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井上靖以孔子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诗歌，并创作了长篇小说《孔子》。在这些以孔子为题材的诗歌中，阐释了诗人对孔子思想的见解，抒发了对孔子的景仰之情。这些诗歌为作家后来创作长篇小说《孔子》奠定了基础，不仅成为小说的题材来源，也是孔子形象塑造的出发点。

关键词：井上靖 孔子 诗歌 小说

日本当代作家井上靖（1907—1991）热衷于中国文化，以中国为题材创作了大量诗歌与小说。20世纪80年代，年逾古稀的井上靖对孔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认真钻研《论语》，1983年2月，在杂志《昴》上发表了《孔子》一诗，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古代“圣人”孔子的认识。接下来的几年中，又发表了《永别》《黄河》《天命》《迅雷风烈》（一）、《迅雷风烈》（二）以及《大落叶之日》等以孔子为题材的诗歌，在诗歌中集中论及井上靖对孔子思想中“天”及“天命”等问题的看法。井上靖在这些诗歌中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论述，影响了其长篇小说小说《孔子》的创作，成为塑造孔子形象的基础与素材。

一、《孔子》：“无赖大集团”的成员

一直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孔子就是一个圣人，一个伟人，一個“智者”与“仁者”，而井上靖在《孔子》一诗中却认为孔子是一个“无赖”。在诗歌中，诗人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是《论语》中所收孔子的话。但不知为何，总觉得这句话似乎有点儿不太完整。是不是《论语》的编者把重要的一行给脱落掉了？”为什么诗人会认为《论语》中这千古名句是不完整的呢？因为诗人认为孔子不仅是一个“智者”、一个“仁者”，更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无赖”，是“无赖大集团”的成员，而且，作为普通人的孔子，显得更加富有生气。所以，井上靖在诗作中继续写道，“如果再加上一行——无赖乐戈壁！事情便完全不同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无赖乐戈壁！才更复苏了这句话的生气。把孤独的知者、孤独的仁者远远抛开，在没有山、也没有河的戈壁大沙原上，无赖大集团，正在移动行进着。不用说，当然孔子是在其中的。这时的孔子，比任何时候都更生气勃勃，在移动的人之巨流中。”[1]（P48-49）

井上靖在诗作《孔子》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孔子普通人的理解，为其长篇小说《孔子》中孔子的塑造奠定了一个基调。井上靖在与中国作家对谈时说：“我是想从普通人的角度来写孔子，这也是我的小说的一个主题。”[2]小说《孔子》是以一个虚构的人物，孔子的弟子兼侍从蔫姜的视角来展开叙事的。蔫姜在不同的场合，以演讲或者学术研讨会的方式讲述其与孔子及其他弟子的关系、他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以及他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以此将一个生动、丰富的孔子形象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小说中，孔子并不是一个被神化了形象，而是一个普通的人。

二、以诗歌的形式来解读《论语》，阐发诗人对孔子思想的理解

1.对“天”“天命”的理解

“天”“天命”等问题，在《论语》里被反复提及，被称之为“孔子的哲学”，或者是“论语的哲学”。学术界对孔子“天命”观的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普遍认为，孔子的“天”与“天命”思想表现出一种宿命论的倾向。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明确指出：“《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3]（P55）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天”能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能够对人进行赏罚。井上靖应该是清楚孔子的“命”所包涵的宿命论观点的，在《永别》一诗中，八十岁高龄的井上靖在接二连三“接到熟人的讣闻”后，勾起了对昔日在战乱中死去的友人的思念，此时，诗人借用孔子的“死生有命”说明“死在战乱之中”，是由“天命”所决定的，“‘死生有命，如果借用孔子的这句话来说，生在乱世之中，死在乱世之中，这都是天命。所以把一切，全委之于天，除此之外，别无他途。”[1]（P107）

关于孔子对“命”及“天命”观念的形成，井上靖在《黄河》一诗中给予了解释。他认为“孔子五十五岁时，离开鲁之国都，踏上放浪于中原的途中，滞留四年，却无有仕官之机会。”此时，孔子产生了一种想去晋国，借助晋国贤明国君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想法。于是，“孔子结束了卫都的滞留，向晋国出发”，来到黄河渡口。然而，恰在此时，却听到了晋国发生内乱的消息，孔子一行不得不中止访问晋国。“立于黄河之畔”，孔子歌咏出“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对于孔子在黄河岸边发出的感慨，在诗作中井上靖是这样解释的，“美丽的水啊！浩浩荡荡，我孔丘不能渡过河去，这岂不是命嘛？”更重要的是，诗人认为，孔子对“天命”的理解与把握，就是在此时才“最初获得了它清晰的姿态。——自己想要渡过大黄河去，好不容易才来到此地，但事有凑巧，由于意外的事故，突然不能渡河了，的确，这不正是所谓‘天命吗？或者，——意外地，面临到这样的事情，唯独如此，才可以称之为‘天命的吧！”[1]（P145）

人应该如何对待命或者天命呢？井上靖在《天命》一诗中认为，人应该明白自己的能力，认清自己的本分，做事不能超出自己能力的上限，这才符合天与天命，“死生、富贵、道之行废，全都是天之力，命之力，《论语》中，如此记载着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孔子的这句话，古老有很多解释，但我愿采用六世纪，皇侃著《论语义疏》的说法——言天命穷通之分这似乎是说：人，既已到了五十岁，人生，有时行不通，有时要开拓道路，要明白这些事情的分限——明白自己这力的最高上限，明白自己的才能啊！然后再委诸于天啊！——人，要认清作为一个人的自己的本分啊！要知道分限、界限！”[4]（P254）

井上靖在诗歌中关于“天”及“天命”的理解成为小说《孔子》的重要内容。小说共五章，在第二章以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就“天”“天命”这一问题展开了集中的讨论。蔫姜概括了与会者关于“天命”的五种基本观点，并通过亲眼所见的两件事对宿命论的天命观表示了质疑。第一个故事讲述了照顾蔫姜生活的一对中年夫妇，生了一个特别惹人喜爱的小女孩，两岁时，小女孩因为生病而夭折，蔫姜看到这个天真幼稚、纯洁无暇的小女孩遭到天的惩罚，“经常在深更半夜仰面问天，又俯首长叹：命也夫！”第二个故事则是蔫姜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蔫姜等人帮忙在收容所照顾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一天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蔫姜与三个帮忙的妇女先回家了，留下三个男子打扫卫生。结果第二天却发现了这三个男子被雷击，惨死在收容所的广场上。蔫姜再次对“天命”发出了质疑，“难道这就是天命！她们为那么多的难民排忧解难，而最终天却赐给他们以死。”（264）蔫姜通过这两件亲历的事情告诉大家，人的吉凶祸福与行善作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由“命”决定的。在第五章中，井上靖通过蔫姜之口对“天”“天命”进行了总结。“死生、富贵，归根到底，就是天命。人对此无能为力。”尽管成败由天，但是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并不能就此消极下去，“为着生存必须奋斗，为着成功必须努力……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5]（P322）

2.对待“迅雷风烈”的态度

《論语》中的《乡党》篇有“迅雷风烈必变”一句，记载了孔子对待天地发生异常变化的态度。杨伯峻在将其译为“遇见疾雷、大风，一定改变态度”。[6]（P93）“迅雷风烈必变”实际上表达了孔子对待自然现象，或者说对待“天”的一种态度。孔子认为要敬重天，切不可欺天。他相信天会通过一些自然现象来启示世人，因此当发生大风、雷电天气变化之时，一定要严肃起来，不可以有戏谑之意，此即“迅雷风烈必变”。

井上靖以“迅雷风烈”为题，创作了两首诗歌。《迅雷风烈》其一开头写着，“我已不记得是甚么时候曾经读过，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令我惦念着，永远不能忘却！——迅雷风烈必变。这就是说，在大雷雨，大风烈之时，孔子必然是整顿衣冠，对此而坐！”[4]（P256）《迅雷风烈》其二开头同样是“《论语》中有记载孔子日常生活的《乡党》一章。在那一章中记述着说：——迅雷风烈必变。每当遇到异常的天体现象之时，孔子必然整顿衣容，而等待着它恢复正常。”[4]（P281）在诗歌《大落叶之日》开篇再次突出“——迅雷风烈必变。/大雷雨、大烈风之时，孔子必整顿衣冠，对此而坐”。[4]（P73）

在三首诗作中诗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孔子“迅雷风烈必变”，并且随后指出了孔子这种对待自然变化的态度对诗人的影响，“我也在此处成为孔子教团的一员。在迅雷风烈之时，端正的坐着，迎接它的到来”“我在一年之中，也有一次或两次，成为孔子移动学团中的一分子，做他的一个好学生，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正襟危坐，躲在衣冠严肃的孔子师表的背后，让雷鸣掣体，让烈风攻心！”[4]（P257）在小说《孔子》中，作为弟子的“我”初次来到孔子身边，深深受到震撼，并决定终身随侍孔子，就是因为在一个电闪雷鸣之夜，目睹孔子端坐在正房里“凛然地去迎接狂风暴雨”。

井上靖在其以孔子为题材的系列诗歌中，聚焦于“天”“天命”等论题，阐发了自己对孔子基本思想的理解，“迅雷风烈必变”组诗则表达出对中国古代这位伟人的敬仰之情。而关于井上靖的孔子同题材诗歌与小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评论者所公认的观点，即就井上靖的诗歌与小说的关系而言，诗歌是其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其小说创作的源泉。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井上靖中国题材诗歌研究”[12YBA277]；湖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优秀青年项目“井上靖中间小说研究研究”[13B106]。）

注释：

[1]乔迁译，[日]井上靖：《星阑干》，台北：九歌文库，1999年版。

[2]陈喜儒：《巴金与日本作家对谈》，日本文学，1984年，第4期。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

[4]乔迁译，[日]井上靖：《考古纪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5]郑民钦主编：《井上靖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孔丘著：《论语》，中华书局，2000年版。

（袁盛财 湖南邵阳 邵阳学院中文系 42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