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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与“《春秋》三传”

《春秋》本是先秦时期各国史书的通称，它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历史大事。像《墨子·明鬼下》就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等语。《隋书·李德林传》和唐刘知幾《史通·六家》也都提及墨子说过“吾见百国《春秋》”。而《孟子·离娄下》又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大概《乘》和《梼杌》是晋、楚两国史书的特有名称，其他国家的史书则都称为《春秋》。

可惜的是，这些国家的史书大多都已亡佚，只有鲁国的《春秋》保存了下来，因此后人称《春秋》，指的就是《鲁春秋》。

从《春秋》原文来看，它是一部颇为简略的大事记，按照鲁国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的顺序来记载历史大事。时间是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开始，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为止，共242年。其内容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

相传《春秋》是孔子所作，其实不然。《春秋》的作者是鲁国历代的史官。史官的设置，最早开始于何时，已很难考证。但《周礼·春官》中就记载周代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等史官名称；《礼记·玉藻》也说古代的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在周代，史官制度就已经比较完备了。那么，《春秋》究竟和孔子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一般认为，孔子对《春秋》作了整理和修订。像《史记·孔子世家》就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正是由于孔子的编订，后世儒家学者把《春秋》尊奉为“经”，列入“五经”之中，称为《春秋经》。

《春秋》的记事极为简略，每记一事只用寥寥数语。如“隐公元年”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这种文字大概是写给当时的鲁国国君和执政大臣们看的，因为这些事他们都是亲身经历，所以只要记下时间和事件梗概即可，类似于备忘录的性质。然而，后世之人读了这些文字就会感到茫然。为了更好地明白文字背后的具体故事，就必须借助“传”。“传”就是解释“经”的文字。

根據《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能够见到的为《春秋》作“传”的有五家：即《邹氏传》《夹氏传》《左氏传》（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后来，《邹氏传》和《夹氏传》亡佚了；只剩下《左氏传》《公羊传》和《穀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春秋》三传”中又以《左氏传》影响最大。直到今天，我们读《春秋》，仍以《左氏传》为最基本、最常用的书籍。

《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吗？

关于《左传》的作者，大多认为是和孔子同时代的鲁国人左丘明。书名中的“左”指的就是左丘明这个人。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就说：孔子编《春秋》之后，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就是《左传》。《汉书·艺文志》也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然而，唐代以后开始有人怀疑这一说法。此后，持怀疑者代不乏人。

从《左传》一书来看，此书应该不是左丘明一人完成的。因为《左传》叙事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甚至提到了鲁悼公十四年（前453）韩、赵、魏三家灭智氏的事，上距孔子去世27年，孔子去世时年73，那么，此时左丘明当在百岁以上，似难说通。关于这一点，清代姚鼐说得很有道理：“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因此，较为合理的说法是，《左传》是由左丘明及其门人、后学共同完成的，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

《左传》的内容和特点

《左传》一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十二代国君、254年间的历史，比《春秋》多出13年。此书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从而详细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的历史面貌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描绘出一幅春秋时代的历史画卷。它还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史实，而且还征引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著名学者杨伯峻对《左传》解释《春秋》的方式有如下结论：一是引《春秋》原文作说明，如《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句，《左传》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二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如鲁隐公被杀，《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左传》却详细记载了隐公被杀的经过。三是订正《春秋》的错讹。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载“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传》订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四是《左传》有时把几条相关的经文，合并成一传。五是《春秋》不载的，《左传》也加以补充记载，等等。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左传》是一部史学上更进一步的编年史，孔子《春秋》只是开拓者，《左传》才是编年史的正式完成。”

《左传》的现代价值

首先，《左传》中体现着重民的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执政者和进步的思想家从现实的生活和斗争中，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作用，认识到要想国家强大就必须重视人民。同时，一些小国的国君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也感到必须关注民生，为国必先为民。

晋文公曾在外流亡近二十年的时间，饱尝世态炎凉的他积累了不少人生和政治经验，其中关键一点就是听取大臣子犯的建议，关注民生。他让百姓安居乐业，政策务在利民，逐渐使百姓在物质上富裕充足，在道德上知义明信，在行动上守礼有纪，并最终赢得了民心，结果城濮之战，一战而霸。

相反，一个不关注百姓生活和利益的君主，不管他的国家是大还是小，都会招致人们的谴责，也难逃亡国的命运。像子产对陈国的预言：“六月，郑子产如陈莅盟。归，复命。告大夫曰：‘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禾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子产说陈国要亡，原因就是它“不抚其民”。果然不出子产所料，陈国终被楚国所灭。

其次，《左传》中蕴含着重视人才的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就使一些敏锐的政治家感到人才是社稷之本。《左传》中对春秋霸主的描写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表现了他们对人才的重视，把人才战略当成国家发展的根本战略。

像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不计前嫌而任用管仲。《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就说：“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管仲对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策略，为桓公所采纳，于是齐人先后采取了伐戎（庄公二十年）、伐戎救燕（庄公三十年）、御狄存邢（闵公元年）、伐狄救卫（闵公二年）、逐狄迁邢（僖公元年）等多次军事行动，从而维护了中原诸侯的利益，保卫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相应地巩固了齐国的霸主地位。在对待其他中原诸侯国的问题上，管仲建议“昭携以礼，怀远以德”（僖公七年），齐桓公于是以“礼”和“德”为准则来处理这种关系，赢得了各诸侯国的尊重。可以说，齐桓公称霸和稳固霸主地位的过程，就是他善用人才的过程。所以，叔向说：“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有莒、卫以为外主，有国、高以为内主，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是以有国，不亦宜乎？”（《左传》昭公十三年）这是对齐桓公用人之道给予的肯定评价。

又如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也同样重视人才。鲁僖公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将帅被俘，秦穆公素服到郊外，哭着说：“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后来，秦国大夫和左右官员都对秦穆公说：“这次战役失败，是孟明视的罪过，一定得杀了他。”秦穆公答道：“是我的罪过啊！”不但没有杀孟明视，还让其继续执掌军政，这充分表明作为国君的秦穆公对人才的信任。有了这样的鼓励和支持，孟明视总结失败的教训，变得更加成熟，不再盲目仓促用兵。最终秦军打败晋国军队，秦穆公成为了西戎的霸主。于是《左传》评价道：“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文公三年）这是认为秦穆公能全面认识、评价人才，不因错误而将人才否定。

第三，《左传》中体现着“和谐”的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和追求“和谐”之道。《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晏子和齐景公的一段对话就是典型例子。晏子继承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三个方面对“和”进行了论述，认为“和”既是一种境界，也是我们处理事务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左传》重视“和”，更体现在政治方面。像秦晋韩原之战后，秦穆公就问晋国使者说：“晋国和乎？”即用“和”来判断对方国家安定与否。又如，定公九年，阳虎请师伐鲁，齐国国君准备答应这一要求，大臣鲍文子却说：“鲁未可取也，上下犹和，众庶犹睦。”可见，国家内部的和谐、百姓的齐心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凝聚人心、抵御外辱。

第四，《左传》中有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宣扬。

一是亲情。注重亲情是自古以来做人的基本修养，《左传》隐公元年就借君子之口说：“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孝，作为重亲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美德。《左传》隐公三年，卫国大臣石碏提出“六顺”说，即：“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父子、兄弟乃至君臣，都是亲情。亲情关系的和睦，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二是守信。孔子教育弟子时特别强调“信”，《左传》中也多次提到“信”，并且用“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成公十五年）来说明“信”和“礼”之间的关系。《左传》中还提出“信”应发自内心，即所谓：“信不由中，质无益也。”（隐公三年）还说“失信不立”（成公八年），“作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昭公六年），等等。此外，书中还用大量事实说明守信的重要性。如晋国围原，三日不下的时候，晋文公就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是把“信”当作根本的道德标准，结果“退一舍而原降”。

三是对善行的赞美。《左传》襄公三年记载有“祁奚荐贤”的例子，君子评价说：“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惟善，故能举其类。”同样，《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魏舒举贤时，书中评价说：“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在褒扬善行的同时，书中对恶行则予以揭露和批评。如《左传》隐公六年，陈国国君因看不起郑国又不讲外交策略而被郑国打败，于是君子评价道：“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最后，《左传》中体现着爱国的精神。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吴楚“柏举之战”后，楚臣申包胥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入秦求救。面对秦人的推辞，他“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被他爱国的诚心所打动，为之赋《无衣》，并出兵相救。时至今日，京剧《哭秦庭》仍在舞台上频频上演。

鲁哀公十一年，当孔子得知汪锜为国捐躯时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当他知道冉有奋勇拼搏、保卫国家时，赞叹道：“义也。”在中国古代，当国家命运遭受危难时，很多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国为先，这种以国家和大局为重的观念和行为，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代人。

《左传》选读

冬，齐仲孙湫来省难。书曰“仲孙”，亦嘉之也。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①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闵公元年）

①庆父：鲁国的上卿。庄公去世后，他派人先后杀死继位的子般和闵公，制造内乱。后来他所逃奔的莒国受鲁国贿赂，将其送回，庆父途中自缢而死。后人常把制造内乱的人比喻为“庆父”，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即源于此。

冬季，齐国的仲孙湫前来对祸难表示慰问。《春秋》称之为“仲孙”，也是对他表示赞美。仲孙回国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祸难没完没了。”齐桓公说：“怎么样才能除掉他呢？”仲孙回答说：“祸难不止，将会自取灭亡，您就等着瞧吧！”齐桓公说：“鲁国可以攻取吗？”仲孙说：“不行。他们还遵行周礼。周礼，是立国的根本。臣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如同大树，躯干必然先行仆倒，然后枝叶随着落下。鲁国不抛弃周礼，是不能动它的。您应当从事于安定鲁国的祸难并且亲近它。亲近有礼仪的国家，依靠稳定坚固的国家，离间内部不和的国家，灭亡昏暗动乱的国家，这是称霸称王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