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创始人档案”

这是一个凝聚“初心”的构想。

中国公益慈善正在蓬勃发展，其间的成绩和困惑，可圈可点。作为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贡献了巨大心力，又践行了一个又一个突破性行动的公益前行者，他们身上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创业”故事，又有哪些可以探讨的“苦果”经验？而这些故事、经验、思考，值得记录下来，以启发公益新人。

从本期开始，公益版将聚焦这些公益机构有着特殊经历的创始人。

在大事上徐永光很“武断”，有时他的意见和大家的意见差距很大，他就说“照我的办”，“我不开大会集体讨论，集体讨论要么发生争吵，要么大家说假话，两种结果都不太好。”

徐永光说：“我就是要冲击，冲击得公益行业的人都坐不住，不然这个行业还行吗？”

田甜

徐永光最近又高调了一回，是他新出了一本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这本书甫一面世，遂在公益界引起不小争议。当然，也有不少赞成者。

有近30年公益经历的徐永光现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几度在争议之下承受巨大压力。而每当他往台上一站，总是掷地有声，姿态放松，笑容儒雅。你很容易被他感染，即便不同意他的观点也会听他说完。

当过团中央局级干部，参与创办中国公益知名品牌之一的“希望工程”，做过十几家公司的董事或监事，现在他又努力向一名“合格”的公益投资人转变。不过徐永光坦言他骨子里还是想做低调之人。

他的前同事问他是否写本回忆录，他拒绝了，因为不想出名。一名企业家想出资设立“永光奖”，徐连说“使不得”，谤随名高，他不想把十字架一直背下去。

徐永光近年来发声不可谓不刺耳。有的公益组织道德自慰，执行项目效率低下，他喊出“淘汰掉三分之一公益组织，公益行业才有希望”；优秀的公益项目难以扩大供给，创办人满足于在小范围内沾沾自喜，过养尊处优的生活，他大呼“公益创新不求规模化，就是花拳绣腿”；有的基金会把所有钱都存入银行，怕投资赔了本，他毫不留情面地批评：“慈善资源的无效使用是最不道德的”……

他频频语出惊人，因为“对公益行业太关切”。既然在圈子里混，大家又如此关注他，在他看来公益行业发展如何自己是有责任的。

他力主在公益行业建立市场机制和价格体系，发展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可公益界谈“改革”等字眼都色变，还是自己先来搅浑这潭水吧。他等着有人能驳倒他。

南方周末访谈了多名业内外人士对徐永光的态度，有人说他是引领者，有人认为他搅乱了公益生态，有人批评他凭直觉和个人偏好做事，有人则直截了当地提出：“如果徐永光有错误观点，不知会误导多少人啊！”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在《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序言中说，作为“中国公益第一人”，徐永光一直是他最为尊敬的慈善界拓荒者。公益之路漫长且坎坷，徐永光就这样忍辱负重，冒险求索。可以说，“徐永光一直是在风口浪尖上，不断地革新着国人对于公益事业运营机制的认知，推动着中国的公益和慈善组织向更为高效、影响力最大化的方向发展。”

徐永光对他在公益行业发挥的作用仍不尽满意。

“我的定位就是一名推动者，所以不会去说些四平八稳、八面玲珑的话，我相信自己对公益改革大方向的把握基本是对的，有的人怎么就是脑子僵化、不知道要跟着变化走呢？”

商业天分

在徐永光的老家、商业土壤强劲的温州，即使在非常时期还天天有人“投机倒把”。

三十多年后，徐永光仍清楚记得一名叫陈瓯江的供销员，“是个技术天才”。他倒卖了2吨钢材，还帮助一家电焊机厂完成技术改造，赚了一万多块，结果却被判处“投机倒把罪”。1976年，陈瓯江死于那场运动中。

市场经济的先驱成了先烈，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徐永光委托他在温州的朋友写了陈瓯江的历史调查，刊发在当地日报上，“我要为他‘平反，不能让世人忘记还有这么一个人。”

离开温州之后，徐永光的商业天分逐渐显露出来。

1978年，他被抽调到北京筹备共青团十大。会议结束后他不想留中央机关，却被告知，等通知时间来京报到。

其他人都拖家带口来了，报到当天，徐永光却一个人空着手来，他是来“道别”的。组织找他谈话，谈了8个小时徐永光还是不愿留北京，“明天上班我们继续谈”，他这才只好留下。

八年后，徐永光已当上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因为他“做事情投入”“搞了很多创新的名堂”，每两年就升一次职。1987年，徐永光着手起草《共青团体制改革的设想》，其中提到“建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为青少年发展筹集资金”。

1988年，建立青基会的提案获得通过，徐永光终于逮着机会“下海”。他提出就由他来牵头筹备青基会。1989年3月，中国青基会注册成立。

据徐永光透露，中国青基会有数亿元非限定性资产，应该是目前国内公募基金会中自有资产最大的一家。不过启动之初，它一穷二白，除了注册资金，团中央只拨付了1万元办公经费。钱不够用怎么办？

时任青基会办公室主任顾晓今回忆，当时青基会的理事长是团中央书记，徐永光如果想动员共青团系统筹款，每名团员捐1块钱，全国加起来也是个大数字。但他不走这条“捷径”，而是一开始就面向社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运用“市场”手段筹款。

筹备青基会的同时，徐永光还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少年读物发行总公司”。作为团办实业，发行哪一类读物能赚到钱？徐永光瞄准了彼时蓬勃崛起的个体工商户。

该公司以团中央名义与国家税务总局合作，发行了几百万册个体工商户税法教育读本。1990年，该项目净赚了两千多万元。按照与公司约定的分成，徐永光赚了一大笔，他也有了更多资金探索基金会新的筹款方式。

青基会于成立当年发起助学项目“希望工程”，最开始是以募捐信为主要筹款方式。顾晓今记得，她和同事每天上班都对着一本企业黄页上的地址手抄信封，上班抄不完，下班后带回家接着抄。青基会共发出了几十万封募捐信，收到一百多万元捐款。不过徐永光对募捐信筹款的效果不满意。赚到钱后，他决定在《人民日报》投放募捐广告。

这则募捐广告迅速打开了希望工程的社会认知度。

“希望工程是永光打下来的天下。”现任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资产与财务管理委员会筹备组组长的刘文华如是评价徐永光。刘文华于1991年进入青基会工作，直到2007年离开。他说，徐永光不仅创办了希望工程，他还根据各方需求，运用新的方式和手段不断调整机构和产品，才奠定了希望工程在行业内的地位。

1992年，中国青基会实施“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它采用“一对一”的定向资助模式，满足了捐赠人的成就感。当年，青基会捐款收入比前三年总和的4倍还要多。

这时有人质疑，青基会管理能力已到达极限了，徐永光不信。他请航天部第一研究院为青基会开发一套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一年后，该系统投入使用，青基会当年的筹款总额再次翻番。

“在天堂地域间走钢丝”

从1989年青基会成立到2001年，徐永光担任秘书长期间，中国青基会工作人员最多时不超过50人。它如何做到援建上万所希望小学，使千万名儿童直接受益？

“体制支持，市场导向，缺一不可。”徐永光说。

他运用市场手段，尽可能将体制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中国青基会调动共青团系统内的资源，与各省青基会、地方政府及学校合作，全国可能有上万人都在做希望工程，中国青基会的主要功能是做设计和把控。徐永光还让中国青基会注册了“希望工程”商标，授权各省级青基会系统合规使用，这是国内首例将公益性社会活动注册商标。

在希望工程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时，徐永光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也在机构内部愈加鲜明地呈现。

几名青基会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证实，徐永光欣赏和无比信任在某方面能力突出的人，进而会看不到这个人的缺点。当着机构外人的面，徐永光会不留情面地批评同事，有点“不分内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味道。在青基会，任何人可以对徐永光提各种建议，当面驳斥他随便说，不过，“提出与徐永光主张相反的做法一定会被他驳回去”。

徐永光对南方周末承认，在大事上他很“武断”，有时他的意见和大家的意见差距很大，他就说“照我的办”，“我不开大会集体讨论，集体讨论要么发生争吵，要么大家说假话，两种结果都不太好。”他说。

不过徐永光在不算大的事情上很放得开。有的事项，他授权中层来决定，需要他签字时，他只是一支笔，经常连具体内容都不看。有一次刘文华调侃他，你写个“枪毙徐永光”去找永光签字，他也会同意。

青基会违规投资事件使徐永光备受争议。此事风波已过去十多年，至今上网百度徐永光，还依然留着“徐永光腐败”“徐永光为什么倒不了”等标题。

青基会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徐永光做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绝大多数项目是他拍脑袋决定，他会和几名副手商量，不过几名副手很少否决他。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前，按当时规定基金会不得从捐款中提取运作成本。要解决运营经费，它只好打时间差，把捐款存银行或者做投资实现保值增值。1995年，人民银行总行规定，基金会购买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基金的保值增值必须委托金融机构进行。

青基会擅自投资多个商业项目，赢的待公司上市后赚了一个多亿，失败项目血本无归，不过整体上盈大于亏。2002年，青基会投资失败项目被曝光。至今徐永光仍对南方周末咬定：“我要是不违规投资把钱都交给信托公司，我早就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将捐款存银行，1993年-1996年间，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0.98%。在1998年以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均不低于7.92%。

“我看不上。”徐永光说。

他在职攻读法学硕士时，论文是研究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在徐永光看来，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1990年代投资房地产没有不赚钱的道理。有两个房地产项目，青基会各投资800万，结果惨遭失败，徐永光将其归因于公司内乱。

不过青基会在当时并未向公众披露具体投资，财务在做账时以盈补亏。徐永光对此坦承，人们都希望希望工程万无一失，他为此一直背负十字架，在天堂和地域间走钢丝。在中国的法律、制度和舆论环境下，拿捐款投资失败了简直就是犯罪。他不敢对公众公开，事情被捅出来后，他只好自食苦果。

如今徐永光对这次风波早已释然，“你做多大的事，就要承受多大压力。”他说，每当想到这一点，内心就特别平衡。

两次“不及格”

在青基会违规投资风波发生前，徐永光已辞去青基会秘书长，2005年他再辞去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关于辞职原因，按徐永光的说法，“一名管理者不该一直把机构把得死死的”。1999年，希望工程风头最盛时期，徐就想辞掉青基会秘书长，折腾了两年才得以交接。

而在徐的后任秘书长顾晓今看来，徐永光偏爱尝试新东西，脑子里不停地有新想法，“他总是不断攻克新的山头，而不是守在一座山头。”

离开青基会后，徐永光去了中华慈善总会当副会长。他原本是要大刀阔斧地改变这家官办慈善机构，进而推动更多变革，结果不到一年辞职走人。

徐永光在中华慈善总会时筹备了首届中华慈善大会。

会议完成后，徐永光悄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直到2007年，南都公益基金会宣布成立，由徐永光担任首任秘书长。2017年南都公益基金会十周年的答谢会上，南都集团总裁周庆治转述了徐永光的一句话，耐人寻味。

2006年，徐永光与周庆治一次长谈，徐永光说：“我做了中国青基会，也去中华慈善总会干过，官办基金会这条路我已经做到头了，我希望做一个民办基金会，我们一起来发起和推进如何？”

彼时，《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私人出资成立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在当时国内还属于新事物。2005年底，周庆治将除酒店外的南都房地产卖给万科，实现了财务自由。两人一拍即合，2007年5月，南都公益基金会注册成立，周庆治是主要捐赠人。

南都公益基金会定位为资助型基金会，理事大多数来自商界，他们注重资金投入的杠杆作用和效益。徐永光没想到，头三年他担任基金会秘书长期间，有两次测评都被人打了“不及格”。

新公民学校是南都基金会成立后资助的首个重点项目。徐永光的想法是，农民工子女如果全都进入公立学校就读，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压力会加重，政府不愿意；如果上私立学校，这些成本将全部转移至家庭，家长负担不起；南都基金会资助加社会捐赠、政府补贴、家庭出资，三方共担成本办学，或为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出路。

南都公益基金会为每一所新公民学校投资200万元，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寻找办学人。在项目设计中，这一次性200万元资助是希望起杠杆作用，以此撬动更多社会支持和政府投入。

事与愿违。当时的新公民学校目前已基本关停。

刘文华2007年离开中国青基会后，曾负责新公民学校项目。他告诉南方周末，“给钱就像个无底洞”。有一所民办非营利打工子弟学校，在没有得到南都基金会资助前正常运营，获得资助后却接连亏损，等着南都再给钱。“它自身的筹款和运营能力下降了，新公民学校到底帮了它还是害了它？”刘文华反思道。

有几所新公民学校的校长是被徐永光硬拉下水去办学，他承认用人失误，“高估了办学者的能力”。

后来周庆治在南都基金会一次理事会上开玩笑：“如果永光说谁是好人，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如果永光说谁是坏人，那个人一定是坏透了！”由于新公民学校运营效益差，2009年，南都公益基金会一名理事给徐永光打了不及格。

另一次“不及格”是在评估资助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项目时。2008年汶川地震后，南都基金会拿出1000万元，支持了七十多家NGO灾后重建。评估结果认为，这些NGO普遍存在执行项目效率低、财务不规范等问题。

公益向右，商业向左

如今徐永光做南都公益基金会已有十年，前三年当秘书长吃了两次“不及格”，他说自己“差点混不下去”。在这家出资人强势的资助型基金会，他必须学做一个精明的商人，注重每一分钱的投入产出。他认为自己目前还算不上一名合格的公益投资人，但比公益行业内大多数人都走在前面。

南都公益基金会每年有三千多万元预算资助机构和个人，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支持社会企业。徐永光说，能够形成商业模式的社会问题领域中，商业比公益配置资源时更有效率；从长远看，社会企业解决社会痛点，也比一般商业公司能获得更多投资回报。

几年前，徐永光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有人请他去讲课，如果是听课学员免费，拿政府或者捐赠人的钱举办培训，他坚决不去。

他的理由是，学员花钱听课，一定会计算投入产出比，货比三家，重视选择和收获，从而促使培训机构不断改善产品；更重要的是，只有不烧钱的课程才可持续。

徐永光在公开演讲中多次提到一名国际志愿者，这名志愿者做留守儿童学前教育，已在云南农村办了两百多所收费幼儿园。其运作模式是，老师从本村知识青年中选出，工资由家长平摊；而捐赠投入部分，主要用于租教室场地、配备教学器具和教师培训费用。在徐永光看来，这些幼儿园有社会企业的潜质，只有收费才会让家长重视对孩子的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以“观点独立”著称。如今康晓光对徐的行业影响力表示出担忧。他曾说，徐永光到处讲社会企业，是否会将更多资源和关注度导向可以形成商业模式的领域，而救灾、大病救助、倡导等其他公益领域将被进一步边缘化？

在《公益向右商业向左》新书发布会上，壹基金秘书长李劲提出，公益行业作为第三部门，独立性、志愿性、公共性是其基本要素，却在政府和市场的夹击下被冲刷得模糊不清，公益向右商业向左，是否会进一步摧毁本来就不牢固的公益生态？

徐永光则不担心这些，“我就是要冲击，冲击得公益行业的人都坐不住，不然这个行业还行吗？”他说。

徐永光今年69岁，他依旧保持多年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一两点多睡觉，经常是12点之后开始刷一部美剧，第二天依然精神矍铄。

他喜欢吃海鲜喝啤酒，曾经痛风发作了好几年，他就先吃药物再海鲜啤酒朵颐。这些年他的痛风治愈了，他说自己“就是不信邪”。出差时，徐永光总爱叫上同事晚上出去喝啤酒，吃路边大排档，兴之所至，他上去掌过勺，对着大锅炒几下。

他认为走到今天公益这条路是他最好的选择。“我看人太菩萨心肠，人家都说我做生意会被坑，如果一直做官，我这么个人谁知道今天在哪里啊！”徐永光说。

（作者系《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