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晓燕

摘要：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黄金时代”以后，民主社会主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困境。在民主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无法摆脱多重危机和两难困境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社会党纷纷走向了转型道路。为了迎合民众的需求，社会党借助“第三条道路”对传统价值体系进行抽象化阐释。从实际效用看，“第三条道路”确实更新了传统的理论体系和政治策略，但是它在原则上放弃了作为制度目标的社会主义，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根本上脱离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两难困境；第三条道路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4.0018

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党建立了一系列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福利和医疗、教育、卫生等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使西方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被人们称为“黄金时代”。然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西方国家经济状况的普遍衰退，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策略本身固有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西方国家的社会党在错综复杂的多重危机和两难困境之中步履艰难，他们如何革新传统的政治理念，从而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发展趋势，又将选择何种转型路径，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一、当代民主社会主义遭遇的多重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西方国家的社会党一贯坚持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政策纲领已无法适应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民主、自由、平等、团结和互助等核心价值理念逐渐成为抽象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对现实社会失去了指导作用。

第一，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商品、科技、信息、人才等资源在世界市场范围内重新整合与分配对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它也造成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拉大、不公平现象加重等问题。社会党认为，资本主义违背了人类固有的正义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因此，他们采取多种形式的民主计划措施来限制资本的扩张，并且以高税收、高额累进税来遏制资本的过度膨胀，确保贫富差距能够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但是，这些经济政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彻底失去了效力，因为民主社会主义依靠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已经不能适应于资本、企业规模和劳动力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的趋势。

第二，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民主社会主义实行了一系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吸引了西方国家广大民众对社会党的大力支持。社会党根据民主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和国家的财政收入条件来保障每个人享有“工作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因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權利；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1]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难以顺利进行，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政府财政危机日益成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三，社会党认为，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提高、物质条件富足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目标的关键。然而，这种单纯以科技推动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暴露出深层次的生态危机。西方各国民众已无法容忍以科技应用为核心的工业经济对自然和社会的迫害，人们逐渐意识到“一个合乎人道的社会的实质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水平。”[2]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中指出：“如果继续按迄今对待自然环境的办法直线向前发展，就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耗尽重要的自然资源并且使生态循环系统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3]7879。大多数热衷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民众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抗议，他们联合起来进行生态政治运动，从而威胁着社会党的执政基础。

第四，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工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社会阶级结构。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越来越模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界线已经被打破，而且现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多层化和复杂化彻底动摇了社会党的政党身份和阶级基础。社会党自产生时就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但是如果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数量不断减少，社会党的支持力量则会不断减弱。这样一来，社会党就不能代表社会阶级的多数人，而变成少数人的政党，从而失去了代表绝大多数的阶级基础。

第五，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各国掀起了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东欧的政治变革表面上有助于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扩大，实际上却造成了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在柏林召开代表大会，一些社会党国际成员对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来阐述社会党的理论与策略提出异议，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托马斯·迈尔反对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他认为，苏东剧变已经使民主社会主义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了，由“民主社会主义”引发意识形态的混乱已经使党陷入了困境，需要用“社会民主主义”取代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英国工党理论家吉登斯认为：“现在社会主义——至少，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4]132133所以，他主张用“社会民主主义”概括英国新工党的理论与政策。

二、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变革中的两难困境

从民主社会主义遭遇的多重危机中可以看出，社会党若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坚持贯彻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危机，但若要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必然会面临各种无法预料的难题。

首先，具体而言，社会党着手调整党纲理论与政治策略，积极地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他们在竭力化解危机的过程中不自觉地陷入了两难困境：面对全球化的加速趋势，社会党主动要求改革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和策略，调整传统发展模式中阻碍经济运行的因素，否则就难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改革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和策略必然会引发支持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选民对社会党的不满，因为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广大工人群体，传统理论和政策主要是倾向于维护工人阶级或者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一旦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对社会党失去信任，那么社会党及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必然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其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进入经济增长乏力的滞涨期，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与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难以维持成为社会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面对这种困境，他们把矛头指向了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社会福利制度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标杆”，它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果社会党以削减社会福利为手段来达到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目的，这不仅违背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初衷，而且还会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引发广大民众对社会党的不满和敌视。所以，社会党在既要维护社会福利制度的优良传统，又要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解决财政危机和就业问题的两难处境中步履艰难，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对于社会党来讲，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再次，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社会党认识到需要调整党的纲领，重新定位党的角色，强化自身的“人民党”身份。社会党的阶级基础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且也吸收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任何阶级群体，尤其是争取日益庞大的社会中间阶级群体。但是，政治纲领的调整不仅没能有效地巩固社会党的阶级基础，反而冲击到社会党阶级基础的稳定性。因为中间阶级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多元化群体，而且他们在思想上没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共同的政治信仰，社会党要把中间阶级吸收到阶级基础中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要考虑到中间阶级的灵活性以及他们对社会党的忠诚度，而且还要考虑到如何将中间阶级与传统工人阶级基础统一起来。因此，如何既不损害到传统工人阶级的利益，又能够争取到广大社会中间阶级群体的支持，平衡不同阶级群体之间的利益是摆在社会党面前的又一难题。

第四，在民主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面临社会现实的巨大挑战时，新自由主义转变了其传统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价值取向，把平等、正义或公正等价值理念纳入自由主义体系中，在赋予每个人自由地追求幸福权利的同时兼顾弱势群体和少数人的生存发展权利，这种转变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坚持民主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社会党构成了巨大威胁，社会党试图寻求变革，却又难以突破传统理论框架的樊笼，从而在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轨迹上迷失了发展的方向。为了摆脱自身的尴尬处境，社会党不得不在传统理论与现代社会变革的冲突中重新反思自身的定位问题，寻求既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革新道路，以期摆脱危机，走出困境。

三、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型路径

面对政党和民众对民主社会主义质疑的压力，西方各国社会党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民主社会主义革新运动。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公开地使用“第三条道路”来标榜自己的政治哲学，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地响应英国工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革新，施罗德打着“新中间派”的旗幟进行新的定位，并与布莱尔共同发表联合声明——《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由此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英国工党共同走向了“第三条道路”的变革之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逐渐衰落的情形下，“第三条道路”对于社会党走出困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试图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融合在一起，实际上，这种融合是“一种新的修正主义，是起源于早期伯恩施坦主义的一个永恒进程的一部分。”[5]

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多数国家呈现出“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的浪潮。英国工党理论家吉登斯用“第三条道路”来命名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哲学，这表明他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既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它的意义在于摆脱左与右二元对立的思想禁锢，构建开放性、多元化的政治哲学。具体而言，“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三条道路”主张继续推进民主政治的民主化。在开放的信息社会中，传统的代议民主制度和民主方式已经不够民主，“民主的民主化将要求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它原有民主的程度而采取不同的政策”[6]6364，利用现代化的民主途径确保民主选举制度的透明性、公开性和公正性。“民主的民主化”不仅要求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而且要求社会层面的民主。“第三条道路”认为，要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市民社会，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促进民主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市民社会领域的自治组织或团体培育出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对于人们提高民主意识和完善民主制度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第三条道路”要求缔结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契约关系，其政治哲学的价值原则是“无责任即无权利”[6]6364，也就是说，自由权利应当理解为“行为自主”，公民不是被动地接受政府给予的帮助，而是公民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共同体中去， “简单说来，这是一种自由塑造自己生活的能力”[7]185186。“第三条道路”认为，传统的福利制度原本是为个人获得实质的自由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但是它在实施的过程中却成了自由的对立面。一方面，政府的责任过大，导致政府利用福利政策干涉甚至侵犯民众的个人生活；另一方面，消极的福利措施不但不利于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反而使人们对福利制度产生了普遍性的依赖。所以，福利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变传统消极的福利制度为积极的福利制度，积极的福利政策必须体现权利与责任相互结合的价值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积极的健康，变无知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4]132133

第三，“第三条道路”突出平等和公正的重要性。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强调分配平等和结果平等，主张每个人在法律权利、经济保障、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的平等分配，但却忽视了机会平等。“第三条道路”认为，传统的平等观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吉登斯指出：“社会民主党不但必须修正他们追求平等的方法，还必须修正他们关于平等的概念。”[6]6364

平等的价值原则必须与社会多样性、人的差异性统一起来。平等并不是要求每个人的生活处境达到均等，而是保证每个人拥有平等的起点和机会。在机会平等和起点平等的基础上承认“有限的不平等”，这种“有限的不平等”恰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有差别的平等意味着保证最大可能程度的自由，承认对个人的自我发展有利，而对社会一体化不会造成威胁的一切个人差别都是合法的并且给予鼓励。”[3]7879

“第三条道路”要求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经济政策上具体表现出要把市场自由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没有自由，市场就无法有效率地运行；没有平等，市场就会拉大社会差距，“第三条道路”既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和“最小政府”的政治理论，又反对依赖国家权力和政府计划调控市场以实现社会目标，“政府的任务并不是仅仅约束市场和技术变革，它还担负着帮助市场和技术变革为了社会利益而运转的职能。”[6]6364在全球化的经济运行模式下，“国家不应是划船人，而应成为掌舵者”[7]185186，政府在市场中不应过多地进行控制，而是要通过教育、培训为人们提供就业技能，而且要和企业进行合作或帮助企业共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

四、结论

总的来讲，在面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时，西方社会党善于根据时局的变化修正传统的理论和政策。在当代西方社会党看来，“修正主义”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英国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者克罗斯兰认为，“从过去的历史看，修正主义是令人尊敬的；而且修正的越多，传统教条越是显得不合时宜，这一常识性观点不应该被视为异端邪说。”[8]“第三条道路”是社会党为了迎合时代发展的又一次修正，“这个‘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4]132133为了寻求一条全新的政治理路和思维框架，英国工党理论家吉登斯突出“超越左与右”的政治口号，企图与传统的或保守的政治哲学区别开来，打破长期以来左派与右派对立的思维框架，淡化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争论。

“第三条道路”在应对全球化的多重危机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西方国家的社会党重返政坛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从理论本质上看，“第三条道路”是多种理论折衷妥协的结果，它没有基本的理论立场，核心概念模糊，直至今天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可以说，“第三条道路”只是一种试图摆脱危机的“应急预案”，其理论和实践以灵活多变的政治理论和策略选择来应对危机中出现的各种难题。“第三条道路”无论是在政治策略上还是理论原则上都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目标，并且向资本主义制度让步，甚至承认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成了空洞的概念”，正如法国诺斯潘所述：“毫无疑问，已不再能把社会民主主义界定为一种‘制度。我认为，现在再按照制度的概念——资本主义制度、计划经济制度——来行动已不是绝对必要的了。我们也没有必要来界定一种制度。我不知道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将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知道作为价值总和、作为运动、作为政治实践的社会主义可能是什么样的。它是一种思想启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动方法，它要坚定不移地参照那些既是民主的、又是社会的价值。”[9]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作为制度目标在当代民主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失去了地位，成为纯粹理念层面的价值体系。

自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政治理论界围绕着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应当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社会党在理论上阐释和发展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实践中进行社会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建立福利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值得我们借鉴与应用，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改革的方向正在趋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其理论的生命力必然依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并且其理论的实质已经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此，我们应当全盘否定，绝不能吸收借鉴。回顾这场争论，如果我们冷静地审视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转型过程，就会看到任何政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它所产生和发展的歷史传统、社会环境和经济政治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西方社会的传统历史文化，而且与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相辅相成，密切关联。民主社会主义宣扬的自由、平等、团结、互助等价值理念是对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继承与发展，民主社会主义一方面高扬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把价值理念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等领域，追求价值理念的全面贯彻与落实。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终究是西方政治文明不断演进过程中的产物。

我们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遭遇的危机、两难困境以及转型的价值取向中看出，西方国家社会党在倡导民主社会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具体的乌托邦”，通过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完善来取代追求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他们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更加注重于阐释价值理论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如何能够在21世纪的已经改变的条件下以新的方式正确地实现这些基本价值。”[10]他们围绕着自由、平等、公正、团结等价值理念在既定的制度体制内进行局部的、改良的变革，而不再关注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和根基建设，更不再提及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现实化、全面化。但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发展与演绎一旦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就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空洞理论，违背了广大社会民众的集体意向。社会主义建设固然要不断变革，不断发展，但是变革或发展的前提基础应该着眼于现实与理论的统一，把握客观事实与理想价值两者之间张力的平衡点，既要确立建基于社会必然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建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两者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社会党国际文件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78.

[2]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M].殷叙彝，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34.

[3]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M].殷叙彝，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王学东，曹军.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3）：4651.

[6]吉登斯.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评[M].孙相东，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7]陈林，林德山.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8]克罗斯兰. 社会主义的未来[M].轩传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061.

[9]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6869.

[10]殷叙彝.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制定过程中关于基本价值的讨论[J].国际政治研究，2007（2）：314.

（责任编辑王婷婷）

Abstract：After experiencing the “golden age” of 1950s to 1970s， democratic socialism fell into the unprecedented dilemma. In the case of the value system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couldnt get rid of the multiple crises and dilemmas， the socialist parties in western countries had moved toward the transformation roads. In order to cater to peoples needs， the socialist parties explained the traditional value system abstractly in the “third way”. In the view of practical utility， the “third way” indeed updated 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strategies. However， it abandoned socialism as a system goal in principle and denie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socialism. So， it had detached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socialism in fundamental ways.

Key words：democratic socialism； socialist party； dilemma； the third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