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小

1 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随着茶叶、丝绸等中国特产的出口，洋布作为进口商品大量涌入。2 0世纪初，贩卖洋布成了当时最赚钱的买卖，商船往返上海，人们下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大量洋布。一批精明的商人纷纷抢滩上海老城厢外“棋盘街”，创设洋布店，日久天长，棋盘街变成现代上海布店的发祥地。

进入民国后，上海滩棉布业重新洗牌，“三大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鼎盛时营业额占到全市零售布店的三分之一。当时精致的上海人不会去买成衣，都是选择绸布面料去量身定做，哪里去买布料呢？凡是老上海都知道上海绸布行业有三大商号：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称为“三大祥”。“三大祥”同气连枝，牌号之中也只有一字之差。他们自己设计花型、规格，直接向工厂定织、定染，并向纺织厂投资，以操纵工厂经营大权；同时，三家布店均资金雄厚、备货充足、花色齐全、店堂宽敞，既可陈列大量商品，又可容纳大批顾客，加上五花八门的经销手段，中小型同业很难与之争衡。渐渐地，“三大祥”在上海布店行业叱咤风云，控制了上海滩的棉布零售业市场，书写了一个个动人的商业传奇。

在清末年间，协祥、日新盛、日新旭等商号是上海经营洋布的巨擘。“协祥”店员柴宝怀、丁丕山，决定改变当时绸布业的经营方式，合股开一家新的洋布店。这时正逢小东门外的“四大正”洋布店闭歇，柴宝怀、丁丕山將其盘下作为店址，两人几经合计，决定聘请一个代理人——在“协祥”的小职员孙琢璋出任“协大祥”的经理。为新商号取店名时，他们一致希望彼此通力协作，让这个上海滩上新出现的商号发展比“协祥”更具规模，最后决定取名“协大祥”。1912年8月18日，“协大祥”呢绒洋布庄正式在上海小东门大街（今方浜东路102号）开业。

协大祥开业之初，就挂出“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每样商品均实行明码标价，同时开始开架供应，实现了商家对顾客的零距离售货。“足尺加一，薄利多销”的营销手法也在同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棉布零售店都是按尺论价，同样商品的每尺单价大致相同，但因使用的是虚尺，各店标准不一，顾客剪了布回家一量，往往不足原先买的尺寸，做不成本来想做的衣服。而“协大祥”针对这一弊端，在一开始就用定尺，并且每尺加放一寸，而售价却与同业的虚价相同。这种“足尺加一”的做法，实际上等于比同业便宜十分之一以上，深受消费者欢迎。孙琢璋确实经营有道，最初新店实缴资本只有7200两，等到1922年底，盈余已高达16.6万两银子，为原始资本的23倍。这样的成绩和孙琢璋六条经营秘籍有关：除了明码标价、开架销售、足尺加一之外，还有多种经营、包退包换、重视劳工。协大祥管理也以严格著称，其所定的“店员规则”多达166条，其中包括工作规程、奖惩办法、生活福利等，店员违反规则，轻则扣发工资，重则开除出店。

“协大祥”绝大多数员工都从事销货，而其他工作如会计、进货、发坊、批发、对复账等则作为兼职。“协大祥”实行“洋号工资制”，营业员收入销货款没有传票，只凭自己结算，收到货款交账或将销货数量、单价金额写入“流水簿”（记账销货册）。由于销售手续简化，一个营业员同时可接待三四个顾客，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协大祥”逐日记录营业员的销货金额，累积到月底总计，以积分多少作为工资、奖金的依据，大大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关于进货方式，“协大祥”随货而定，小批量向批发字号拆货，大批量直接向洋行或工厂进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纺织工业发展，协大祥用投资设厂、定织定染、发料加工、包牌销售、包机生产等方式组织货源，高中低商品同样重视。

与同行不同，“协大祥”认为与其付出一笔广告费，不如直接让利于顾客，于是一贯坚持“货真价实”、不做广告、不搞大减价。为了方便顾客，协大祥还延长营业时间，夏季16小时，冬季也有14小时……“协大祥”的这些经营手段，令同行望尘莫及。由于孙琢璋经营管理有方，“协大祥”生意兴隆、获利丰厚，最初只有百分之一股权的孙琢璋已不能满足。

1923年，“协大祥”改组，孙琢璋签订折股合约，改组后的“协大祥”资本有4万两银子，高级职员入股占29.5%，在招牌上加“同记”两字，以示“齐心协力”。孙琢璋又利用股东间的矛盾将丁丕山、柴宝怀两位创始人挤出协大祥，7年后，孙琢璋的儿子孙照明继承父业，担任“协大祥”经理，然而，丁、柴两人并不甘心，1925年，他们在协大祥的隔壁和四周连开四家“宝大祥”绸布店，当时柴宝怀、丁丕山都已年届五十，用人方面，他们选择谁担任“宝大祥”经理时斟酌再三，最后一致选中贤徒丁方镇。同时，他们还首创“足尺加三”，准备夺回上海绸布行的龙头地位。

丁方镇果然不负两位恩师的厚望，他把原来单纯经营布匹的棉布店，逐步发展为经销各种丝罗绸缎、呢绒、土布、丝棉、驼毛、绣品、花边、床上用品、纽扣等，其经营范围远远超过同行而名列全市第一。宝大祥还设立成衣部、送货部、邮寄部等，代客定制加工各式服装和手工刺绣。由于是向工厂选样定产，自行加工印染，因此进货优先、花色齐全、售价低廉、销路畅通，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与东南亚、日本、欧美许多国家有业务往来。宝大祥的迅速东山再起导致孙琢璋奋起反击，实力雄厚的协大祥在金陵东路、金陵中路及西藏南路开出三家协大祥分店，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

1929年，孙琢璋又让徒弟丁大富在小东门大街的宝大祥对面新开了一家“信大祥”布店，但令孙、丁、柴三人没想到的是，上海绸布行竟因此再生变局。为了拉垮宝大祥，信大祥从一开始就搞低价倾销，但长此以往造成的亏损令丁大富很是不满。最让丁大富不能容忍的是他名为经理，却处于“协大祥”的股东陈维贤的控制之下：商店的业务不准擅自发展；进货要通过协大祥；信大祥到协大祥借货，协大祥可以拒绝，而协大祥向信大祥借货，则必须倾其所有。受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致使“信大祥”亏损加剧。丁大富实在忍无可忍，找到时任“宝大祥”经理的师兄丁方镇商量对策。丁方镇为人正直且有同情心，陪丁大富找柴宝怀、丁丕山求救，柴、丁二人很快同意帮助丁大富开设新的“信大祥”布店。

1938年8月，丁大富在师兄丁方镇的资助下，摆脱了孙琢璋的控制，在南京东路开设新的“信大祥”布店。從此，丁大富正式开始施展经营才华，借鉴“宝大祥”以“宝”招财的经验，在“信”上下功夫，做生意讲信用，对顾客讲诚信，加上新址地处南京东路繁华地段，容易吸引南来北往的顾客，10年后营业额赶上了“协大祥”。上世纪四十年代，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几乎并驾齐驱。

恩恩怨怨20多年，总体上协大祥实力最为雄厚。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7月协大祥在南京东路又设分店。公私合营前，协大祥门店销售额占全市400多户零售绸布商店的18%，成为了上海纺织行业的巨擘，驰名全国。1950年，宝大祥又在南京东路开设分店，1955年，丁方镇为了响应公私合营，毅然决定把个人的38000元资金拿出来，充实宝大祥。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闻讯后，亲临宝大祥视察，对丁方镇的爱国举动大加赞赏。公私合营后，三大祥属于南市区纺织品公司，一个总公司，下面三个总店——协大祥纺织品总店、宝大祥纺织品总店、信大祥纺织品总店。它们经营范围不一样，但都是纺织品，三大祥经营风貌都受到顾客的好评。1956年6月，信大祥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西北边远地区商业建设，主动整体搬迁到甘肃省兰州市，更名为“兰州信大祥布店”，上海仅存一店。1956年7月10日，“兰州信大祥布店”正式营业，盛况空前，盈利可观，一跃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布店。

现在，随着中国成衣业的发展，曾经辉煌的几大中华老字号“三足鼎立”之势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复存在。但，三大祥在上海滩的故事也成为了“老上海”们不可抹去的记忆。它们不仅为上海的商业发展提供了一个个金灿灿的范例，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留下了一道道清晰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