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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我当老师

2017-09-07刘道玉武汉大学前校长

南方周末 2017-09-07
关键词:私塾武汉大学毕业

刘道玉 武汉大学前校长

刘道玉 武汉大学前校长

按照传统的说法,花甲之年已算是进入到老年了。人到了老年怀旧之情油然而生,这时我拟定了两句话作为自律:才高八斗,蒙育有师,不忘师情;树高万丈,落叶归根,不忘乡情。当然,这只是自勉而已,我并非是八斗之才,但师恩是不能忘却的。我亦非是万丈之木,而且也做不到落叶归根,只能是像王维诗句所言,“独在异乡为异客”,并将终老在异乡。

唐朝韩愈在《师说》中云:“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我从7岁开始接受蒙育,先后经历了私塾、国民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留学苏联,前后共20年,直接授业于我的老师计有35位。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从不同的领域给予了我教诲,使我获得不断的进步。但是,从总体上说有三个阶段的老师对我帮助最大,也使我终身难于忘怀。

首先是私塾的蒙师。我的启蒙教育是在翟家古城私塾,在这里读了三年的私塾,启蒙老师是翟秀才。古城是关公斩蔡阳的地方,在《三国演义》第28回中有记载。古城离我家有12华里,我们之所以选择私塾是因为收费低廉,而且可以用粮食代替现金。在这三年中,最大的收获是先生为我起了一个刘道玉的学名,而且还赐给了“叔嘉”的字号,他解释说玉乃嘉宝也,也蕴意嘉言懿行。在私塾的启蒙主要是学习《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背诵少量的唐诗,学习珠算和练习大字,这些使我获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知识。翟老先生教我背诵唐朝李绅的《悯农》的诗句,至今我仍然记得其二诗句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对农民辛劳的写照,我也目睹过父辈们的苦难,因而自幼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并且把“勤”与“俭”二字作为我毕生的座右铭。

我是由初三上提前考入襄阳高中的,这是湖北省八个重点高中之一,因而师资配备得非常强。语文老师是罗大同,毕业于私立华中大学,后来调到武汉师范学院当教授;数学老师宋起善,亦是毕业于私立华中大学;物理老师刘叔远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老师曹云程毕业于私立金陵大学,生物老师王寿刚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老师王文轩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政治课老师兼班主任邓菊先,亦是毕业于清华大学;体育老师吕存照毕业于襄阳师专。看了这个名单,不难发现这是一个超强的师资队伍,他们身体力行、言传身教,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诲,使我们终身受益。他们以辛劳的汗水浇灌我们这批禾苗、把我们送上成才的征途。每当回忆自己的成长道路时,我总是不会忘记这些老师的恩德。

我20岁才入大学,主要是解放后中学停办,不得不在农村劳动了两年。大学学习的内容与学习方式,完全不同于中学,虽然老师的讲授很重要,但主要还是靠自学。大一的普通化学是化学系学生的启蒙课程,主讲老师李培森先生是武大理学院院长邬保良的高足,他学识渊博,循循善诱,深入浅出,使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化学基础,也使我们终身受益。武汉大学历来重视教学,而对科学研究则重视不够,所以在学习期间,并没有获得必要的科学研究能力的训练。

在我大学毕业的前夕,当时李达校长出于爱才之心,邀请在北京赋闲的曾昭抡教授来武大任教。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因为曾昭抡是全国著名的“六大右派”之一,当时还没有给他们平反,这无疑需要无私无畏的勇气。所幸的是,这一请求获得了高教部的批准,1958年3月曾昭抡先生只身来武大赴任,而他也因祸得福,得以从事他所喜爱的化学学术研究工作。

曾昭抡先生出身于书香和宦官世家,是曾国藩的堂曾孙,曾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是一级教授,是解放前后化学界唯一的两朝科学院的院士。他是中国化学学会、中国化学会志和中国化学名词编译委员会的创始人,是名副其实中国化学界的学术泰斗。同时,1951年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等教育司长,1953年成立高教部又担任副部长,对我国科学和教育贡献诸多。

我大学毕业后,适逢曾先生到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他在全国首创了元素有机化学的新兴学科,并担任这个教研室的主任,我被安排作为他的助手之一。在他的领导下,八位助手分别开展有机硼、有机氟、有机硅、有机磷和金属有机化学的研究,率先建立了全国首个元素有机化学专门化,招收研究生,接受进修教师,举办学术讲座等。在先生的建议下,1964年12月,在武汉召开了全国首届元素有机学术讨论会,从而把一个暮气沉沉的化学系,带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开创了全国化学学术领域里的三个第一。

在曾先生的建议下,我赴苏联攻读副博士学位,师从世界有机氟化学权威伊·克努杨茨院士。回国后在曾先生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如何选择科研课题,如何撰写学术综述评论。特别提到的是,曾先生指导我撰写《有机氟化学》一书,经过两年的努力,完成了45万字的书稿,可惜终究未能出版。

曾先生到武大时已年过花甲,但他壮心未与年俱老,在学校近8年的时间,开创了他个人学术事业的高峰。万分可惜的是,他再次遭到厄运,他的夫人俞大絪(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俞大维的胞妹)是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已先于他非正常亡故。先生本罹患癌症,在备受折磨之下,于1967年12月8日去世,享年仅仅68岁。

经过中央批准,1981年3月3日,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为曾昭抡先生举行庄重的追悼会,宣布为他平反昭雪,我参加了这个追悼会,在先生遗像前恭敬地行了三鞠躬。今年是曾先生逝世50周年,仅以这篇短文寄托我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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