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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VAR模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2017-09-06于翠萍

对外经贸 2017年7期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VAR模型

[摘 要]“十二五”以来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上升趋势,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江苏省产业结构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基于分析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历程,运用VAR模型,采用1995—2015年度的样本数据分析了江苏省外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相关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优化;VAR模型;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7-0031-06

一、引言

在全球化浪潮下,作为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的江苏省,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在经历了三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开始显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诸如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加速转型,增长方式向创新型拉动转变等,被称之为“新常态”。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尚未复苏,国际投资环境普遍低迷,江苏省进入了趋利避害、扬长补短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

国内外很多学者就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Blomstrom、Kokko、 Zejan (1994)认为,随着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就越显著,就越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Basu、Guariglia(2007)在对119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分析后,发现FDI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具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双重影响。他们研究发现对现代新兴产业而言,FDI促进了该产业的发展,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东道国产业发展的失衡,例如三次产业中的农业的比重将会不断降低。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就FDI对中國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裴长洪(2006)认为FDI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发现国内一些产业发展对外资过于依赖且不能完全消化和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史星际、崔佳佳(2011)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FDI对我国中部六省产业结构的影响,认为FDI对中部六省三次产业均有正向效应,优化了地区产业结构。朱玮玮(2017)基于2003—2013年中国双向FDI和制造业相关省级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就双向FDI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流入的FDI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但作用的边际影响递减,总体呈倒U型走势;流出的FDI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双向FDI的协调发展共同提升了制造业产业结构。

二、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经济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2015年江苏省地区国民生产总值首次冲破7万亿大关,达到7.06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二。与此同时江苏省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人才优势和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其经济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征。

(一)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平稳增长,外资依存度逐年上升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增长迅速,中国以其富裕的廉价劳动力以及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不断提升的劳动者素质等优势,逐渐在国际分工中居于重要地位,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位于长三角的江苏省,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在政策的推动和江苏省独特的吸引力下,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总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的江苏省,凭借其在中国独特的区位、人才、基础设施等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为江苏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本,带来了先进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2013年江苏省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472.68亿美元,是2003年的1.5倍,首次成为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省份。2003—2014年江苏省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和实际外商投资额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实际FDI相对于合同FDI的比重越来越高,说明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资金到位率越来越高。即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江苏省合同FDI的规模也是有增无减,在2011年达到最高值,2012—2014年有小幅度的回落,但是这两年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较以前年度反而上升,资金到位率和外资项目成功率高,反映了江苏省经济的活力和吸引力(见表1和图1)。

(二)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以独资形式为主

改革开放之初,江苏省为了吸引外资,推出各种优惠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合资经营企业。这一时期外资对中国国情不了解以及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处于试探性阶段,多数选择与国内企业合资的形式,即通常是外方出资金技术,中方以土地、厂房等形式投资。这种合作形式一方面是外商直接投资规避对东道国法律、环境、政策等方面不熟悉的风险,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对引入FDI方面有投资比例的设限,相关政策并不完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江苏省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完善。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放宽了投资要求并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放宽了对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入方式由以合资经营为主逐渐向以独资经营为主的方式转变。自2000年开始,江苏省FDI的合资经营企业的比重降至33.22%,而独资经营企业的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8.98%,并且直到2014年都一直呈现出越来越高的比重。2007年,独资经营企业的比重超过80%,合资经营方式的比重下降到了20%以下(见表2)。截至2014年累计78.45%的FDI以独资经营企业的形式进入江苏省(见图2)。当然FDI越来越多的以独资方式投入,也主要出于对其核心技术的控制和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随着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经营环境的熟悉和中国经济体制和各项政策的成熟完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更多选择独资的形式以获取最大的收益率。

(三)江苏省FDI主要投向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服务业的比重在逐渐提高

从产业分布格局来看,一直以来江苏省FDI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其中又以制造业占比最大;第三产业略低于第二产业,而且与第二产业的差距不断缩小,说明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第一产业FDI占比一直最小,维持在2%左右。因为自加入WTO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达国家的很多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而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承接了许多制造业的转移,所以FDI主要以制造业为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江苏省分布于第二产业的FDI比重最高,虽然逐年减少,但始终保持最大比重,在50%以上。与此同时,江苏省分布于第三产业的FDI比重逐年上升,到2015年占比为46.6%,紧逼第二产业占比。根据密集度对FDI产业分布要素进行分类,江苏省FDI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其次是劳动密集型,最后是资源密集型。

三、江苏省产业结构的变迁分析

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有两个(罗斯托,1962):一是科技水平的提高导致各产业增长速度的差异,从而改变了一国的产业结构;二是主导产业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而更替,从而改变了生产和消费,最终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江苏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江苏省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呈现出了“二、一、三”格局。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江苏省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下降,自1990年以后,江苏省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三、一”的新格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江苏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差距逐渐缩小,到2015年,江苏省第三产业占比超过了第二产业占比,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调整为5.7:45.7:48.6,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同比增加2.33%,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同比都稍有减少,这标志着江苏产业结构从“二、三、一”格局演变为“三、二、一”格局。

有关衡量产业结构水平变迁的度量方法很多,常用的是用各产业的生产总值比重变化来分析产业结构水平的优劣。这个度量方法简单,但是仅仅反映了产业结构水平的规模结构,不能体现生产效率等质的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情况。因此,本文参考周昌林、魏建良(2007)使用的测度方法,在将劳动生产率纳入产业结构水平指标计算的基础上,并作简化处理,具体按下列方法核算产业结构水平,见式1:

其中H指地区产业结构水平;Hi表示第i个产业部门的产业结构水平,该值越大,表示该部门的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越高,产业结构越合理优化,越趋向于高附加值;ki表示第i个产业部门的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pi表示第i部门的产值,li表示第i部门的就业人口,i=1,2,3,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

总体而言,自1990年以来江苏省产业结构呈现出不断优化的趋势,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化。尽管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最低,但其绝对值是不断上升的。到2011年第二产业一直是劳动生产率最高、结构最合理的产业。但是第三产业与之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并且到2012年第三产业的劳动效率超过了第二产业,这说明第三产业中附加值高的现代服务业不断发展,向高附加值、高收益、高技术产业发展,结构更加优化(见表5)。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率有所提升。

四、江苏省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5—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时间跨度为21年。产业结构升级衡量指标采取按式(1)计算的H指标,其值的大小代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程度。江苏省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以FDI表示,按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为了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以及可能出现的异方差,而且对数据取自然对数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对H和FDI都取对数以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各变量数据分别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本文所使用的分析软件是Eviews 7.0。

(二)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现象做时间序列分析时,一般需要选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平稳,即不能有随机趋势或者确定性趋势,否则就会产生“伪回归”的问题。现实的时间序列数据大部分是非平稳的,所以一定要對各变量进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本文将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对lnFDI和lnH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检验结果看,在5%的水平下,变量在一阶差分时都平稳,说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三)计量模型

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没有任何事先的约束条件,既可以对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预测,也可分析随机扰动项对联合内生变量的动态冲击。因此,本文采用VAR及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见式2。

(四)协整检验

本文将采用Johansen 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关于模型的滞后阶数,综合依据FPE、LR、SC 和AIC 准则,确定滞后期为5阶,具体结果见表7。

Johansen检验的结果见表8,说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Johansen协整关系,表明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根据检验结果,协整方程如式3所示。该方程表明长期而言,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可以推动0.431609个单位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指标同方向的变动:

DLNH=0.431609DLNFDI式3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图形分析

由于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存在协整关系,且VAR的单位根是稳定的,因此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9,表明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但产业结构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本文接着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VAR模型进行OLS估计, 其脉冲响应图形如图3所示。

图3的左上图,反映了一个标准差的江苏省产业升级指标变化值DLNH的冲击对于自身的影响,初期会有一个高的正面的影响,幅度为1.794%,接下来的第2-7期从0.6758%减弱到0.1079%,随后从第9期开始逐渐在零值趋于稳定。右上图反映了江苏省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对于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DLNFDI冲击的反应,初期没有反应,从第2期开始上升,第3-4期反应最强烈,第三期达到峰值0.9283%,说明产业结构在受到FDI的冲击有个滞后反应周期,主要的影响期在第3-4期最显著,随后5-10期反应减弱,出现了微弱的负面影响,幅度为-0.1466%,到第11期影响越来越弱到0趋于稳定,整体冲击幅度不大。

图3的左下图反映了LNFDI对于一个标准差LNH的冲击反应,影响较显著,幅度较高,但影响持续时间不长。在初期有个正的冲击,峰值1.8621%,随后回落,自第6期开始影响趋于0。右下图一个标准差的LNFDI的冲击对于自身的影响,第一期有个正的影响,随后到第3期回落为负的响应,随后从第5期到第7期产生正的积极影响,并逐渐回落至第9期影响减弱并随后一直稳定至0值。

总之,从脉冲响应函数的图形可以看出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产业结构优化指标有一个长期的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且持续时间较长,但是影响较弱,幅度较小。而产业结构优化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一个较显著的影响,但是持续时间不长。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了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产业结构变化的历程,并在此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长期影响,且是江苏省产业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是从脉冲函数图形来看,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江苏省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虽然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但是影响程度较弱。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有关,尽管总量上江苏省FDI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都是短期获利为动机,某种程度上带来了资本、新的管理理念与资源,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是江苏省FDI主要流向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低端加工制造业,或者房地产业占据了服务业FDI的大部分份额,这些类型的投资并不能促进江苏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因此,江苏省要结合产业政策制定出合理引导FDI产业流向的外资政策,改变过去粗放式的引进外资方式,鼓励和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到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健全有关外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如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交易政策,以建立外资的长期保障机制,为外资长期发展创造软、硬件环境,使得外资不再是获利即流回母国的短期投资行为;转变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鼓励更多的本土企业和外资的合作和合资。目前,江苏省外资的进入大部分是以独资企业的形式,本土企业就很难享受到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外部效应,因此,要鼓励和引导外资和本土企业的共同合作,让本土企业享受到外部性,也会有助于外资投资的长期性。

[参考文献]

[1]Blomstrom, Magnus, AriKokko, and Mario Zejan .Host Country Competition, Labor Skill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by Multinationals[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94:520-532.

[2]Parantap Basu, Alessandra Guarigli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equality, and Growth[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7 (29): 824-839.

[3]朱瑋玮.双向FDI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级动态面板的实证分析[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1):110-117.

[4]冯小舟,周荣荣,张倩.江苏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合理化与高级化维度的分析[J].调研世界,2016(11):1-4.

[5]于翠萍.江苏省服务业发展现状及FDI开放度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7(3):5-7.

[6]史星际,崔佳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六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21-126.

[7]裴长洪.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十一五”时期利用外资政策目标的思考[J].中国工业经济,2006(1):33-39.

(责任编辑:郭丽春 董博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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