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家国天下

从先秦到明清，“天下”一语概念的拓展，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不断升华。“国家”概念形成后，其中家国一体观念里提倡的国则必重道德，可以说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在今天，我们的天下情怀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

顾炎武的《日知录》发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的大声疾呼，不唯在当时激起共鸣，到了晚清，又经学人的改造，成为掷地有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图为顾炎武雕像

“天下”一词的人文情怀

在中国古代，“天下”一词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先秦时期，“民”的因素已经被引入到“天下”的意义中。如《孟子·梁惠王下》的记载，齐宣公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无疑应当理解为“百姓”或“民众”，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所体现的以百姓为天下的观念。

这种思想发展至北宋，《奏上时务疏》中阐述：“以德服人，天下欣载；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勿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捨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示天下之公”。可以看出，“天下”一语固有的地域概念，已经明确地向人文领域拓展，这里的“天下”更多抒发的是一种强烈的忧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

风俗文明概念的引入，是“天下”一词向人文领域拓展的最重要表现，这是由顾炎武的《日知录》来宣告完成的。在顾炎武的笔下，明清易代酿成道德沦丧、文化断裂及文明破坏造成的杀戮横行、相互残害。《日知录·正始》中所用“天下”一语，已经不再为旧有的地域概念所能容纳，它讲的是数千年的古国文明，是中华民族深厚而久远的文化传承、价值追求。因此，《日知录·正始》发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的大声疾呼，不唯在当时激起共鸣，到了晚清，又经学人的改造，成为掷地有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

“为政以德”的家国一体观

之后，“国家”概念逐步形成。

历史上“国”与“家”这两个字组成“国家”一词之过程，是家与国同构体同步形成的。可以说家国一体观是传统中国最广泛持久的国家观。

传统中国的国家观是政治、军事、行政性的，又是民事、道德、文化性的，其核心观念是家国一体下的政治与道德的合一，亦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这可以进一步表述为政治要有道德合法性，道德是政治的基础和命脉所系，因此，有德则国兴，无德则国失。《唐律疏议》在其开篇《名例》篇中如是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德礼是治国的根本，刑罚是治国的辅从，两者犹如黄昏与早晨、春天与秋天，只有相互配合、主从相续，才能构成完美的整体（一天和一年）。治国亦是这个道理，只有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才能治理好国家。

传统中国的历史编纂有一个突出的主题和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强烈的道德政治论，而且往往是在家国一体的思考中表达。如《后汉书·文苑列传上·崔琦》所见传主《外戚箴》云：“不相率以礼，而竞奖以权。先笑后号，卒以辱残，家国泯绝，宗庙烧燔。”从“昏弃其家国”到“家国泯绝”，既是失德的表现又是失德的结局，而贯通其中的正是家与国、道德与政治一体共生、荣辱与共的关系。这种关系概括起来并运用到实践中，即是《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的道德政治学。现代学者亦认识到，在家国一体的观念中，国政乃是家政的延伸和放大，国家道德乃是家内伦理的转化和提升，所以凡是国则必重道德，没有道德就不成其国。这就是传统中国政治道德化的由来，亦可以说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为何要重启天下情怀

当今，三重因素催促我们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第一，因为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已经变成关键问题。超越国家视野，确立全球眼光变得日益重要；第二，中国自身扼制了近代以来的悲剧性命运，而对中西文明的碰撞产生新的认知，知晓必须超越中西文化的价值冲突和地域性对抗。中国现代文明走到了站在人类文明门槛面前的关键地步；第三，中华文明在决断自己发展未来的当下，也到了需要重新检视自身文明遗产的关键时刻。

我们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并非仅仅去重建一个原来以五服体系、朝贡体制为支撑的制度结构。传统的天下体系所包含的三方面含义，地理和制度意义上的当代价值已经不太明显。这一体系中真正有益于人类开拓光明的未来，主要是它的精神理念，即天下情怀。中华民族关注整个世界，重视人的价值一致性，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对今天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而言，确实是最可宝贵的理念。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并不是指天下人都归属于皇族一家，臣服于皇帝一人。相反，其基本精神是“同气相求，民胞物与”。其建立在人的一致性尊严、共同性发展、平等性共享的基础上，就能够具备环宇的感召能量。基于此，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不囿于举国眼光，而必是全球眼光。换言之，这样的情怀，不仅仅只对中华民族自己具有现实意义，倒是对全球治理具有普遍意义；不仅仅是追求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是要全面放开视野，使全球各国、万国万民，都能同呼吸、共命运。由此便具备超越异质性的民族国家建构起来的对峙性世界体系的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主要是要重启中华民族足以矫正现代世界体系冲突机制的宝贵成分。同时，有效克制中国古代天下体系中有“万邦来朝”体现的那种独占鳌头、独领风骚的排斥性观念。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对人类光明灿烂的未来担负起责任。

（《光明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