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力

“小恶”导致纳粹大屠杀

◎陈大力

1933年，纳粹三大集中营之一的达豪集中营建立。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多数是纳粹的政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营成了屠杀犹太人的人间炼狱。它之所以演变成后者，乃是纳粹在处理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过程中，一次次临时调试和改变所累积的结果。同样的，那些亲手实行屠杀的纳粹分子，原本不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狂，也是由善良的普通人逐渐演变而成的。

党卫队中的模范和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本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家里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进入集中营后却成了魔鬼般残忍的杀手。纳粹医生爱德华·维尔特在为纳粹工作之前，是一名受人爱戴的医师。后来他加入纳粹，被派往奥斯维辛，在那里，他创建了整部奥斯维辛医学屠杀体系。很多纳粹分子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周末，他们在家里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但到了工作日，在集中营，他们又泰然自若地把无数犹太人、吉普赛人送进毒气室。

当时，有位奥斯维辛的工作人员刚参加工作，初见骇人场面时他吓坏了：筛选犯人时，到处是强杀、驱赶，有个党卫队士兵还举起一个生病的小孩子，拿他的头去撞卡车的边缘。他愤怒极了，找到上级说：“我没法在这里工作下去，请把我调往前线。”上司没有发火，只是建议他忘了这段对话，再干干看。过了不久，这位工作人员就适应了他的工作，后来他回忆那段往事时，还说那是一段让人愉快的日子。

在《纳粹医生》中，几乎所有参与屠杀的纳粹医生在接受审判时都有着这样的表达：我是被迫这样做的，并且“我在职权范围内尽量减少被屠杀者的数量”，“我对注射技术进行改进，使死亡的痛苦大大减低”等。

责任的无限分散或许是解释“普通人成为恶魔”的关键，如果让一个普通人去主动杀害一个无辜者，他可能做不到；但如果把“杀一个无辜者”分解成100个步骤，而这名普通人所负责的步骤只是“坐在实验室里调制一氧化碳”，他完全可能做到。纳粹医生们之所以不认罪，便很可能是这么想的：我只是0.0001%的恶魔，为什么要作为100%的恶魔受审？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对“普通人为何变成恶魔”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作者阿伦特曾前往耶路撒冷法庭观看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艾希曼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从未面向观众。阿伦特听完艾希曼的辩护后总结道：“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

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如果缺乏思考力和判断力，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代言人—这就是阿伦特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如此的远离现实、停止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灾难可能要比这个人自身具有的所有罪恶动机加在一起还要严重。”因此，阿伦特认为，唯有始终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个体才有可能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抵御“平庸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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