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郡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其主要事迹记载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诸葛亮早年避世，躬耕于南阳，自比管仲、乐毅，被称作“卧龙”。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刘备称帝后，拜诸葛亮为丞相；刘备死后，诸葛亮又辅佐后主刘禅，最后因病卒于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五丈原镇）。诸葛亮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诸葛亮是东汉末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反映他一生智慧和才能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为人们传颂不绝。然而，我们对诸葛亮的了解多是从《三国演义》和戏曲中获知的，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将诸葛亮描绘成一位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诸子百家无所不晓的“神”。他可以“借东风”击退曹军，可以上演“空城计”智退司马懿。于是鲁迅先生就有《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之叹。可见，文学艺术作品已将历史上的诸葛亮浪漫化和神化了。要想真正了解诸葛亮这个人，我们还需要从信史的记载中去梳理。

躬耕南阳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郡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生于一个门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诸葛亮的远祖诸葛丰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负责监督纠察京师百官及附近地方的官员），为官清正，执法严明，这对诸葛亮家族的家风是有一定影响的。诸葛亮的父亲叫诸葛珪，当过泰山郡郡丞，就是协助太守掌管郡内行政、司法的官员。

诸葛亮出生的年代，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天下大乱”。当时，以汉灵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千方百计地搜刮百姓的钱财，甚至公开标出价格，卖官鬻爵。那些花钱得到官位的人，事后必然想变本加厉地捞回买官的钱，最终遭难的当然还是百姓，加之水灾旱灾接二连三地发生，终于，公元184年，也就是诸葛亮出生的第四年，爆发了大规模的黄巾军农民起义。公元189年，灵帝死，少帝继位，宦官、外戚两大集团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发展成火并，弄得两败俱伤，然而这却给董卓一个攫取东汉政治权力的机会。董卓进京，废少帝，立汉献帝刘协为帝，自己掌控着政局。董卓是一个残暴的人，他在京城洛阳纵容兵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后还挟持献帝到了长安。各地州郡长官见此，纷纷以讨董卓为名，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形成一股股割据势力，开始了无休止的军阀混战。此时的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在乱世中成长起来的诸葛亮，深深感受到军阀割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苦难，就连贵为天子的皇帝居然也会被挟持，这些对他日后思考和分析天下大势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

除了生活在乱世外，诸葛亮的童年也是不幸的。在他幼小的时候，生母章氏就病故了；大约八岁时，他的父亲也去世了。从此，他的生活便由叔父诸葛玄来照料。

诸葛玄叔父先带着诸葛亮投奔了占据淮南的袁术。袁术死后，诸葛玄又带着诸葛亮到荆州投奔刘表。襄阳是荆州的首府，在这里诸葛亮认识了许多名士，像庞德公及其侄子庞统，还有司马徽等等。这让青年诸葛亮增长了不少见识，也加深了对天下形势的理解。

然而，不久，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他不愿意在刘表那里做官，因为他认为刘表是个徒有虚名、庸庸碌碌的人。他也不愿意到別的地方，因为天下都在混战。最终，他选择了隐居，搬到了襄阳城西边二十里、地属当时南阳郡邓县管辖的隆中，在这儿盖起了几间草屋，过着“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生活。

隐居中的诸葛亮，不仅研读史籍，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还时常与当时的名士交往，议论形势。其实，此时的诸葛亮是一个胸怀大志、关心时政的人，他的志向并非地方的刺史、太守，而是像管仲、乐毅那样，做出更大事业。庞德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卧龙”。正像龙不可能永远潜伏一样，一旦时机到来，他就要腾飞。

对策隆中

让诸葛亮这一“卧龙”腾飞的人，就是刘备。在诸葛亮隐居隆中的时候，刘备正依附于刘表门下。尽管刘表“以上宾礼”对待刘备，让其屯兵新野，但刘备还是不甘于寄人篱下，他急切盼望壮大实力，以求实现逐鹿中原的大志。为此，他求贤若渴，尤其需要一位辅佐之才。

有一次，司马徽在与刘备会面时表示：“能了解当今局势的人才是俊杰，就目前来看只有卧龙（诸葛亮）、凤雏（庞统）二人配得上这一称呼。”后来，徐庶又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刘备对诸葛亮的才华已经有所耳闻，加之他对徐庶很信任，于是赶紧让徐庶招诸葛亮前来。但徐庶却建议道：“诸葛亮这个人不可以令他屈就到此，您还是应该屈尊亲自去请才是。”说“屈尊”，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的后代，也算是汉皇室的后裔；二是此时刘备已47岁，诸葛亮才27岁，两人整整差了20岁。然而，求贤若渴的刘备完全顾不得这些，他听从了徐庶的建议，亲自去隆中请诸葛亮出山。于是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三顾茅庐。

刘备第三次拜访，终于见到诸葛亮之后，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刘备说自己用尽心力，追求的就是消灭割据势力，兴复汉室。但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可我并不气馁，今天特地来请教先生您，请您指明我该如何去做。诸葛亮认真听了刘备的话，深深被他的谦虚、坦诚和志向所打动。于是，诸葛亮根据平时掌握的材料，对当时的形势，从政治、经济、地理、人事各方面，向刘备进行了分析，并向刘备提出了如何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完成统一的具体方案。诸葛亮的这番宏论，就是著名的《隆中对》，也称《草庐对》。

现代学者将《隆中对》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四点：一是“跨有荆、益”，夺取刘表、刘璋割据称雄的地盘，建立强大的根据地；二是利用四川“天府之土”的优越自然条件，积极发展生产，利用“帝室之胄”的声望，“总揽英雄”，“内修政理”，不断增强自己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三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妥善处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解除与劲敌争锋之时的后顾之忧；四是“结好孙权”，孤立曹操，利用二对一的优势，先造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待时机成熟，再兵分两路北伐曹操，取宛、洛（今河南南阳、洛阳），入秦川（今陕西、甘肃渭水流域），得胜之后，再挥师统一天下。

从后来的历史演进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天下形势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他为刘备制定的安邦治国的策略，大体上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体现了诸葛亮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分析、判断能力。

听了诸葛亮的这番宏论，刘备大喜过望，力邀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其实，诸葛亮早已被刘备的诚心所打动，他毫不犹豫地说道：“蒙将军不弃，我将为您奔走效劳。”就这样，27岁的诸葛亮跟随刘备离开隆中，开始了自己在东汉末、三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表演。

助刘备开创基业

离开隆中后，诸葛亮和刘备屯驻在樊城（今湖北襄阳）。

公元208年，曹操统一北方，随后便大举南下，直袭荆州。走到半路时，占据荆州的刘表就病死了，其次子刘琮继位，因被曹操大军的声势吓破了胆，不战而降。刘备得知这一消息，为避曹军的锋芒，一退再退而到了樊口（今湖北鄂城）。此时，刘备是孤军自守，处境十分危急。此刻，诸葛亮挺身而出，建议刘备马上实行《隆中对》中“联孙抗曹”的战略，并主动承担出使江东、说服孙权的任务。

此时的孙权正驻兵在柴桑（今江西九江），军队号称十万，实际上不满三万，处境也不乐观。曹操大军一路南下，直接威胁到了孙权的根据地。面对曹操这个强大的对手，孙权集团内部就抵抗还是投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张昭为首的一批儒生，认为曹操兵强马壮，势不可当，因此主张投降；以周瑜、鲁肃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江山险固，应该抵抗曹军。孙权当然不甘心就此投降，但如何抵抗强大的曹军，他也很犯难，一时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个时候，诸葛亮来到了柴桑。面对犹豫不定的孙权，诸葛亮说道：“您应该根据自己的实力，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能以江东兵力对抗曹操，不如趁早与他断绝往来，争取时间定下战守之策；如果觉得自己的实力不够，那就只有投戈卸甲，前去投降。可现在您表面上服从曹操，内心却徘徊不定，这局势是瞬息万变，如果不能果断作出抉择，那就要大祸临头了。”诸葛亮这番话的目的就是让孙权认识到，东吴的实力确实不如曹操，如果孤军抵抗，也有被曹操击败的危险，摆在孙权面前的只有联合刘备一起抗曹这条路。

听了诸葛亮的陈述，孙权激动地说：“我不能让整个江东的土地和十万人马，受别人控制。我抗曹的决心已下。况且现在，除了刘备，也没有人再能和曹操抗衡了。”说完这话，孙权又提出一个疑虑，就是刘备刚刚在长坂战败，他还有实力对抗曹操吗？对此，诸葛亮分析了几方的形势，特别是曹军的弱点，他说：曹操是从北方远道而来，长途奔袭，已经很疲劳了，加之曹军多为北方人，不习惯水上作战，而荆州的军队虽然跟随曹操，但不是真心愿意为他出力，等等。最后，诸葛亮总结道：“如果将军您能派几员猛将，率领几万精兵，和刘备同心协力，就必然能打败曹操。曹操失败后，必然会退回北方。成败的关键时机，就在今天了。”诸葛亮的这番话，使人心悦诚服。于是孙权决定派周瑜、鲁肃领兵与诸葛亮一起抗击曹军。孙刘联盟的建立，是诸葛亮在外交上的一次胜利。

不久，号称兵力八十万的曹操大军进到乌林（今湖北嘉鱼，在长江北岸），孙刘联军总共不到五万人驻扎在赤壁（今湖北赤壁，在长江南岸）。接下来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利用“诈降”、火攻的方式，打败曹军，取得了这场决定历史进程的战役的胜利。

赤壁之戰后，战败的曹操退回了北方，孙权则巩固了他在江东地区的统治，刘备占据了荆州大部分地区。可以说，此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

此后，诸葛亮一方面帮助刘备巩固荆州的根据地，一方面积极准备进取益州。这也是《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预定方针。当时，占据益州的刘璋笼络豪强地主，横征暴敛，很不得人心。最终，在公元214年，刘璋出城投降，刘备夺取了益州之地。公元219年，刘备又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这样刘备的实力更加壮大了。

受托辅政

蜀汉政权建立前后，蜀汉和东吴围绕荆州问题发生了冲突。诸葛亮在隆中时就指出荆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只有守住荆州，才能进取益州，才能兵分两路北伐以实现统一大业。可就在关羽镇守荆州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关羽这个人骄傲轻敌、盲目自大，甚至连吴主孙权都不放在眼里。公元219年，关羽置东吴于不顾，倾荆州的兵力攻打曹操。孙权乘机发兵攻打荆州，关羽陷入两面受敌的境地，最终退到麦城（今湖北当阳），被吴国军队所杀。这件事，为后世留下了两个俗语：“败走麦城”和“大意失荆州”。

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史称曹魏。次年，在诸葛亮等人的建议下，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

关羽被杀，荆州失守，是刘备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称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讨伐孙权，一是为关羽报仇，一是要重新夺回荆州。对于这件事，诸葛亮的态度如何，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此时诸葛亮的心理也是矛盾的，他既不想破坏孙刘联盟，也不愿意就此丢掉荆州。而刘备，则是下定决心要东征。但最终的结果是，公元222年，刘备的蜀汉军在夷陵之战中败于陆逊指挥的吴军，刘备退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自关羽被杀、失掉荆州，如今又兵败夷陵，刘备遭受了很大打击，加之战阵劳累，就得了病。第二年，刘备病情恶化，他召诸葛亮前来托付后事，说：“你的才能比曹丕高出十倍，一定能安邦定国，成就大业。若是我的儿子刘禅可以辅佐的话，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才，你就代替他做皇帝吧。”诸葛亮听后，泪流满面，答道：“我怎敢不竭心尽力，效忠贞之节，就是死也报答不了陛下对我的知遇之恩。”不久，刘备病死，其子刘禅继皇帝位（即后主），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辅佐新皇帝治理国家，成为蜀汉朝政实际的主持者。

为了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鉴于当时蜀汉的实际，诸葛亮首先采取了修内政、举贤才、安民生的措施。

修内政的关键就是加强法治，赏罚必信。为此，他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法典《汉科》，并公布于众。对于那些胡作非为的豪强世族和高级官员，诸葛亮也不手软，做到了赏罚公正。正如当时一位叫张裔的官员所说：“诸葛丞相处事公正严明，赏罚不分亲疏远近。无功者不能得赏，权贵者不能免罚。这是人人奋勉的主要原因。”

在选人用人方面，诸葛亮反对东汉末年时以门第和资历来选拔官员的制度，更反对“富贵者称贤”，他认为能够通达时势又有工作能力的人才是人才，这无疑是一个进步而又符合实际的思想。另外，他还秉持“有能而任官”“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最终招纳了不少贤才为蜀汉政权服务。

为了安民生，诸葛亮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鼓励农耕，发展农业生产。他命令官府不得妨碍农时，更不能对农民横征暴敛。二是在汉中地区大行屯田，并派督农官加强管理。三是对都江堰等水利设施常年进行保护和维修，以提高灌溉能力。四是鼓励百姓养蚕织锦，并将蜀锦销往吴、魏等国，以增加财政收入。五是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煮盐、冶铁等手工业部门实行官营。

这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了蜀汉政权的稳定性，增强了蜀汉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来的平定南中叛乱、北伐中原创造了条件。

南中是益州十二郡中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牂牁郡（治今贵州黄平）、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四郡的总称，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更是蜀汉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治理不当，当地的豪强贵族总想割据自立。公元223年，益州豪强雍闿趁刘备病死，蜀汉力量削弱之机，联合永昌豪强孟获叛乱，并波及整个南中地区。南中叛乱直接威胁着蜀汉的安危，更影响着诸葛亮北伐的计划。于是，在采取修内政、举贤才、安民生的举措，增强蜀汉实力之后，公元225年，诸葛亮果断率军南征，平定叛乱。历史上著名的“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南征是打击割据势力，维护汉族与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的正义之战，因此得到了百姓的拥护，这也是诸葛亮能成功平定叛乱的主要原因。南中平定后，诸葛亮采用了“和睦安抚”的方针，动员当地百姓务农桑，并根据当地情况选用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官吏。平定南中，为北伐中原解决了后顾之忧。至此，诸葛亮眼前的头等大事就是组织力量北伐曹魏了。

北伐曹魏，就是要实现《隆中对》的最后一个目标——统一全国。出师之前，诸葛亮上书后主刘禅，诉说自己欲完成刘备未竟之业，谋求统一的决心，这封奏疏就是著名的《出师表》，其中体现着诸葛亮作为辅政之臣公忠体国、励精图治的品格。

从公元228年起，诸葛亮率军先后进行了五次北伐，但是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率军伐魏，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伐魏。由于长期的鞍马劳顿、繁重的军政事务，导致54岁的诸葛亮积劳成疾，最终病死在军中，地点在蜀军屯住的五丈原（位于今陕西岐山）。后主刘禅追谥诸葛亮为忠武侯，故又有“诸葛武侯”之称。

鞠躬盡瘁，名垂后世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完全可以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他一生经历了54个春秋，以27岁为节点，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是他立志用世的准备阶段，后半生则是他以自己的忠勤和操守、才能和智慧辅佐君主建立和成就事业的阶段。虽然诸葛亮没有实现统一全国的最终愿望，但他一生的作为和精神，为后世之人所敬仰和尊崇。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是我们认识诸葛亮的最基本的资料，陈寿认为诸葛亮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同时，他还认为诸葛亮是一位军事家，只是将略不及政理。“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该说这一评价还是较为公允的。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确实不如他的政治才能，这一点可以从他北伐的行动上看出来。此外，按当时的客观情况而言，鼎足而立的魏、（蜀）汉、吴三国，实力大体均衡，互相牵制，蜀汉统一的时机并未成熟，因此诸葛亮的北伐不一定是明智之举，这也证明了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

到了唐代，人们对诸葛亮的评价调子升高。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多次向臣下称道诸葛亮治国的忠勤，称他为“贤相”，赞他为政“至公”。唐中期的宰相裴度也说：“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与此相应，唐代诗人歌颂诸葛亮也形成一个高潮，像杜甫在《咏怀古迹》诗中就赞叹说：“诸葛大名垂宇宙。”

宋以后，随着话本、小说的流行，诸葛亮的形象开始“神”化，描绘的一些故事也偏离了历史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诸葛亮谦虚谨慎、克己奉公、兢兢业业、忧国忧民的精神，深深扎根在了人们的心中，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忠臣和智者的代表。

还需指出的是，诸葛亮不仅能治国，他对家教问题也很重视。《诫子书》是诸葛亮写给他8岁的儿子诸葛瞻的家书，为的是告诫儿子修身、养德等做人的道理，既是诸葛亮一生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儿子的殷切期望。文中的名句，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广为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