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

商贩暴动，吓跑官员

◎韩福东

1908年，湖广总督赵尔巽在去四川就职之前，需在汉口登陆，向各国领事馆辞行。巡警道冯启钧考虑到总督坐着马车，出入窄巷多有不便，就在5月12日早晨电话通知麾下警察，取缔主要街道货摊，将其迁到偏僻的地方营业。

在此之前，巡警还要求各商铺规范店面，撤去吊牌、横牌，商铺因不情愿，故迟迟未撤，警局即派人手持斧锯，将商铺、吊牌、横牌拆下，断作数段，并对商铺处以巨额罚金。商贩当时即有怨言，只是未酿事端。路边摊贩对强迁的承受力较商铺更弱。当他们发现只能在指定的几个过于偏僻的地点售卖货物时，认为警方无异是在绝其生路。

《申报》记录了最初的抗议情形：“14日下午，有数千人到巡警局、汉关道署、夏口厅署、都司署及武昌鄂都署，要求取消禁令。冯启钧说这事是个误会，今天制台（赵尔巽）已经走了，各商贩可以正常营业了。商贩们听后，纷纷散去。”

继任的湖广总督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给出的信息远比《申报》劲爆：“赵尔巽14日并未离开汉口，仍复拜客，只是改乘车为骑马，当他正驰驱市中时，被众商贩拦住，赵尔巽立即勒回马头，拼命狂奔，竟驾扁舟而逸。众商见其飞奔示怯，一时人声鼎沸，相率穷追。”

因官员到访而闭市，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想象之事，但彼时的中国商贩对此不难接受，只要别对他们永远禁绝就好。冯启钧是个聪明人，见商贩上访闹出事端，才转换主意，这似乎印证了“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在官府试图平息民愤的过程中，对商贩不利的谣言开始传播，巡警局下属的三局地段的小贩认为自己所在区域被永久禁止贸易，因此在当晚九时起开始打砸三局机关。暴动很快蔓延，其他分局也相继被砸。军兵荷枪实弹前来镇压，直到凌晨两点始渐平静，但接下来的传言“官场将严拿数百名暴动首要处以死刑”引发了商贩更大的恐慌。

接下来开始有数千人成群结队阻止汉口大小商铺开业，不肯关店者即遭打砸。沿街卖菜的小贩一旦被发现，摊担立即被掀翻。按照当时媒体的报道，所有沿街卖熟食的店铺、米铺均被抢掠一空。在汉口小贩暴动的过程中，有14家日商也受到冲击，其中两名店伙计还身受重伤。由此演化为外交事件，日本领事向中国政府提出索赔，并电调兵轮至汉口。

冯启钧15日这天急匆匆赴警察三局弹压时，竟被众小贩团团围住，多亏铁路勇营（临时招募的民间武装）搭救才得以脱险。他位于河街邱家巷的清佳茶楼，被数百名小贩捣毁殆尽，他私有的渡江轮船也遭破坏，小贩们声称要渡江去拆除他的公馆，吓得他紧急发电，令眷属到两广会馆暂避凶锋。据称冯启钧还曾潜乘小轿渡江向新总督陈夔龙辞职，被温言挽留。

事后，湖北省致北京军机处的电文颇有意思，暴动的起因被这样表述：“14日小贩相约同赴警局，求免迁摊，适有地方棍徒闻知此事，乘机播弄，于是乌合之徒……相率滋闹，该局理劝不服，仓促间打碎羊油灯盏，延着板壁烧毁庙屋半座……”

至于为迎接总督大人而进行的闭市行为，上呈军机处的电文中是这样说的：“伏查此次滋事在冯启钧饬迁货摊，系为保护地方治安起见……惟既未别筹小民贸易场所，事先亦未据禀报，遽行出示勒迁办理，未免草率。”说到底，闭市这个事，从根本上说是“保护地方治安起见”的必要之举，只是冯启钧做得有点草率了。如果谨慎从事，下次高官亲民下访或与国际使节盛会之际，将商铺关停以保证治安还是必要的。

冯启钧最后被“先行记大过三次，仍责成妥办善后”。这个“仍责成妥办善后”意义深远，它预示着冯启钧仍被视为可信赖的股肱之臣，接下来“严拿此案首要”的秋后算账行动中，他必将发挥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清政府给14家受冲击的日商赔银32466两。至于中国商户的损失，则未入法眼。此次风波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当权者听闻15日事变前，摊户“先在涵万茶楼聚众集议”，故拟下令“严禁茶馆聚众结会，如知情不报，定即严究”。

一场惊动军机处的暴动，以这样加强社会控制的反思收尾，晚清官场的痼疾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在官本位已板结的社会结构中，底层民众的权利诉求即便以打砸抢的方式寻求出口，也如同硬拳打在了棉花上。而正因为没有来自权力内部深沉的回应，它最终借助三年后一场军营哗变，所谓辛亥年革命，以极少的伤亡，意外地结束了一个时代。

编 辑 / 夕 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