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

从人生内涵看，唯有苏轼达到了历尽劫波后返璞归真的人生至高境界。他的月下起舞，享受清风明月，秦观显然达不到，他无法忘怀世事，不但早期反复诉说着“韶华不为少年留”，“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就是在后期的词作中，也不断吟唱着“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都展现出一种虽平常却蕴含哲理的生命至境。“斜日半山，烟暝两岸”，“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衰颓之景透现出深深的不甘。即使最终了悟式地抒发，也是“醉卧古藤荫下，了不知南北”。他一直没有达到苏轼的超脱、旷达，对生命的任意挥洒；他只能是一个生命自由的追求者。他的词表现出生命活力不能舒展的忧郁，表现出在强大外力面前生命的无可奈何。在羁旅行役中，他似乎失落了自己的归属感，他所不断吟唱的实际是对人生归属，对自由家园的深沉而无奈的呼唤。虽不能达到，却始终跋涉在追求自由生命的旅途中，这也就是秦观词韵美的人生内涵。

宋人是很会享受的，这种享受不仅体现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由“忧生”产生的爱惜生命，使得他们重视生命的质量。王瑶先生认为魏晋人热爱生命，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于是提高生命的密度。我们也可以说宋人更加珍爱生命，不能增加生命的数量，于是增加生命的质量。物质条件的优渥也为他们的做法提供了基础，他们尽量打造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空间，使之精致化、审美化，也就是使日常生活艺术化。

钱穆先生说：“宋以后的文学艺术，都已经平民化了，每一个平民家庭的厅堂墙壁上，总会挂有几幅字画，上面写着几句诗或画上几根竹子，几只小鸟之类，幽雅淡泊……甚至你晚上卧床的枕头上，也往往會绣有诗画，令人日常接触到的，尽是艺术，尽是文学，而尽已平民化了。单纯，淡泊，和平，安静，让你沉默体味，教你怡然自得。”这种一般士人日常生活的艺术化首先表现在典雅上，尤其要化俗为雅，化日常生活为精致，使他们做的一切都具有诗一般的韵味。他们不避俚俗，而要以自己的情致修养去化俗为雅，这需要一种深情。“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正是古代士大夫的人格精神的表现，由晋人开端，宋代士大夫继承并且发展了这一倾向。

宋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士大夫的末世情怀更甚，他们的伤春伤别中更多生命之悲，他们的心灵更敏感脆弱，他们因对外在的社会失望而转向对内在生活的追求，因此尤为需要女性的温柔。所以在宋词中，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女性身影，尤其在他们的宦游远谪中，更需要女性的安慰。因此，在宋人的人生理想和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中，都离不了女性的温柔体贴。宋代士大夫厌倦了外在的事功，把它转化为独善风节，对生命的忧患使他们注重内心生活的质量，把平常的生活尽量艺术化，从秦观词中可以看出宋代士大夫的人格风神。当然不仅只有这一种人格模式，但是秦观代表了最大多数士大夫的人生模式。此外，还有以苏轼为代表的人生模式——超逸；以姜夔为代表的生活艺术化的变形——狷洁。这三种人生模式分别代表了三种士大夫的生活，却又合而为一，集中体现在一个人或一群人身上。宋代士大夫的人生“就流动在这三种形态之中，苏轼是理想，秦观是现实，姜夔是变形。理想是难于企及的，现实是需要小心去做的，当现实在社会上碰壁以后，他们就表现出偏执，以狷洁应对社会，这就是宋代士大夫的文化人格”。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把中国文化的进展分为三个时期：先秦、汉唐与宋元明清。先秦时期确定世界大同的基本理想，汉唐时期确立社会政治制度，宋代则文学、艺术、美术、工艺一切如春花怒放般光明畅茂，个性的自由伸展也开始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便再进一步来期求个人内在个性的发展，也就是说，宋代以后士大夫才有了独立的个性人格。那么，宋代士大夫的这种文化人格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第一，这种文化人格使得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不归向宗教，而归向艺术审美，“中国的艺术文学，在其本质上，就可以替代宗教功用”。这就使古代士大夫始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免除了沉溺于宗教的全民狂迷，能够冷静地实现内省式的人格完善。这种人格的完善在于锤炼人的性格，养成诸如坚韧、善良、忠诚等美好的品格，保持凛然的风节，使中华民族有一种内聚力，能够屡仆屡起，尤为重要的是，不放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不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只是待时而动，一旦国家有难，可以立即投笔而起，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二，这种文化人格的修养来源于对生存状态的忧虑，实际揭示了现实社会种种桎梏人性的做法，从而否定了现存的政治秩序与伦理原则，对封建社会有一种潜在的破坏力。

第三，它对个体生命自由的企羡，对诗意人生理想的渴求，客观上指向了一种未来社会的全新的人，一种不为外物所累的自由、充实、审美的新人，呼唤着新的社会的来临。当然，这一文化人格也有缺点，比如软弱、超然，对社会正面的批判不多，这也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消极一面，“风流儒雅而弱不禁风，绵软坚韧而刚性不足，勤于思考而行动较少，凝重含蓄而不够热情”。

作者单位： 山东省滨州实验中学（256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