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

摘 要：汉隶具有刚柔并济的艺术特色，具体分析其刚柔之势，需要以汉隶中具有代表性的碑刻为例，进行分析比较。《张迁碑》与《曹全碑》同属汉隶成熟的东汉时期，且均是汉隶中光彩夺目的碑刻，出土时间、碑刻内容都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两者的艺术风格却迥然不同，分属“刚”“柔”两种艺术特色。从两者的笔法、字法、章法、墨法进行分析，能够对汉隶“刚”与“柔”的艺术特点有更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汉隶；《张迁碑》；《曹全碑》；刚；柔

一、汉隶

隶书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承接篆书的书写特点，开启楷书的书写范式。战国晚期始现隶体文字的样式，至秦朝则形成隶书的基本风貌，到汉代，隶书的发展趋于成熟。关于隶书的源起众说纷纭，如隶书即“今文”“佐书”“史书”“篆之捷也”等。虽然关于隶书起源的名称不同，但从文字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广泛持有的共识是隶书源于篆书。由此来看，这一观点是较为合理的。

我们通常所称的隶书，就是汉隶；另外一种是“古隶”。“古隶”是对早期隶书的一种称呼，它既有篆书的体势，又与隶书有些许相似之处。汉隶是隶书成熟后的称呼，隶书至汉代时已趋于成熟，汉代的主要文字书写样式就是隶书，隶书又称“八分”，字形扁平，笔势舒展。东汉时期隶书的成就达到顶峰，刘勰《文心雕龙》中记载：“后汉以来，碑碣云起[1]。”东汉的碑刻主要有摩崖、石经、碑刻等主要类型。摩崖石刻，多记录工程竣工，如《石门颂》是为记录修缮道路工程的石刻，字体古朴，气势磅礴，浑然天成。为了给统治者歌功颂德、祭祀祖先功德等，常以巨石树碑刻文，这类刊刻的文字就称为碑刻。因此东汉时期，留存了许多在书法史上享有盛誉的碑刻，如《曹全碑》《礼器碑》《乙瑛碑》《张迁碑》等。这些著名的汉隶碑刻风格各异，各自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因此要从其中选取能够代表汉隶特点的碑刻进行比较。

二、《张迁碑》与《曹全碑》的相似性

《张迁碑》《曹全碑》均是隶书成熟时期的碑刻代表，但其艺术风格又各有特点。二者的隶书风格有刚柔之分，但又能够展现汉隶刚柔并蓄的艺术特点。

《张迁碑》全称《漢故榖城长荡阴令君表颂》，于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由韦萌等故吏为纪念张迁的功德而立。碑高约2.9米，碑宽约1.07米，碑身的两面均刊刻有隶书，碑阳分为15行，每行42字；碑阴分为3列。明初出土于山东省旧东阿城南，现存于泰安岱庙。《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由王敞等人为歌颂曹全的功绩而镌立。碑高约1.7米，碑宽约0.86米，碑身的两面均刊刻有隶书，碑阳分为20行，每行45字；碑阴分为5列。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合阳县，现藏于西安碑林。

从碑文刊刻时间看，《张迁碑》与《曹全碑》均完成于汉隶成熟的东汉时期，《张迁碑》于东汉中平三年完工，《曹全碑》于东汉中平二年刊刻，两者完工时间相差较短，隶书的艺术语言已具有相对稳定性。从碑文刊刻内容看，张迁的先人、祖辈均是辅佐帝王的肱骨之臣，张迁性情敦厚，为人谦恭有礼，颇有才干，广施仁政，他的故吏为纪念其功绩撰文刻碑，以铭勒万载。曹全的祖先曾是有功之臣，他为官清廉，忠君报国，其部下为追念曹全而镌立碑文。两者都是下属对已故官吏的歌功颂德，字里行间均彰显其卓越的才华和高洁的品行，且语句优美，辞藻清丽，追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从碑文出土时间看，两者均出土于明朝时期，从明清时期至今，历代的学者对于二者的研究从未间断，研究具有极强的连续性。

综合分析东汉的碑刻后，发现《张迁碑》和《曹全碑》的刊刻时间、刊刻内容、出土时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选用《张迁碑》和《曹全碑》进行对比，能够较大程度上排除其他客观因素的干扰。

三、《张迁碑》和《曹全碑》的刚与柔

汉隶的碑刻形态各异，风格不同，艺术特点也各具特色，不同碑刻的整体风格和艺术特点会有所偏好。《张迁碑》笔画硬实，字体刚劲有力，可以作为雄强派的代表。《曹全碑》以字体娟秀、刊刻精细著称，是汉隶柔美派的代表。两者相较之下，各自的艺术特点更加鲜明。

（一）笔法——方圆各异

笔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用笔，清代《书法秘诀》中记录道：“能用笔便是大家、名家，必笔笔有话趣[2]。”隶书最为主要的特点就是“蚕头雁尾”，并且遵循雁不双飞的准则。汉隶中的刚柔之势是十分富有特点的，以《张迁碑》和《曹全碑》的对比分析汉隶的笔法特点。

《张迁碑》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其笔法的特点不如《曹全碑》那样明显，但仍能够从中发现《张迁碑》所独有的用笔特点。《张迁碑》中多以方笔为主，张继先生认为，“方笔为主，方圆兼备[3]。”用笔棱角分明，强劲有力。运笔的过程中，提按过渡不甚明显，“雁尾”处，笔稍停顿随即展势，从而“雁尾”出。竖画的用笔多方直，显得刚硬有力，准确凸显了“刚”的艺术特点。总体上，《张迁碑》显得古朴厚重，字形之间流露出刚健之感，其用笔已明显开魏晋风气。《曹全碑》则更为细腻温润，笔画的提按变化十分明显，多运用圆笔，逆入平出，方圆结合，书写圆润流畅。汉隶中标志性的“蚕头”圆润，多逆锋起笔，波折起伏，至“雁尾”处，笔画自然顺畅，一波三折。且“蚕头”与“雁尾”整体仍在一条水平线上，不失平稳，能够保证整体字形的稳定性。竖画的用笔中，“悬针竖”与“垂露竖”在其碑文中均有，二者的艺术效果相似，都突出表现了“柔”的特点。

《张迁碑》与《曹全碑》虽同为汉隶，但笔法迥异，刚健与柔美的对比强烈，通过对比分析，能够充分了解刚雄与柔美的不同，准确理解并把握汉隶的刚柔之势。

（二）字法——方扁不同

字法指字体的架构或结构安排，点、横、竖、撇、捺等构字部件的布局排列、搭配组合以及整体字形的虚实分列。字法直接影响字体艺术效果的体现，也影响其韵律美的表达。众所周知的《兰亭序》把字法的差异，在同一幅书法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二十个“之”字的结构变化各不相同，充分体现出不同字法所表达的书法作品的艺术美。

《张迁碑》中的字体多采用篆体结构，字形方正，古拙雄强。其字体于方正之中不乏变化，使得整体结构方整却不板滞，饶有生趣、淡化波折、方整古雅，字形疏密有致，富有特色。字形上下皆紧，中间略微松状，疏朗大气。《曹全碑》结体扁平舒展，布白匀称，字势俊美。关键要把握好字体中的主次关系，虽然《曹全碑》中每个字的线条变化丰富多样，但是每个字形都有一个突出的主笔，作为全字的中心，也是能够突出全字特点的关键。它整体是扁平的艺术效果，且字形均有上紧下松或中间略紧的艺术特点，松紧有度，张弛有效，尤其是“蚕头雁尾”的长波与独特的撇画，使字形更加灵动，线条更加柔和，突出了《曹全碑》“柔”的艺术特点。

《张迁碑》与《曹全碑》的字法也颇为不同，《张迁碑》略方、方整的特点，使得“刚”更加明显；而《曹全碑》略扁，扁的形貌，使“柔”尤为显著，相比之下，汉隶的刚与柔的特点更为突出。

（三）章法——不似之似

章法又称“布白”，书法作品的整体风貌及布局排列的关系。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提及：“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4]。”前人在文章之中多提及章法，其重要性由此可见。章法能够从总体把握书法作品的美感，天下第一行書《兰亭序》的章法绝妙，为后世学习的典范，每个字排列恰当，皆有所照应，气势连贯，具有疏密得当的艺术美。

书法的布局总体上是纵成列，楷书的上下左右间隔较为均等，行书上下紧密，左右间距较大。汉隶的布局通常也遵循纵成列的规则，上下略宽，左右则相对紧密，疏密对比显著。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作书所最忌者，位置均等，且如一字[5]。”《张迁碑》整体排列紧凑，错落有致，规循汉隶的章法特点。由于《张迁碑》的字形较为方整，总体布局较为紧凑，故其章法有独特的艺术特点。《曹全碑》布局疏朗，行间疏松，每个字形在井然有序的大章法中显得参差错落，富有变化，达到一种和谐的艺术美。两者章法符合汉隶章法的规则，但又不完全相同，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因此从章法上看，二者是“不似之似”。

（四）墨法——用墨有别

墨法，从用墨的浓、淡、干、湿、焦等几个方面区分。由于碑刻是工匠把已书写的墨迹作品雕刻在石头上，因此很难从碑刻本身分析作品的墨法特点。但依据碑刻进行书法练习时，能够从用墨中对碑刻的墨法有一定的认识，墨法的特点与字的字形架构、用笔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张迁碑》的笔画粗细分别不大，波折处起伏不大，简短有力，字体方整、严谨。因此练习过程中的笔画较为刚硬有力。《曹全碑》的笔画粗细对比显著，波磔分明，因此在实际的练习书写中所体现出的墨法含蓄柔美。碑帖中体现出的艺术风格，在书写中通过用墨的变化，能够正确反映出碑帖的刚柔之势。

四、结语

《张迁碑》古拙刚健，《曹全碑》温润柔美，二者能够体现出汉隶的艺术特色，通过分析比较，能够对汉隶的“刚”与“柔”有更清晰的认识，能够准确地把握汉隶的艺术脉络，理清思路，区分刚柔之势。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郑州：中州古籍，2008.

[2]朱超. 两大碑学高峰——汉代与清代碑学高峰的对比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

[3]陶然，孙海兴. 融碑于简 求趣由心——张继谈《张迁碑》的临摹与创作[J].中国书法，2015，（08）：102-111.

[4][5]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5，1.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