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于

岁的赵永勇很安静。

普通话里带着一些福建口音。他说自己是四川人，一直都是。

从大海边到川东小镇，回家的路，他走了18年。

21年前，还在上学前班的勇勇并不知道，那次赶场将永远改变自己的人生。

1994年，肖学琴31岁，大儿子勇勇7岁，小儿子宽宽5岁。

肖学琴与赵代富感情很好，丈夫勤劳朴实。在儿子們的记忆中，父亲的肩膀很宽阔，21年后，勇勇仍记得，被父亲扛在肩上一口气从山顶跑回家时，耳边的风声和自己的欢呼声。

肖学琴对儿子们疼爱有加，尽管两个小家伙很调皮，她却很少责骂。勇勇仍记得，生病时被母亲搂在怀中的温暖。这些记忆是他29年人生中，最温暖幸福的瞬间。

1994年7月12日是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永兴镇的逢场天。早饭后，肖学琴出门赶场，刚走出不远，发现两个儿子也跟来了。拗不过孩子们的坚持，她将兄弟俩带到了镇上。

那一天，永兴镇阳光正好，大街上挤满了赶场的人。兄弟俩看见母亲跟一位陌生人说了几句话后，便跟着他走进了一间临街的房屋。不久，另一个陌生人将兄弟俩也带了进去。

虽然收录机声音震耳欲聋，却盖不住母亲声嘶力竭的呼救。任凭兄弟俩哭着跪地哀求，两个男人依然将刀捅进了母亲后背。

那一天，永兴镇上共有4个小孩离奇失踪。

失去了妻子和孩子的赵代富，在苦苦寻找亲人一年以后，绝望地拿起笔，在家谱上颤抖着写下：“1994年7月12日，农历六月初四，妻子肖学琴、儿子赵永勇、赵永宽母子三人失踪。”写罢，已是泪流满面。

被卖到福建莆田的勇勇有了新的名字—— 徐扬。

在陌生的“新家”里，养父母从不告诉他来自何处。他曾多次逃跑，却从未成功。他每天干农活儿、赶鸭子，小学都未能毕业。

在众多的寻亲案例中，被卖的孩子往往被家里当作劳力，一般不会接受太多教育，会识字、能算账便足够。虽然被拐卖时，年纪尚小，并不知道自己父母和弟弟的全名，也不知家在何处，但在勇勇心里，家的印象却从未磨灭。他拼命地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忘记那间黑暗的小屋，不能忘记自己和弟弟被卖的经历。

年复一年，他凭着强大的绘画天赋，画了一幅又一幅画，反复记录着故乡的山水、街道、房屋，以及母亲遇害的场景。

“我害怕忘记，怕有一天找不到回家的路。”他说。

“妈妈还活着吗？弟弟在哪里？他们也在找我吗？”无数个夜晚，他将头埋在被子里，憋着哭声，枕着被泪水打湿的枕头入睡。一次高烧中，他还清楚地看见了母亲，他死死地抱着她，不愿撒手。

13岁那年，勇勇被养父母送到广东肇庆一个玉雕厂当学徒工。养父母希望他早日赚钱养家，而他心中只有一个目标—— 找到亲人。

勇勇最怕过年，工友们欢天喜地地奔回老家时，自己却无家可归。他也会装成开心的模样，买上车票假装回家。为了寻找弟弟，他走过了许多地方，却毫无线索。

2012年，勇勇在寻亲网站进行了登记。他的讲述让人瞠目结舌，真实性一度受到网友的怀疑。从儿时吃的折耳根、香肠，再到冬天屋内取暖的火炕，一点点累加的线索，将家的方向渐渐锁定到四川达州一带。志愿者们去了多个乡镇实地查找，未获进展。随后，达州市公安、民政等部门也发出紧急通知，排查情况。

2012年9月5日，达州市开江县一位热心人透露，1994年左右，该县永兴镇曾经有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同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过当地派出所再三核实，勇勇记忆中的所有细节与赵姓家庭一一对应。

2012年9月11日，在被人贩子拐卖6636天后，勇勇回到老家。在这里，他的名字叫赵永勇。老屋已被拆掉，永兴镇变了模样，18年来不变的是老父亲的等待。迟来的相聚让父子俩恸哭不止。

“勇勇，你妈妈去哪里了？”父亲的疑问彻底破碎了心中仅存的希望，直到此刻，赵永勇才相信，母亲已经遇难。父子俩遂向派出所报案。

凭着从7岁起就不曾磨灭的记忆，警方顺着赵永勇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肖学琴的尸骨—— 当年被害后，她的遗体被分尸、焚烧，埋在了案发小屋后的菜地里。

2013年，弟弟宽宽也被找到。2013年3月17日，赵永勇带着赵永宽回家。

“这条河还记得吗？那个山头记得不？以前我们经常去玩的。”眼前的一切让兄弟俩又沉浸在儿时那些清澈、明亮的回忆中。

“爸，我把宽宽带回家了。”

那一夜，箭口垭村鞭炮齐鸣，焰火冲天。

赵代富大宴宾客，紧紧抱着两个音容已改的儿子，哭得撕心裂肺。他说，最遗憾的是，这些年里，儿子们经历灾难、病痛、孤独、恐惧、绝望，从小孩长成大人，自己却永远地成了局外人。

2012年9月11日，接到赵永勇父子报案后，达州市公安局成立了“9·11”专案组。

2013年2月22日16时40分，专案组开始了对涉嫌杀害肖学琴、拐卖赵永勇、赵永宽的嫌疑人蒲际建的第一次审讯。

在嫌疑人的讲述中，当年杀母夺子的诸多细节浮出水面：

1994年5月，廖定杰向蒲际建借钱，蒲际建向他指了一条“生财之道”—— 拐卖儿童。

7月12日上午10时许，两人喝茶胡吹一通后，刚走出门就看到一个年轻妇女带着两个男孩迎面走来。蒲际建走上去搭讪，以给人捎信为借口，将她骗到了家里。他先与廖定杰一前一后地将她挟持进了里屋，再将孩子带进了房间。

进入卧室，蒲际建随即将收录机打开，并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他一步跨到肖学琴身后，猛地伸出右手，紧紧掐住其颈部，将其摔倒在地上。在廖定杰上来按住肖学琴手脚的同时，蒲际建随手从床席下抽了一把弹簧刀，对准其后背心脏位置连刺两刀。肖学琴马上停止了挣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接着，蒲际建将两个小孩关进了地下室。随后，蒲际建返回二楼，让廖定杰肢解尸体，自己放风。做完这一切，两人洗掉身上的血迹，换上干净衣服，锁好门窗，若无其事地到街上一家饭店去吃午饭。吃罢饭后，两人一起冲洗血迹。

第二天，两人一起将3个尸袋分3处，掩埋于房屋后院菜地内。

为了防止两个孩子哭闹，二人用黑夹子将孩子的嘴唇夹住，并将安眠药捣成粉，拌在孩子的饭里。

7天后的一个夜晚，二人又找来郑智现，三人一起带着孩子，星夜兼程，乘车到福建，来到莆田翁建和家中。翁建和是拐卖儿童的惯犯，其妻子也是早年从开江拐卖而来的。他们将两个小男孩關在屋里，由翁建和出面四处联系买主。

几天过去，一个女人一眼相中了年龄较小的宽宽，最后以7500元成交。临走时，兄弟俩哭成一团，死死抱着对方，不愿分开。

宽宽走后，勇勇以5800元的价格被卖给了徐金池。这户人家有两个女儿，徐金池盘算着等养子长大后与大女儿结婚。

2015年5月，杀害赵永勇母亲的蒲际建、廖定杰依法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

找到亲人后，赵永勇回到了肇庆，那里有他赖以生存的工作。赵代富在妻儿失踪后，绝望中又组建了一个家庭，如今与妻子在重庆打工。赵永宽在北京成家立业。一家人分居三地，依然隔着千山万水。

虽然已近30岁，赵永勇仍孑然一身。他说，常常半夜醒来，仍不知身在何处，找到心灵的家，路似乎还很远很长。

作为西部人口大省，四川一直是拐卖人口犯罪重要的流出地。虽然从法院审理案件看来，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并不意味着拐卖案件的绝对减少。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拐卖儿童犯罪案件涉及的人员多、链条长、地域广，侦查线索很容易中断，被拐儿童大多被卖到较为偏远的地区，加之犯罪的隐蔽性，买卖双方大都以隐名或虚假名字进行交易，即使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被抓获，亦无法查找收买方，且在案被告人供述的情形无相应证据予以印证，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打击收买方的难度，不能有效地打击买方市场，致使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

四川省公安厅正在侦查的一起拐卖儿童案中，嫌疑人交代，他曾拐卖20个儿童，但至今公安机关只找回3名。

买入地户籍管理混乱、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让解救打击工作难上加难。

在广东省汕头市某乡镇，干警们发现，当地5岁以下儿童进行户籍登记的寥寥无几。“很难想象，在经济如此发达的地区，户籍管理工作竟然呈现出如此落后的局面。”一名干警表示。

2009年，中国警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DNA打拐信息库。一旦父母报案孩子失踪被拐，或是警方在工作中解救被拐儿童，或在走访摸排中发现来历不明儿童，便立即进行免费采血，之后把血样送到全国指定的DNA实验室进行检验，并输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进行自动比对。目前该信息库已经成功帮助近4000个家庭团聚。

2010年，四川省公安机关建立起拐卖和失踪儿童快速查找和解救机制。近年来，现案基本都能及时破获，对时间久远、线索模糊的积案，公安机关也从未放弃查找。在一些高发买入地，公安机关还采取强制采血的方式搜集DNA信息。

然而，一些狡猾的买家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逃避采血，或用自己的亲生子女代替采血，使得被拐儿童的DNA数据难以入库。

“外向型的儿童是人贩子的首选目标。”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处处长蒋晓玲说，“一问便知小孩喜欢什么，买点玩具，给些吃喝便能轻易满足。当孩子要找父母时，人贩子便连哄带骗，甚至让孩子对其产生依赖。”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拐卖儿童犯罪的犯罪人手段虽然多样，但利用熟人关系作案却是其惯用的手法。因儿童及其监护人对朋友、邻居等熟识的人员往往缺乏防范意识，给人贩子留下可乘之机。

人贩子打而不绝，在一些偏远地区，贩婴黑色产业悄然兴起。2005年以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发生多起出卖亲生子女的案件，牵出多条贩婴黑色利益链。婴儿出生后，以运送一个婴儿1000元的报酬交由哺乳期妇女送往收买地。父母出卖孩子能得1万元左右，通过中间转手，价格会翻好几倍。

随着近年卖出地打击力度的增大，贩婴团伙又改变作案方式，将怀孕妇女直接集中到买入地，现产现卖。

1996年1月13日，美国阿灵顿市9岁的女孩安珀在家附近骑自行车玩，骑到了比往常更远的地方。8分钟后她便消失。附近一名目击者称，看到一个男人强行将她塞进一辆皮卡车里，车在女孩绝望的尖叫声中绝尘而去。4天后，安珀的遗体在离家几英里外的一条小溪边被发现，惨遭割喉。

安珀的悲惨遭遇促成了美国“安珀警戒”系统的建立。儿童失踪时，紧急警报系统会通过商业广播电台、卫星电台、电视台，以及有线电视向全国发布，并同时会利用电子邮件及无线装置发布信息。专家指出，这一经验或许值得我国借鉴。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也为打拐工作提供了新技术。目前，四川省公安厅正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一套寻人系统。一旦有儿童走失，所有安装该APP的手机终端都会自动推送消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动最大规模的人群成为“移动监控”，帮助寻找被拐小孩。

当前拐卖儿童犯罪之所以屡禁不止，买方市场的存在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大多数买家出于延续“香火”、养儿防老等的考虑而非法收买男童；或因有儿无女，期盼儿女双全，非法收买女童。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同时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规定的或然性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失之过软”的情况。

一些法学界人士认为，之所以会有拐卖儿童这门“生意”，是因为现行法律对买家惩处过轻，他们呼吁应该修改相关法律对买家定罪，实现“买卖同罪”，这样才能有效遏制儿童拐卖。

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指出，如果实行“买卖同罪”，势必会让收买者提高警惕，在收买儿童时隐匿真实信息，加大侦查难度，甚至不排除买家为了掩盖收买行为，杀害被拐儿童的可能。

解决人口拐卖问题远非解决法律条文规定那么简单，还涉及诸多刑法之外的社会问题。

但，人们始终相信，正义也许会迟到，却从不会缺席。

（责编：杨斯媛 shinrikamio@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