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脱”嗅《〈红楼梦〉评论》中的“佛味”

2017-08-22韩玲玲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安710127

名作欣赏 2017年23期

⊙韩玲玲［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127］

⊙韩玲玲［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127］

万余字的《〈红楼梦〉评论》浸透了王国维的佛教情结与他的悲剧性格。《〈红楼梦〉评论》不仅立足于叔本华意志论的人生哲学，也是王国维早年人生困惑与佛教情结的集中体现，他的悲观性格使得佛教沁其心脾、入其肺腑，而叔本华悲观厌世，受东方佛教哲学影响，也推崇佛教的“涅槃”，并宣扬“意志寂灭”，他的悲剧人生哲学观深深地影响着王国维，所以说《〈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佛教思想、王国维这四者之间牵扯着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网，而这网的“结点”恰在一“解脱”上：王国维深受叔本华人生哲学的影响，叔本华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的终极追求旨在解脱，而难以实现解脱却是王国维的人生悲剧。

《〈红楼梦〉评论》“佛味”“解脱”

一、王国维的佛教情结

王国维并没有专门研究佛教的论著，其佛教观念散见于他的论述中，比如《〈红楼梦〉评论》中人生苦痛与解脱的核心观念就主要来源于佛教，再比如1905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云：“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同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出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短短数语就指出了佛教在我国的引入与传播，还将西洋思想比喻为第二佛教。

曾不止一人瞥见乃至注视过《〈红楼梦〉评论》中的佛教影子。20世纪60年代，佛雏在《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再批判》中指出，王国维“是以宗教的尺度来读《红楼梦》的”，“叔本华代替了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评论不过是对叔氏披着袈裟的哲学与美学的图解而已”，这里“袈裟”的出现颇有意味，它暗示着东方佛教的潜在影响和隐性浮现。再如早期大居士王恩洋在1939年的专论《王国维先生之思想》中感叹王氏离佛教解脱咫尺之遥，可惜“彷徨于宗教哲学之歧途，寄情于文艺考古之事业，以消磨其岁月与天才，心志未获安定，故终乃出于自杀。是诚天才者之不幸，亦尽人世之不幸也”。又如乐黛云将“何时始终，何处来去”看作是《〈红楼梦〉评论》思考的核心问题，“《红楼梦》一开始，就提出了‘欲’的问题……欲望之不得满足就是佛教总结的人生八苦中的‘求不得苦’”。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王国维“谈佛”既明显又隐晦，显在用语，晦在佛理，《〈红楼梦〉评论》全篇的佛教专用语随处可见，既有佛教人物，如释迦、法秀、世尊；也有佛经的化用，如“梦幻泡影，可作如是观”“若不尽度众生，我誓不成佛”；佛教术语亦比比皆是，如“罪过”“忏悔”“解脱”“挂碍”“绮语”“天眼”“恶魔”等。

二、《〈红楼梦〉评论》中的“佛语”

仔细去看，《〈红楼梦〉评论》中共出现过如下十余处“佛语”，下面列举其中一二。

2“.虽则梦幻泡影可作如是观，而拔舌地狱专为斯人设者矣。”这句是出自《金刚经》中著名的“六如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其中“梦幻泡影露电”，是称“六如”，谓人生无常、世事虚幻、不可捉摸；而“拔舌地狱”是谓人生前毁谤佛法，死后将进入受拔舌刑罚的地狱，语出自《大正藏》“今身言无慈爱，谗谤毁辱，恶口杂乱，死即当堕拔舌、烊铜、犁耕地狱”。

3“.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彼全变其气质而超出乎苦乐之外，举昔之所执著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这句的含义近似于佛教中所说的“苦修“”苦行“”修行”，其中“舍“”执著”都是佛家语。佛教分大乘小乘两派，大乘以“无所得”为宗旨，故曰解脱；小乘以“成果”为目的，故曰执著，又作“执着”，佛教语中指对某一事物坚持不放，不能超脱，“诸外道见是断见是常事已，便生执着，欺诳世间作法形象，所说实是非法。”后用以泛指固执或拘泥，亦指对某种事物追求不舍。

诸如以上例证不胜枚举，这足以体现出佛教对王国维影响至深，而更能让我们从中嗅到“佛味”的也就是“解脱”一词在《〈红楼梦〉评论》中频繁出现，据笔者统计，其在文中共出现过五十六次。“解脱”亦称“度脱”“脱”等，指摆脱烦恼业障的系缚和生死流转的苦痛而得自由自在，是佛家的终极之追求。王国维虽对叔本华的人生哲学顶礼膜拜，但对其“人类解脱说”却持质疑的态度，他认为叔本华“人类解脱说”与“意志同一说”从逻辑推理上来看就存在着矛盾：既然世界意志是“同一的”，那么每一个个体均有相同的生存意志，而作为个体的“我”的意志只是世界意志的极小部分，我们无法保证作为个体的“我”拒绝意志之后其他个体也会拒绝，因而人类的“解脱”就无从谈起；此外，王国维还认为“解脱”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着矛盾，在实践上也是失败的，他以释迦牟尼和耶稣的“无生主义”为例，指出他们为拯救人类罪恶而圆寂、而尸十字架，尽管奉献了一切，但后人的生存欲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愁劳苦却一如从前，不仅如此，就连释迦牟尼和耶稣本人是否真正得到解脱也是一件悬案，是无人能够证明的。所以，王国维觉得“《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又说“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这两句论述与佛家常言“六根清净”“清心寡欲”“看破红尘”基本一致，也就是说，王国维视“解脱”为最高理想，但他的这种解脱是以“绝欲”来实现的，他认为艺术让人忘却痛苦、忘掉欲望，人只有在断绝一切生活之欲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解脱，这种伦理价值观其实深含着王国维离世无欲的致命的悲剧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