“外”就是他人，2而“藉外论之”就是引述他人相关话语申明己意。二是指托辞以寓意，比如宋代王谠《唐语林·补遗一》有：“元祐献诗十首，其词猥陋，皆寓言嬖幸，而意及兵戍。”三是西方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说明某个道理，常带有劝戒、教育的性质，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庄子》中的“寓言”应该按照第一种定义来理解，并对其独特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考察，但很多学者都习惯于按照第三种定义来理解《庄子》中的“寓言”，并由此对《庄子》中关于各色人物的所有记载统统加以否定。从“寓言是一种文学体裁”这一观念来推断《庄子》中的所有“寓言”全系凭空捏造，这是20世纪初产生并广泛流传的对《庄子》文本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三：一是中西文化对接时“寓言”一词的翻译误差；二是对《史记》相关记载的误读；三是鲁迅、闻一多等学者对《庄子》文学研究视角的限定。实际上，《庄子》之中虽然有一些故事可以认为是纯属虚构的文学作品，但还有很多“寓言”是关于先秦诸子的真实记录，是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尤其是《庄子》中记载了老子、庄子和孔子的可靠言论和真实事迹，这些对于庄子的生平和思想研究，对于老子的思想溯源以及孔子的思想复杂性的研究，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

一、误解产生的根源

1、寓言（fable）翻译时产生的误差

寓言（fable）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西方文学体裁，一般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蕴深长的道理，其中以《伊索寓言》最为典型。进一步来说，寓言就是一段短小的故事，用假托的故事或拟人手法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因而具有讽刺或劝诫的意义。从《伊索寓言》来看，寓言通常是单独成篇而且篇幅短小，其中往往把动物做拟人化处理，所以通俗易懂又情节突出。但是，按照“寓言”这种西方文学体裁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针对中国文学研究中“寓言”内涵不清所导致的概念使用越来越泛滥的情况，徐北文先生强调：“现在我们认为只有用虚构的且具有性格和情节的，并含有一定教训的小故事才算是寓言。”1所以作为文学体裁的寓言至少有三个特点非常突出：一是虚构性。寓言的内容和情节都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凭空虚拟，没有事实或历史根据。二是人物具有性格，故事具有情节。三是鲜明的教育性或讽刺性。正因为其往往具有鲜明的教育性或讽刺性，古今寓言的主要功用是少年儿童教育。比如作为世界文学史上流传最广的寓言故事集，《伊索寓言》中的《赫尔墨斯和雕像者》《蚊子和狮子》《狼和小羊》《猫和鸡》《农夫和蛇》等都曾经多次入选中国小学教材。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伊索寓言》传入中国之初其被翻译为《况义》，“况”即比况，“义”即寓意，“况义”即与后来所说的寓言同义。在清代《伊索寓言》又被翻译为《蒙引意拾》，“fable”一词被翻译为“蒙引”，使用“蒙”字无疑是因为翻译者看到了寓言（fable）对少年儿童的启蒙作用，而使用“引”字则很可能是因为寓言（fable）有引人思考的意蕴。无论是“况义”还是“蒙引”，都说明前人已经注意到了“寓言（fable）”这种西方文学体裁的特殊性，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与之严格对应的词汇。所以“直至晚清之前，寓言一词并未与诸子发生关联”2。1902年，林纾（1852—1924）和严璩及严君潜合作翻译《伊索寓言》时首次使用了“寓言”一词来翻译“fable”，而沈德鸿（茅盾）先生在1917年收集整理先秦以及秦汉诸子著作中的故事资料编成《中国寓言（初编）》，孙毓修先生在为该书写作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寓言”一词与西文“fable”的对译关系。由此，以“寓言”一词来翻译“fable”被正式认可，3进而广泛流传开来。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fable”一词被翻译为“寓言”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庄子》有类似于寓言（fable）的故事若干，还有《寓言》一篇，其中有“寓言”一说，最关键的是“寓”有“寄托”的意思，正与寓言（fable）通过故事“寄托”道理教训的含义吻合，甚至是《庄子》中进行对话的蜩与学鸠等小动物都给寓言（fable）与《庄子》寓言的对接提供了直观的依据。但是，按照上文所列举的作为文学体裁的寓言所具有的三个特点进行对照就可以发现“fable”一词与《庄子》所说的“寓言”其实是不对等的。这是因为：

第一，在《庄子·寓言》对“寓言”的描述性定义之中绝没有虚构假设的含义：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因为人们都喜欢“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所以《庄子》一书中除了直接地发表观点和议论之外，类似于父亲不好意思亲口夸奖儿子而喜欢听外人表扬儿子一样，庄子还采取了引用他人话语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说明自己的意指。简单来说，《庄子》中的寓言是“藉外论之”，就是借用他者话语申论己意——其中绝没有伪造他人话语的含义。endprint

第二，《庄子》中很多人物性格模糊，大多数记载缺乏具体情节或情节不完整。比如《逍遥游》中蜩与学鸠对大鹏的“扶摇直上九万里”发表了议论，其中仅仅是以一般鸟雀的立场和观点表达对大鹏鸟的不理解以及对自己生活境遇的满足，所以蜩与学鸠的性格并不突出。《庄子》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人物对话，根本就没有故事情节，比如孔子与老子的多次会面。

第三，庄子是哲学家，《庄子》之中频频出现的人物对话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绝不是通俗易懂的小故事。即使因为《庄子》中的某些片段可以视作寓言故事甚至用于早期教育，但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内涵而与一般的浅显易懂的寓言故事判然有别。当然如果按照美国学者爱莲心（Robert E.Allinson）先生的观点来看，《庄子》中的神话、传说、怪物、吊诡、比喻、语言难题等，包括类似于西方寓言的林林总总的故事，都是《庄子》的作者为了系统地引导和开发人心的灵性维度而在战略上设置的手法，其最终目的在于“使读者完成自我转化”。1很明显，这些以心灵转化为目标的手法所设定的目标人群并不是少年儿童。

总之，把《庄子》中的寓言直接理解为现代汉语之中的寓言，即“用假托的故事或者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带有讽刺和劝诫的作用”， 2这绝对是不合适的，并不符合《庄子》文本。如果把《庄子》和《伊索寓言》进行对比，就可以进一步凸显出以“寓言”来翻译“fable”所产生的误解问题：《庄子》是一本《伊索寓言》那样的寓言集吗？显然不是。《庄子》中出现的人物和故事仍然是以思想表达为宗旨，绝没有追求人物性格的突出和故事情节的完整以及某种讽刺和劝诫的作用。《庄子》和《伊索寓言》两者性质决然不同，《庄子》寓言也就不同于《伊索寓言》中的寓言。以“寓言”来翻译“fable”，这是中西文化在对接上产生的偏差，虽然当时做出这种翻译实在是难以避免，但是后人必须给予足够的注意才不至于产生误解。

2、对《史记》相关记载的误读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的记载非常简略：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司马迁的这段话很容易引发误解，其中的关键是：司马迁在上文所说的“寓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司马迁所说的“寓言”是指伪造他人言论的话，即如《索隐》所谓：

大抵犹言大略也。其书十余万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 。又音寓，寓，寄也。故《别录》云“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故庄子有《寓言》篇 ”。

那么接下来司马迁只是在举例论证他的判断，即列举了《庄子》中的部分篇章并说明其别有用心之旨，揭示其捏造事实之处。总之，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庄子》这本书是“假托之言”，其用意是“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所出现的人物是“皆空语无事实”。

下面，本文首先辨析司马迁所说“寓言”的含义，进而对这些误解加以澄清。

司马迁应该是读过《庄子》一书的，并对其有足够深入的了解，這是我们展开讨论的基本前提。因为《庄子·寓言》有“寓言十九，藉外论之”这句话，3意即《庄子》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藉外论之”的寓言，所以司马迁据此完全有理由做出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这样的判断。如果说“寓言十九”是司马迁作出“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这一判断的直接根据的话，那么司马迁所说的“寓言” 就是《庄子》中的“寓言”，二者是同义是，都是“藉外论之”，其中丝毫没有作伪的含义。

就《庄子》这本书而言，引述他者之言的寓言是一种主要言说方式。因为其迥异于其他先秦子书特别是《老子》所采用的直接言说方式，所以寓言可以说是《庄子》一书最主要的特征。“直接言说”就是作者直接对言说对象进行说明和评述，《老子》一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看做是对道的“直接言说”，而《庄子》一书的大部分内容则是引述他者对道的“间接言说”。进一步来说，与 《老子》一书少有引用而往往进行“直接言说”不同，《庄子》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引述他人相关话语，所谓的“间接”就体现在作为言说方的他者的引入。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司马贞在《索隐》中对《庄子》寓言的解说与前注所引陆德明在《释文》中的说法类似，都脱离了《庄子》文本而在“寓”字上着力阐发，实际上凭空给《庄子》的“寓言”添加了“假托”的义项。

正是因为《庄子》一书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他人对话的记载，所以《庄子》记录了很多先秦人物关于道的认知内容和实践方法，1这使得《庄子》远远超出了专述一家之言的一般子书而具有了文献资料汇编的意义。按照《庄子·寓言》中“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的说法，2寓言中还包括了很多重言，即重申先贤之言。3所以《庄子》一书中有不少内容都是对当时著名人物论道修、道话语的记载，《庄子》一书中的思想材料由此还具有了权威性和代表性。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司马迁所说的寓言是《庄子》之中“藉外论之”的寓言，绝没有虚构或伪造的含义。如果要以司马迁“大抵率寓言也”这句话为根据来推断《庄子》寓言无足信据，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对司马迁原意的根本性误解。

在做出《庄子》寓言居多这一判断之后，司马迁对《庄子》一书还做出了一些澄清和批驳，即（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总体上来说，这是《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所导致的问题，需要细致地加以辨析。

首先，因为《庄子》一书收录了很多当时著名人物论道和修道的话语，其中必然收录了很多涉及到孔子及其门徒的文献资料，这也说明了孔子及其门徒在当时思想界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至于其中哪些是对孔子言行的忠实记载，哪些是修辞夸张的虚托造作，这就需要对具体内容进行具体分析。endprint

其次，按照当今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渔父》《盗跖》属于杂篇，《胠箧》属于外篇，它们中的一篇或数篇有可能不是庄子亲作，而是出自于庄子后学，所以司马迁认定《渔父》《盗跖》《胠箧》三篇系庄子亲笔所作，这有可能不甚准确。

再次，虽然《盗跖》之中出现了盗跖对孔子大加批驳的明显渲染过度的情节，但是就总体而言，《庄子》一书中的孔子及其弟子大都是以正面或中性形象出现，对其言行的记载也比较笃实。司马迁的论断“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对于《渔父》《盗跖》《胠箧》三篇来说是可以成立的，特别是对《盗跖》这篇来讲最为恰当，但是对于《庄子》全书而言这一论断是不成立的。

具体来说，孔子在《庄子》之中曾经多次出现，除了《盗跖》中被贬抑的形象之外，还有很多正面甚至是光辉的形象，比如《秋水篇》有：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见之，曰：“何夫子之娱也？”

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而不避蛟龙者，渔夫之勇也：陆行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

对于这些孔子“畏于匡”1时坦荡言行的珍贵记载，司马迁没有提及。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经过司马迁历史学家的权威鉴定，这些材料都没有问题呢？况且《寓言》中还有庄子亲口承认自己不如孔子的感叹：“吾且不得及彼乎！”可见，在《庄子》关于孔子的诸多记载之中并没有尊老贬孔的明显而一贯的思想倾向。而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谓的“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只是针对司马迁自己所处的西汉早中期的思想界情况而言，并非是对老子和孔子所处时代的总结。所以根据司马迁的“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的论述而把《庄子》关于孔子的全部记载一概否定，是一种误解。

最后，今本《庄子》中根本就没有《畏累虚》《亢桑子》这两个篇名，更沒有直接出现“畏累虚”和“亢桑子”这两个名字。现在看来，司马迁很可能是根据当时流行的其他《庄子》版本2认为“畏累虚”和“亢桑子”为代表的虚拟人物“皆空语无事实”，而不是指认《庄子》中的全部内容都是胡编乱造。

具体来说，虽然司马迁把“畏累虚”和“亢桑子”位列《渔父》《盗跖》《胠箧》之后，但是现在看来“畏累虚”和“亢桑子”二者根本不是《庄子》的篇名，不需要加书名号。古今很多学者都对此产生了误解并进行了放大，以为《庄子》中《畏累虚》《亢桑子》等篇都是庄子的胡编乱造，以至于对《庄子》一书产生了彻底的不信任。比如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就有“言庄子杂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设言语，无有实事也”之论。实际上，司马迁只是认定“畏累虚”“亢桑子”是《庄子》一书中的“虚拟”人物，《庄子》关于这两个人物的记载没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那么司马迁这一判断是否准确呢？现在看来仍然存疑。《庄子·庚桑楚》中有“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这里的“庚桑楚”无疑是人名，而庚桑楚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参考司马贞《史记索隐》可以知道，其人如果以所居之地称呼，“庚桑楚”就可以称为“畏垒虚”；而所谓的“亢桑子”有可能是“庚桑楚”的别称。所以就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司马迁 “《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这一句话最可能的意思就是指《庄子》中诸如“畏累虚”“亢桑子”之类的人物都是纯属虚构而没有历史根据，而司马迁的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是在《庄子》“藉外论之”的语义之下使用“寓言” 一词，他只是针对《庄子》中一小部分内容加以指摘和澄清，并没有全盘否定《庄子》内容的真实性。以司马迁对孔子的孺慕之情，在《庄子》三十三篇中也只能够指出《渔父》《盗跖》《胠箧》三篇有“诋訿孔子之徒”的嫌疑，遑论其他。

3、文学研究视角的局限

鲁迅对于《庄子》寓言有一番经典评述：

庄子名周，宋之蒙人，盖稍后于孟子，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之能先也。 3

其中对庄子之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评定，几乎为《庄子》文学研究论著所必引。但是鲁迅 “庄子名周，宋之蒙人，盖稍后于孟子，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 之语，实是对上文所引《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于庄子记载的摘要和精炼，比如 “著书十余万言”被照抄，虽然鲁迅看到的《庄子》文本肯定不是十余万字而是六万余字；“大抵率寓言也”被精炼为“大抵寓言”；司马迁对于《渔父》《盗跖》《胠箧》三篇的批评，对“畏累虚”“亢桑子”的分辨，全部被忽略。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对《庄子》寓言的误解：“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由于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崇高地位，由于其《庄子》文学研究的示范作用，其对于《庄子》寓言 “皆空言无事实”的定性可谓影响深远。鲁迅先生把《庄子》寓言全部都当做“空言无事实”的文学作品来处理，实际上也就是把《庄子》寓言的研究角度限定为文学研究，进而全盘否定了其基本历史文献价值。

《汉文学史纲要》系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由于早在1902年林纾翻译《伊索寓言》时首次使用了“寓言”一词来翻译“fable”， 在“寓言”被用来翻译“fable”并被接受之后，“‘寓言便成了西方寓言的中文定名。这个定名一经通行，人们反过来按图索骥，将包括先秦两汉子书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均称作‘寓言”1。由此沈德鸿先生在1917年编成了《中国寓言（初编）》。所以鲁迅先生当时应该是已经知晓并接受了以“寓言”来翻译“fable”，进而在其《汉文学史纲要》的创作中受到了西方文学体裁概念下寓言一词“虚构”含义的影响。所以，《庄子》寓言被鲁迅看作“皆空言无事实”的根源有二：一方面从“寓言”被用来翻译“fable”这一事实来看，鲁迅先生做出《庄子》寓言 “皆空言无事实”的论断是对这一翻译的承认和接受；另一方面就《史记》的相关记载而言，鲁迅先生对司马迁关于《庄子》寓言的相关记载产生了误解。endprint

闻一多先生关于《庄子》寓言的看法比鲁迅更加激进。他认为“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都是庄子的赐予”，“谐趣和想象打成一片，设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结果便愈能发人深省——这才是庄子的寓言”2。从文学角度研究《庄子》寓言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像闻一多先生这样完全忽视《庄子》寓言对于庄子思想的重要意义而专注于文艺视角的阐发就有些偏颇。把《庄子》寓言视做纯粹的文艺作品，枉顾其本初含义，这种看法已经被现代学者注意到并加以批评：“闻先生过于偏爱《庄子》中的文学成分，故将《庄子》所谓‘寓言与《庄子》中的寓言故事混同。既误解了‘寓言称谓的含义，又夸大了寓言故事的文学意义。”3

“《庄子》寓言系文学作品而完全没有史料价值”，鲁迅和闻一多两位先生对《庄子》寓言所作出的这种界定被一直继承下来，在张培恒、骆玉明、游国恩、袁行霈等先生主编的文学史著作中被再三确认，4而从文学视角对《庄子》寓言进行研究的学术作品至今仍然层出不穷。所以，文学研究视角的局限应该是对《庄子》寓言产生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庄子》所载庄子、老子、孔子的事迹与思想

《庄子》中记载有庄子、老子、孔子等先秦真实人物的很多事迹和生动话语。如果把这些事迹和话语统统看做是子虚乌有的寓言的话，那么其历史文献价值几乎为零。实际上，这些关于庄子、老子等先秦人物的记载往往是绝无仅有，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且与《史记》等相关记载相对照可以进一步凸显其历史文献价值。

1、《庄子》所载庄子的事迹与思想

庄子其人在《庄子》一书的15个篇章中出现过，其中共有27段文字记载了庄子的言行。1这些关于庄子的生平资料是非常宝贵的，极大地补充了正史记载之不足，给更加深入的庄子研究提供了可能。

根据《庄子》对庄子生平资料的记载，参照以《史记》等历史典籍，张松辉先生破除因循旧说，提出很多精当见解：庄子是宋人，而不是楚人；庄子思想属于中原文化，而不是楚文化；庄子是宋国的没落贵族，为宋庄公后人……2张老师着重指出，除了涉及惠施的记载稍有错乱之外，《庄子》对庄子生平的记载有序而完整：

在《内篇》中，记载的都是庄子的学术活动，也没有谈到收徒的情况。从《天运》到《山木》，开始出现庄子与贵族交往情况和收徒讲学情况。从《山木》到《说剑》，不但记载了庄子与贵族的交往，而且还记载了他直接同国君的交往。这一情况，正是一个思想家从学术研究开始，逐步受到贵族乃至于国君重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至乐》写庄子妻子去世，《徐无鬼》写朋友惠施去世，最后以庄子本人的去世作为全书的结尾。3

所以《庄子》所载庄子事迹是对庄子言行的忠实记载，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很可能经过庄子本人的编辑和整理。

此外，根据《庄子》中庄子生平记载所提到的地名和可以挖掘出的地点资料，可以发现《庄子》中所记载的“庄子的活动范围以商丘为中心，南到淮河，北到邯郸，东止于鲁国，西到过大梁，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呈椭圆形展开”，这是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先秦时期，作为一名隐士，他（指庄子，编者按）的活动范围一般是以自己的家乡或主要生活地为轴心而展开的”4。可见，《庄子》中的关于庄子生平记载确有所据，在整体上是可信的历史文献资料，如鲁迅先生那样将其当做“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的寓言来看实在是大谬特谬。

2、《庄子》所见老子的事迹与思想渊源

《庄子》中老子的事迹很多，其中《大宗师》的“老聃西游于秦”、 《养生主》的“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以及老子与孔子多次对话的记载，都可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实际上，《庄子》中关于老子和孔子的这些记载都可以归属为“重言”，正如《庄子·大宗师》所说，“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可见使用“重言”的用意在于尊重长者和前辈，所以需要重申德高望重的耆艾之言。《庄子·天下》有“以重言为真”，这就说明《庄子》中出现的耆艾之言是以求真为指向，其内容本身更应该是真实的。老子无疑是《庄子》中耆艾之典型代表。

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明确指认“老子修道德”， 《老子》“言道德之意”，所以老子是修道者，《老子》是论道之书。那么，《老子》中的修道思想完全是老子个人的创造吗？不是，至少不全是。从《庄子》来看，修道是中国先秦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庄子·大宗师》在对“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的大道进行一番论说之后，列举出了从远古时代直到殷商时期得道的各位著名人物，其中有几位是上古时期的帝王：“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

饶宗颐先生曾经力推“先老学”这一概念并考证“精于玄牝”“谷神不死、守生养气”这些传为老子师的荣成的遗文可以与《老子》文句互证，进而证明荣成的思想是老子思想的来源之一。5《老子·第六章》1的“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很可能是出自于已经散佚的古书《黄帝书》。如果说传说中四处问道最后修道升天的黄帝代表了先秦时期一个难于稽考的修道理想的话，那么《庄子·在宥》中广成子的论道言论则可以对老子修道思想所代表的久远学术渊源提供说明：

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女（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汝）形，无摇女（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汝）内，闭女（汝）外，多知为败。……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汝）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

其中的“慎女（汝）内，闭女（汝）外”与《老子·第十二章》的“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可以相互发明；“多知为败”与《第四十八章》的“为道日损”可以相互对照；所谓的“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近乎于“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 老子·第十四章》）；“无视无听，抱神以静”与“致虚极，守静笃”（《老子· 第十六章》）基本同義。所以这一段对于至道的论述无疑是老子道论的先声。endprint

3、《庄子》所载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的事迹与思想

孔子也是《庄子》中所说的耆艾，所以《庄子》所记载的孔子话语也是“重言”并具有求真这一指向。总体上来看，《庄子》中的孔子事迹是真实的，庄子及其门徒在写作《庄子》之时对孔子言行的记载没有故意作伪的动机。《庄子》之中还记载了孔子几个弟子的事迹，其中关于颜回、子思、曾子的事迹特别值得注意。颜回、子思和曾子所言恰恰符合《庄子·寓言》中对寓言的定义：“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即引用与庄子约近同期的其他先秦人物所言，用以说明《庄子》之修道主题。

第一，《庄子》所载揭示了孔子思想的复杂性。根据《庄子》所载孔子的事迹，特别是其曾经向老子数次请教，可以对孔子思想的深层次内涵进行考察。孔子是儒家宗师，但是这并不妨碍其思想中具有道家面向。孔子思想受到老子的深刻影响，其对老子所主张的“道”有一番认知与实践。2至少在孔子甚至莊子那个时代，后世所谓的儒道互斥并不是先秦诸子中一个清晰的分判。《庄子》所载的孔子多次向老子请益，还受到多位道家人物训导，乃至于接受和实践道家思想，这丝毫不影响孔子的伟大，反而使得孔子“学而不厌”的君子形象更加丰满，更加光辉。孔子思想的修道面向一方面反映出先秦诸子初起之时就存在着思想的交流和融合，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修道思想在先秦学术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第二，《庄子》所载说明颜回和曾子很可能受到修道思想的影响。根据王叔岷先生的考证，先秦之时《庄子》影响极为广泛，修道思想很可能也影响了颜回以及曾子。《庄子·人间世》有孔子以“心斋”教导颜回的记载，而《大宗师》中颜回则以“坐忘”反益孔子，这一互相教益的过程反映出孔子与颜回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惟其如此，颜回才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颜回“坐忘”，所以能够以苦为乐，并被孔子再三赞叹：“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3孔子不耻下问，虚心跟从弟子颜回学习，学习其“坐忘”之能，与之发明的是《论语·子罕》中颜回对孔子的赞叹：“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庄子·天下》有“以寓言为广”，可见但凡是庄子时代所能够找到的对“道德”有所说明的言论，都尽可能地被收录进《庄子》。如果说孔子和颜回的“心斋”和“坐忘”反映了儒家学人中的翘楚对修道思想的力行实践的话，那么曾子以及子思之言被《庄子》记载则反映出庄子及其门人对儒家学人求道忘躯的精神境界的认同。因为“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所以醉心于“致道”的曾子几乎放弃了物质生活，“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襟而肘见，纳屦而踵决”1，其刻苦力行直与粗食陋巷的颜回比肩。

结 语

《庄子》寓言的“藉外论之”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在现代文体中经常出现的引用他人话语，当然引用他人话语并不意味着引用者必然别有用心地捏造他人话语。与今世引用不同的是《庄子》所引述的内容往往是生动的对话，这就把他者言说的具体情境也尽量完整地记录下来了。两千年前，庄子及其弟子在创作《庄子》的过程中没有动机也没有必要去学术造假，去贬低诋毁，去编排故事，相信那时候的思想创造者的品德或节操比后世要高尚得多。即使《庄子》因为各种其他原因而羼入今天看起来“很可疑”的部分内容，这也应该是先秦古籍在流传中产生的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庄子》寓言的含义不理清，先秦道家研究就难以深入，庄子及其弟子更会始终被指认为“说谎者”。古人可欺乎？

Correcting the Meaning of Zhuangzi Yuyan

Zhang Peng

Abstract： There is no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value in Zhuangzi Yuya， and it is a misunderstand about Zhuangzi text. This misunderstand comes from three sources： first is translation error wh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butt joint； second is a misreading of Shiji text； third is the limitation of Zhuangzi Yuya literary researches. As far as Zhuangzi text is concerned， there is no faking or inevitable faking in Yuyan that means to express ones opinion by citing others sentences， especially Yuyan points to truth along with Zhongyan that means citing the sentences of old persons with noble characters and high prestige. So， except Zhiyan that means imaginary figures and stories， there is a lot of reliable speech of many real persons of pre-Qin period in Zhuangzi. Those speech has irreplaceable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value for the study of Zhuangzi lifetime and thoughts， for the study of tracing Laozi thoughts to the source， and for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complexity.

Keywords： Zhuangzi； Yuyan； Historical Document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