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多米尼克·布里埃

鲍勃·迪伦（Bob Dylan），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赋予音乐可以改变人类和世界的颠覆性力量。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音乐艺术家。

鲍勃的恋人：

从一张照片说起

这是一张拍摄于1963年2月一个寒冷的下午的照片，拍摄地点在格林尼治村连接西四街和布里克街的琼恩街上。照片上，一对情侣走在被雪覆盖的行车道正中央。女孩穿着厚重的大棉袄，虽然冻得发抖，但脸上仍洋溢着笑容。她挽着男生的手臂，而男生则耸着肩。即便天气很冷，男生还是只穿了一条牛仔裤，一件轻薄的麂皮夹克里套着一件蓝衬衫。这张照片出现在《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这张专辑的封面上，它也是很多人认识迪伦的第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活灵活现，却又能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法国歌手阿兰·苏雄回忆起他当时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的反应时说：“這张照片上的迪伦集牛仔、反抗者、掉队者和居无定所的流浪者的形象于一身。在当时戴高乐主义时期的法国，这就是自由的象征……这让我无比震惊。我心里想着：好吧，活在世上并不是非要不断存钱或是倾其所有买一辆宝马。比起这些，我更想和他一起出现在照片里，或者是成为他那样的人……”

五十年后，照片的拍摄者唐·亨斯坦仍没能忘却当时的场景：“我第一次见鲍勃是在他位于第四街的公寓里。公寓位于二楼，没有电梯，房间里很暗。我在那里帮他拍了一系列照片，其中有一些是他和女朋友苏西的合照。迪伦当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形象的重要性。他十分自信，也知道如何在镜头前表现自己。随后，我们决定去街上拍几张试试。但是，由于天色暗得太快，我只拍完了一卷彩色胶卷，再拍了几张黑白照片就收工了。”

年轻的迪伦之所以坚持要让他的恋人和他一同出现在这张让大众认识他的专辑封面上，是因为她在他的生活中和艺术创作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仅在1963到1964年间，迪伦就有十几首歌是写给她或是关于她的。况且人们常常忽略了迪伦的大部分作品不是情歌，就是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曲。

这些歌曲大多是自传式的，因此有时人们很难分辨出它们是写给谁的。比如，在《北国姑娘》这首略带思乡情怀的歌曲中，迪伦就回忆起了一位明尼苏达女孩。这首歌里唱的是在明尼阿波利斯时曾与他有过一段感情，在他到纽约后，两个人还常常见面的那个见习戏剧演员邦尼·比彻吗？有一定的可能，不过更有可能的是，迪伦在这首歌中回忆的是更早之前他刚刚开始在希宾玩摇滚时的女朋友“北国姑娘”爱可儿·海斯托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城里演奏，所以女孩子们才喜欢我。”他自嘲地说，“第一个对我一见钟情的女生叫格劳丽雅·斯托里，这真的是她的真名。我第二个女朋友叫爱可儿，这名字也挺奇怪的。后来，我再也没认识过任何一个叫爱可儿的人。我以前总爬到她窗户下的梯子上唱小夜曲给她听。这两个女孩让我展露出了诗人的一面。”

1957年冬天，鲍勃十六岁，爱可儿十五岁。“我最开始对自己说，”1968年时，爱可儿·海斯托姆对罗伯特·谢尔顿回忆道，“他可能只是像朋友一样喜欢我。的确一直是这样的：即便是在一起之后，我们也仍然像朋友一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问他是不是犹太人。他非常迅速地转移了话题……最让我惊讶的是，无论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鲍勃和我之间竟然有了交集……他出生于富人家庭，而我家里很穷……他是犹太人，而我家是德国、瑞典、俄罗斯和爱尔兰的混杂血统。”在迪伦的弟弟戴维看来，父母是因为迪伦与她之间血统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反对这段感情的：“她不是犹太人，而且她家里很穷。在希宾的时候，鲍勃总是和矿工、农场主以及工人的女儿们出去玩，因为他觉得她们有趣多了。”

苏西：

女神？痛苦的源泉？

他真正的“情感教育”开始于他到达纽约半年后，发生在他与十七岁的苏西·罗托洛之间。1961年7月他们相遇时的情境已无从确知，可能是在谢里登广场1号迪伦暂住的公寓里，他的楼上就住着苏西的妈妈玛丽·罗托洛。或者像苏西自己在书中写到的那样，他们是在格林尼治村的热尔德民谣城酒吧认识的。而根据迪伦的说法，他们是在河滨教堂举办的一次广播音乐会的后台认识的，当时迪伦正要上台演出。那天，亚伦·罗麦克斯的合伙人卡拉·罗托洛向迪伦介绍了自己的妹妹苏西。迪伦说：“我没法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是我在这世上见过的最性感的尤物，她有金黄的秀发、白皙的皮肤和热情的意大利人的血统。空气中突然充满了芭蕉叶的芬芳。我们开始谈天，而我的头一直晕晕乎乎的。我听见了丘比特张弓搭箭的声音，他的箭正中了我的心，并带走了它。”

无论他们到底是在哪里初遇的，至少有一点很确定：鲍勃对苏西完全是一见钟情，之后他的脑子里除了再见到这位仅有一面之缘的迷人女子之外，再无其他念头。即便苏西的母亲对自己的女儿和这样一个饥一顿饱一顿、居无定所的“垮掉的一代”的典型来往非常恼火，他还是希望再见她一面。从与苏西陷入热恋的那一天起，接下来的三年中，迪伦都不得不面对苏西母亲谴责的目光：“她是个敏感又咄咄逼人的小个子妇女，脾气古怪，一双黑色的眼睛可以像滚烫的木炭一样穿透你的皮肤。”

不过，迪伦毕竟以善于打动别人著称，因此他费尽心思想要讨好苏西的母亲玛丽·罗托洛。然而，他没能成功。苏西的姐姐卡拉也曾这样描述迪伦和他的“岳母”之间充满冲突的紧张关系：“1961年夏天，妈妈不知道怎么发现了他其实姓‘齐默曼……她总有办法搞清楚她想知道的事情。她觉得迪伦为了自己的发展在利用周围的人，还说他就是一块长着眼睛的吸水海绵。倒不是因为她是苏西的母亲，迪伦才束手无策，而是因为她总好像能看穿他的心思。这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这一点让迪伦有些害怕。他比任何人都更尊敬我们的母亲，但他也一直厌恶她。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讨好她，想要获得她的认同，但从未奏效过。”

与苏西之间的恋情，再加上苏西母亲对他的怒意，这些因素迫使迪伦必须尽快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同时也必须舍弃过去的生活方式。他知道他接下来要做的会违背自己内心的意愿，因为他不再有在各家轮流留宿的自由了。1962年年初，迪伦和苏西一同搬进了西四街161号一间狭小的两室公寓里，租金是每月六十美元，几乎可以算得上免费了。迪伦第一次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自己装修、自己打扫、自己生火，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和别人一同生活。和想象中无异，充斥着爱情、分享与交流的生活让他目眩神迷。

“一对恋人就应当融为一体。可是，应该谁融入谁呢？”王尔德曾这样问道，挑衅却又不无道理。这一问题同样困扰着迪伦和苏西，直到他们分手时都没能找到答案。苏西虽然年龄小，但个性很强，她从来不会在迪伦面前表现出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样子。和她这个年轻时髦的纽约姑娘相比，很多时候，反而是迪伦看起来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外地小伙子。然而，他那令人难以抵挡的孩子气完美地弥补了这一缺点。“鲍勃调皮可爱，这一点十分吸引年长的女性，虽然我母亲对此无动于衷。”苏西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必要时也会刻意这么做。不过，他在人多的时候一般都很腼腆。他通常会通过腿上的动作来表现自己的烦躁，就好像在原地散步一样。不管站着还是坐着，他的腿总是停不下来。在舞台上演出时，他的腿还会随着音乐节奏而动。虽然他的衣着看起来不太自信，但他身上总有一种风度翩翩的气质。他天生就有一种能让其他人注意到他的魅力。”

虽然他们两个人都出生于移民家庭，一个是德裔犹太人，一个是意大利裔，但他们的成长经历完全不同。苏西出生于纽约市皇后区，父亲杰克·罗托洛和母亲玛丽·罗托洛既是工会干部，也是美国共产党成员，因此她自幼就受到行动主义思想的熏陶。这一社会和政治维度是希宾电器商店店主的儿子完全陌生的。即使生活条件不是很好，蘇西还是从她的父母身上继承了极具特点的艺术品味。她既会画素描，也会画油画，同时对现代戏剧和法国诗歌都很感兴趣。在这方面，她是迪伦的启蒙老师，她带他认识了兰波和布莱希特等文人，这些人对他后来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有些传记中，苏西被描述成像皮格梅隆爱上自己雕塑的少女像那样成就了迪伦并深深恋慕着他，但她极力反驳这一观点：“人们总说是我影响了他，可我们之间的影响始终是相互的。我们的爱好也总是相互渗透，比如他会试着去读我的藏书……他总是很真诚。他有一双发现的眼睛，一种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和像海绵一样汲取信息的能力。他在这方面是天才。这种能力让他能根据世间万物进行创作，概括它们的共性，并将其转化为文字和音乐。”

因此，苏西·罗托洛有幸见证了迪伦一天天成长为艺术家的过程。更为珍贵的是，她也见证了他追寻自我的过程：“最初几年，鲍勃就像一个在调色板上寻找颜色的画家。他很清楚自己要画什么，只需要找到合适的方法调出他想要的颜色就可以了。他尝试了别人告诉他的各种方法，这里涂涂，那里画画，不断地试验，刮去旧的，涂上新的，直到获得他想要的效果为止。他深入地研究了各种想法，反复不断地纠结并衡量它们的可行性。最让人担心的是，他总是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平凡的事情神圣化，这一点跟那些诗人一模一样。”

作为迪伦的恋人，苏西倾听着他的心声，帮助他艰难地创作着。但同时，她也需要塑造自我，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她并不像迪伦希望中的那样总是随叫随到。苏西的个性十分独立，因此她有时也会觉得被这种形影不离的恋爱关系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第四街的公寓里的气压越来越低。在每次激烈的争吵中，鲍勃总是表现出极强的占有欲。“我们两个人都极度敏感，”苏西后来这样评价道，“这一点既维系着我们之间的感情，同时也让它变得愈发艰难。”

在公众面前，苏西总是默默地站在迪伦身后。“她和迪伦在一起的时候，”多次与他们共同出席活动的罗伯特·谢尔顿这样形容，“总给人一种活在他阴影下的感觉。即使我能够感觉到她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她也几乎从不表现出来……在感情上，迪伦是个很难相处的男伴，他对那些恋爱经验丰富的女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更别说是一个刚刚十八岁的年轻姑娘……我知道她对迪伦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所以我常常告诉她要多向迪伦提提自己的需求，即便她还是会因此愁眉不展。我不知道她是否认为自己能够在迪伦铺天盖地的需求中找到自己的身份。”

从他们开始共同生活到最终分手的两年半时间里，苏西·罗托洛占据了迪伦的心，以及他的思想和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苏西曾被描述为欲望的对象，常常被比作森林中的小兽，有时被形容为女神，也曾被称为“唯一能看穿我灵魂的通灵者”以及痛苦的源泉，可以看出她在迪伦心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事实上，迪伦在与这个他第一次真正爱上的姑娘相处时，意识到了爱情、快乐与愉悦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自我的内心斗争。爱情这场他还没弄清楚规则的游戏是那么残忍而又具有破坏性，一下就击碎了他心中的所有确信。

而玛丽·罗托洛始终未曾心软，她觉得自己的女儿和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歌手之间并没有未来。因此，她建议苏西去意大利继续学习艺术。对苏西来说，这个提议极具诱惑力：这既能让她好好认识一下祖辈生活的国度，也能让她短暂地离开迪伦一段时间，好好地审视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鲍勃自然不会同意，他想尽办法劝说她打消这个念头。苏西最终厌倦了鲍勃的指责和两人之间的争吵，于1962年6月8日和她的母亲一同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旅途。迪伦曾问过她打算在欧洲待多长时间，得到的回答却很含糊：不会太久，也许只是去过个夏天。对迪伦来说，整个世界都崩塌了。这是他第一次因爱情而悲伤。他没办法继续住在第四街的公寓里了，因为那里的一切都会让他回想起苏西。他逃离了纽约，去明尼阿波利斯待了几周，重新回到了当地的民谣圈。在他的朋友托尼·格拉夫录制的一张录音带上，迪伦在两首歌的间隙中吐露了他悲伤的心事：“我的女朋友，她现在身在欧洲。她是坐船去的。她9月1号就会回来，直到她回来之前，我都不会住回我们的家。一个人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分钟都太煎熬了。”

别多想，没关系

苏西并没有如约在9月初回来。她在佩鲁贾大学注册入学了，要在意大利一直待到1962年年底。迪伦极度消沉，只能通过创作来逃避现实，他将深陷爱情中的男子焦急等待的心情写进了歌里，这在美国乐坛还实属少见。正如他在《明天太漫长》中唱的那样，与苏西分开的每一秒钟对他来说都像永恒那样漫长：

只有当我听见她温柔的心跳声

只有当她躺在我的身侧时

我才愿重新回到我的床上安睡

听闻苏西再次推迟了回纽约的时间，迪伦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中，这一状态与后来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描述的如出一辙。他饱受猜疑的折磨，总是细细地分析他的恋人的一举一动来折磨自己。他觉得苏西之所以推迟了回纽约的时间，是因为她并没有像自己思念她那样思念自己。或者说，她对自己的爱不如自己对她的爱深。也许甚至她已经打算跟自己分手了，只是不敢承认。这一切都成了《西班牙皮靴》这首歌的素材，虽然歌曲背景被搬到了西班牙，但歌中男女对白形式的灵感显然来源于他和苏西的书信往来。而迪伦只是简单地解释说：“这是一个女孩离男孩而去的故事。”

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或者仅仅是因为真爱，迪伦越来越多地在自己的歌里提起这个离他而去的女子。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别多想，没关系》。歌曲的一开头，迪伦就向自己的爱人表示：

当鸡鸣裹挟着破晓

你看向窗外时，我早已不在

因为你，我又重新踏上旅途

在这一作品中，两人不仅互换了角色，而且迪伦还以一种高傲的姿态在离开前对她说：“别多想了，这样就好。”他似乎是要向她表示，他只能退却，因此这件事在他心里已经翻篇了。这显然是一种表面上的漠不关心，因为在歌曲的结尾，他还是无比痛苦地给了她致命一击：

我并不是说你对我不好

你本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只不过你消磨了我宝贵的时光

别多想了，这样就好

迪伦以这首歌为代表创造了一类“恨情歌”，他不再诉苦，也不再悲痛，而是通过创作进行反击。自从他与苏西分开后，这类创作就层出不穷。在此之前，他已经被这段极具毁灭性的感情折磨得精疲力竭了。然而，可笑的是，这段感情又因为阴差阳错而延续了一段时间。1962年12月底，苏西回到纽约时，惊讶地发现迪伦并不在那里。他去了欧洲，先是在伦敦参演英国广播公司的剧，而后又前往意大利，希望能在那里碰到苏西，而当时苏西已踏上了回国的旅途。这次错过也从侧面说明这对恋人已经不再心意相通了。经历过这次分离后，他们之间的一切都不再如前了，他们两个人也都变了。迪伦在经纪人亚伯特·格罗斯曼的引导下，事业蒸蒸日上，却丢失了当初孩童般的天真。而日渐成熟并拥有了自主权的苏西也羽翼渐丰，希望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永远活在“鲍勃·迪伦的女朋友”这一身份下。

他们又重新开始在第四街的公寓里共同生活，但往昔已不再。当迪伦在创作时，他不再保持沉默，反而常常指责苏西对他不够关心。“他需要一个能够指引他的人，”苏西后来这样说道，“在当时，这个人不可能是我，因为我自己也需要这样一个人，我也还在追寻自我。但和他不同的是，我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任务或是抱负。这大概是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及时代背景使然吧。我知道自己是个艺术家，但我热爱诗歌、热爱戏剧，我热爱的东西太多了。但鲍勃不一样，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往哪个方向不断努力。”

1963年5月，迪伦发行了专辑《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封面上正是那张苏西挽着他的照片。除了被定格在照片上的这对热恋中的情侣外，一切都糟糕透了。刚刚成名的迪伦陷入了众人对他的不信任中，几近偏执。而在纽波特民谣音乐节之后，他与当时和他走得很近的女歌手琼·贝兹之间的流言传得满天飞。而当他在“华盛顿大游行”上演出完回来后，苏西告诉他，她搬去B大街她姐姐卡拉的公寓里住了。他立刻追去那里找她。那年年底，《新闻周刊》揭露了迪伦的真实身份，同时发生了汤姆·佩因公民权利奖颁奖礼上的丑闻。迪伦无比苦恼，包括苏西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让他重新振作起来。1964年3月中旬，就在他的横穿美国之旅结束后两周，他和苏西的姐姐卡拉大吵了一架。这次争吵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激烈，卡拉也因为担心自己的妹妹而就此将迪伦赶出了家门。这件事成了他们最终分手的导火索。

迪伦把这致使他和苏西的爱情故事终结的一幕写进了他两个月后录制的一首歌词很长且十分伤人的叙事歌曲中。这首《D平原叙事曲》不仅仅是迪伦的作品，更是他的报復。他将罗托洛家的故事搬上了舞台。令人惊讶的是，这首歌从头至尾没有一句是在指责苏西，也许是迪伦还希冀于能和她重修旧好。他在歌词中将矛头指向玛丽和卡拉，指责她们导致了他和苏西的感情破裂：

在初夏的微风中，我偷走了她

即便她的母亲和姐姐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她们都因自己失败的人生而痛苦着

却还试图用一系列负罪感来操纵我们

失望的迪伦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卡拉，她被描述为苏西的坏姐姐，一个小心眼、神经兮兮的寄生虫。相反，在这部悲伤但又顾影自怜的作品中，他不断地强调自己是个可怜的受害者。不过，无论他再怎么强调这一点，即便是写下了“至于我，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我无可辩驳”这样的歌词，他的自我批评听起来也还是有些虚伪，也不足以掩饰他的痛苦以及复仇的心理。

很快，迪伦就开始后悔自己在悲愤的驱使下写了这首表达不满的歌曲。“我真是个该死的傻瓜，竟然写了这么一首歌。”他自己承认道，“事后回想时，我觉得在我创作的所有歌曲中，这首歌大概是最应该被丢弃的一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西也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原谅他：“许多人问我对他饱受痛苦时创作的《D平原叙事曲》等一系列歌曲有何感受。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被它们伤害到，我也完全能理解他这么做的原因。毕竟当时我们的感情走到了尽头，我们两个人都很受伤、很痛苦……创作是他发泄的出口，可以让他不再忧愁。这没有什么不对的。而且，这也是他记录自己生活的方式。”

1964年8月发行的《鲍勃·迪伦的另一面》这张专辑中，除了收录了《D平原叙事曲》，还收录了一系列显然是写给苏西的歌。这次，他没有再把她的家庭成员当作替罪羊，而是选择了一些看起来和他们的感情没有太大关系的主题。这次，他显然又不厚道地把一切事情的责任都归到了苏西身上。在《宝贝，那不是我》这首歌中，他再次使用了“孩子气的女人”这一曾在《别多想，没关系》中出现过的主题。在这首极度厚颜无耻的歌里，“铁石心肠”的男孩劝说幼稚的女孩别再来扰他清净：“离开我的窗边吧”“消失在夜色里吧”。在为他离开恋人的行为披上了令人满意的外衣后，他开始试图解释他们恋爱关系中的一些误会。她一直想找一个为她服务的完美骑士，能够时刻保护她，无论对错都坚定地站在她这一边，在她摔倒时会第一时间扶她起来。然而，他并不能满足她的需要，因此他们也就没必要再坚持下去了。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完全相反且更为可笑，发生了卡拉家中的那一幕后，一直是迪伦苦苦地想尽办法要和苏西重修旧好。

1963年7月26日至28日，迪伦在琼·贝兹的邀请下第一次参加了纽波特民谣音乐节，还和她一同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合唱。周日晚上，在迪伦的演唱会上，与彼得、保罗和玛丽组合同为音乐节主打明星的贝兹演唱了《别多想，没关系》，演唱前进行了这样的简单介绍：“下一首同样是鲍比的歌，这首歌讲述了一段旷日持久的恋爱故事。”这一阴险的暗示让苏西意识到，现在琼已经是迪伦感情生活的一部分了，即便他们之间的关系暂时看来仍仅限于工作上的交流。但这种情况也不会维持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