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忠义+侯亚楠

摘 要：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世界历史逻辑的表达着重于“五种社会形态”前后相继的规律确证，遮蔽了唯物史观中与之并行的人的发展逻辑和生产方式变迁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生产方式角度，将人类历史分为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并逻辑地隐含着他在世时尚未显现的后工业化时期。政治制度演进、人的发展和生产方式变迁是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理论的三重逻辑线索，这三重逻辑线索的交汇为解读中国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视域，也为正确认识当代世界发展趋势，解决当下中国问题提供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指导原则。

关键词：历史逻辑；人的发展阶段；生产方式变迁；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B03；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8-0120-10

作者简介：郭忠义，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侯亚楠，鞍山师范学院讲师、博士 （辽宁 沈阳 110036）

随着经济奇迹的创生，中国迅速崛起为经济巨人，探索中国崛起之谜成为全球理论关注的热点，而“中国道路”成为回应这一问题的中国话语。许多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做了相当详尽的阐发，但却缺少作为“中国道路”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视域的理论诠释。笔者认为，解读“中国道路”必须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唯物史观的“在场”和解释魅力。

一

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的特质可以视为旨在从哲学高度揭示世界历史发展本身逻辑的历史科学——唯物史观。这一宏大的理论叙事包含着三重逻辑线索：社会形态的演进、人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

第一重逻辑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以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规律，完成了人类历史的逻辑构建。这无疑是有着原典支持的理论表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有了五种所有制形式的构想。在《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2和《共产党宣言》进一步得到了理论确证。后来，斯大林将“五形态说”明确作为人类历史演进的逻辑程式，将其奉为苏联教科书的基本原理，至此“五形态说”以近乎绝对真理的形式得到了详尽阐发。

这种表达固然坚持了马克思哲学的原则，但也有缺陷，即突出了这一历史逻辑中社会形态的政治特质和政治制度更迭，淡化了社会形态的经济特质尤其是生产方式的变迁逻辑和人的发展逻辑，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三重逻辑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恩格斯本来“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侧重于社会形态本身的经济特质和自然必然进程的揭示，但苏联教科书及其摹本却越来越重视社会形态的政治特质并遮蔽了人的发展逻辑与生产方式变迁的逻辑，使第一重逻辑失去了得以成立的存在论前提和价值论前提。这一逻辑表达不仅受到世界历史尤其是当代社会主义史的挑战，而且无法对当下的世情和国情做出科学的理解，无法对表征中国奇迹、中国崛起之谜的“中国道路”做出科学诠释。

我们认为，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历史绝不仅仅表现为简单的政治制度的更迭，而且表现为更根本的生产方式的变迁，表现为人的实践生成过程及其逻辑呈现。

关于人的发展逻辑，马克思提出两大进路：一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从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将人的发展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格独立”和“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三大形态；二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将人的发展理解为从“自然人”到“主体人”再到“生态人”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后者有文专述3，故存而不论。

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这就是说，从地缘依附、血缘依附中的群体人到依赖于物的人格独立的个体人，再到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人，是人的发展的必然的逻辑环节。

人在第二阶段即“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格独立性”阶段，才真正摆脱自然的联系和“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的命运，成为自主、自立、自为的自由主体，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觉的历史创造者，成为“世界历史”中的存在；才真正摆脱血缘决定的“身份”人，成为契约化的权利义务平等的法人。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将这一“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的政治表现称为“政治解放”，他认为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对生命、自由、安全、财产权利等人权的伸张和宪法化规定，实质上是政治革命和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5“政治解放……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6由此可见，第二阶段是人的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物的依赖性”多偏重于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将之作为与“人格独立性”对立的约束条件，而不是相统一的物质生活条件；将之视为“异化”、“物化”的表现，而不是视为克服“异化”、“物化”，走向“人格独立性”的基础。這是一个片面性误解。实际上，“物的依赖”，隐含着对人的发展的唯物论前提设定。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没有“物的依赖”即脱离物质生活条件而实现精神独立和人格独立，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逻辑的。

马克思在讲完人的发展三大阶段后接着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1。这说明，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逻辑阶段的经济表现，就是生产的工业化、交换的市场化、货币的资本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法治化等现代性生成的阶段，也就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被大工业生产方式所替代的阶段。要深刻理解这一逻辑，就必须澄明第三重逻辑，即生产方式变迁的逻辑。

马克思虽然高度重视生产方式变迁的意义，但未明确提出其逻辑程式，因此，需要我们进行解释学意义的阐释。以往理论界在谈生产方式时，往往偏重于将其与政治制度相联系，偏重于所有制的考量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造成了喧宾夺主式的语义遮蔽，即专注于生产方式的政治特质而忽视了生产方式“本身”，于是造成第三条逻辑线索长期隐而不显、含而不露。

我们认为，生产方式以“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为基本逻辑环节，主要根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就把“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分论，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普遍性趋势”，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2。“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

由此可见，处身于欧洲蓬勃兴起的工业化中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见证了现代工业兴起和发展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变革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敏锐地发现了由资本逻辑推动的生产方式变迁引起的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历史本身的逻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大工业生产方式及其共生的市场经济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铁的必然趋势。在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先行者英国已经发生并运行着的历史逻辑，正是后起的德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也是所有前工业化国家的未来的景象。这实际上就是将人类历史分为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并逻辑地隐含着他在世时尚未显现的后工业化时期。这一自然历史过程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4。

这表明，从传统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前工业化时期向大工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工业化时期（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一切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这种趋势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详尽的阐发并被20世纪世界历史所证明。

按照辩证法原则，马克思对这一世界历史逻辑的揭示，必然隐含着他在世时尚未显现的后工业化时期的逻辑环节。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通过工业这一异化的形式所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5。然而，就生产方式的变迁而言，“异化形式”的工业化社会不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世界历史必然经过消除异化阶段，而走向后工业化社会。因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6。

二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域中，第一条逻辑线索早已得到充分的阐发，第二条线索在改革开放后也得到了深刻的理解，但第三条逻辑线索尚未得到应有的诠释。这不仅影响了对第二条逻辑线索的科学认知，也影响了对中国现实的正确认知与合理评价。因此，这里我们有必要来论证三条历史逻辑线的关系并开显第三条逻辑线索的意义。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三重逻辑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是以不同理论视角对世界历史本身宏观轨迹的逻辑抽象。从人的自我生成和发展而言，它是从依附性的群体性的人向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格独立的人，再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历史回归的逻辑；就人的共同体的政治制度形式而言，是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其初级形式）社会的历史演进逻辑；就生产方式而言，是从前工业生产方式到工业化生产方式再到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制度变迁逻辑。

在对生产方式的流行理解中有两个理论倾向：一是离开生产方式谈生产力；二是离开交换方式谈生产方式。实际上，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生产方式首先是决定和制约着经济、政治和精神过程的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它不仅与生产力须臾不可分，而且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生产力的具体实现形式；不仅与交换方式不可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其本身就是交换方式。在马克思那里，“工业阶段”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往往是出处不同、语境不同但内涵相通的概念。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相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同时，马克思总是把“生产方式”概念与“交往形式”、“交换关系”相提并论。“交往形式”主要是指经济交往关系，“交换关系”就是市场经济关系。

从经典文本来看，马克思相对更重视生产方式变迁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它是人类物质生产历史本身的逻辑主线，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根源。它始终制约着政治制度的依次更替和人的发展的历史演进，因此，是理解其它两条逻辑线索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唯物史观是现实历史本身的逻辑再现，生产方式及共生的交换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基础，生产方式变迁是历史变迁的主线和主因。在马克思看来，唯物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2。“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3。“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5那么“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因此，生产方式变迁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是政治变革和人的历史发展阶段演进的根源。

其次，大工业生产方式及其市场化交换方式的兴起才使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各民族的历史充其量是局部的、个别的自身的活动记录和记忆。借助于市场化和近代科技革命的大工业生产方式，“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8那么，市场经济就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再次，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的发展的历史阶段。由于马克思强调“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于是，生产方式的变迁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在现实历史缠绕中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第一，由传统生产方式到大工业生产方式及其交换形式（市场经济）的变迁使“狭隘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个人”。“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正是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即市场化的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而人的能力的全面性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表现。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就是从束缚和压迫状态下的“解放”。人的解放首先是生产方式变迁带来的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4“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5。也就是说，没有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上的工业化生产，人的解放就是纸上谈兵。而进入工业化、市场化生活过程的人，也就实现了由“群体依附”到“人格独立”、由身份到契约、由“市民”到“公民”的历史越迁。可见包含着交换关系的生产方式变迁是人的解放，即人的自由与发展的现实基础。

第二，大工业生产赖以实现的交换方式——市场经济，一方面是人的异化、物化、两极分化的资本逻辑展开的平台，另一方面又是内生着人类基本价值、消除人的异化和物化、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人本逻辑的制度摇篮。世界经济史证明，“市场经济既受人本元素的潜在导引而生成，又在演化进程中生成强化着人本精神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不断矫正市场经济自身的非人化演进，并规范引导自身由野蛮走向文明。没有市场经济谈不上人的本质的多样性生成和历史性发展。人的生命、健康、独立、自由、平等、个人财产权利保护、互利博爱等等人本精神元素无不与市场经济相关。没有人本精神原则制导，市场经济也不能由野蛮步入文明”6。以人的自由与发展为基本价值的人的发展逻辑，反过来又为以生产方式变迁为核心的制度安排提供终极目标和现实规范的边界。

由此可见，工业化、市场化真正开启了世界历史，体现了人的本质和人的世界的历史性生成，使人成为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尽管这一人类发展阶段造成了人和人的关系的普遍异化和物化，却是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性阶段。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唯物史观研究极端侧重于世界历史的政治制度形态演进的理论逻辑，侧重于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阐发，侧重于暴力革命对政治制度更迭的必然性证明，侧重于政治上“姓社”“姓资”的制度考量，遮蔽了人的发展的逻辑和生产方式变迁的逻辑。以至于在实践上力图用不断的政治革命走向历史演进的逻辑终点。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言：“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那么“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7。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8。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历史不断出现“贫穷社会主义”的灾难，以铁的事实证明了馬克思这一真理性预言，“倒逼”中国社会主义重新回归“生产力发展”所构成的“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从此，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

三

当前对“中国道路”这一中国话语的诠释，基本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三大核心语素展开。然而，一些学者的理解却离开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本身和世界语境。其表现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延伸出与当代世界文明相对立的特立独行；从“现代化”延伸出中国道路始自晚清或民国；从“民族复兴”出发将中国道路的根本精神归结为传统文明。这些看法貌似合理却是想象的逻辑，忽视了话语的基本所指——改革开放的“历史本身”。

“中国道路”的概念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本身”的逻辑呈现，是回应“中国模式”这一西方话语的中国化意识形态表达。“中国模式”是世界政学两界对中国经济35年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成因的话语表述。“中国奇迹”成因的理论追问则始自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绩效巨大差异的“中国之谜”。离开这一历史本身及其世界语境，不仅不能清晰说明中国道路的逻辑内涵和历史边界，不能回答世界对“中国奇迹”成因的理论追问，而且不能解释中国道路的实践路径和未来走向，不能阐发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和世界价值。不考虑世界语境的中国话语必将变成孤独的自我独白，讲不好中国自己的故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道路”的开端。邓小平开始赋予其“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并做出“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都快，并且稳定而持久”1的预言，一年后又赋予其“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内涵。1980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道路的初始定义。

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中国迅速加入了全球化并取得了高速增长，1992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在社会主义宪法秩序下加入了世界经济转轨大潮并在转轨绩效上取得了领先。相反，被西方经济学家普遍看好的俄罗斯独联体和东欧诸国却经历了惊人的经济衰退，是为彼得·诺兰教授提出的“中国之谜”。中外经济学家对谜底的基本共识是中俄转轨路径上“休克疗法”与“双轨过渡”的差异。

盡管对“中国奇迹”的解读在经济学内部无法形成一致，新经济自由主义着眼于市场万能，凯恩斯主义者着眼于政府作用；但是“市场经济”作为导致中国奇迹的主因似无争议。中国经济奇迹改写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原则，这也导致对中国经济之谜的解读超出了经济学视域。2004年库柏·拉莫的《北京共识》似乎是从经济学视角批判“华盛顿共识”，实则旨在提出与美国模式相对立的“中国模式”。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卓越表现，使得“中国模式”成为全球研究热点，并引起学界的热议。

中共中央对世界热议的“中国模式”给出了自己的科学解释：“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4。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中国模式”的回应的关键是，实事求是地向世界宣告：改革开放是中国奇迹的主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定型的模式。中国学界也走出西方“中国模式”表达方式，用自己的语言和主体身体描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逻辑轨迹。于是，“中国道路”的概念渐渐取代“中国模式”，实现了他者话语到中国话语的转变和主体性自觉 ，实现了学术话语与意识形态表达的重叠共识。

然而，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差异（如孔子还是马克思？）导致了对民族复兴的理解存在歧义，有些人将中国道路的成功归因于国家建设或帝制传统；同时，传统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差异（如姓“社”还是姓“资”？），使得一些学者对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提出了质疑。

本文认为，“中国道路”没有超越唯物史观的一般逻辑，而是其理论逻辑的直接现实。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凝缩了200年来世界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进程，呈现了唯物史观生产方式变迁逻辑所规定的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

首先，改革开放是新时期的时代标志，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而改革的本质是市场化，开放的本质是经济全球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国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的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伟力如此之大。”1具体说来，改革开放实现了五大关键转变：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经济决策主体由官员转向企业家、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经济发展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经济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这五个转变是绝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的共识。

其次，中国经济崛起的主因是在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对接和创造性整合。20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计划经济固然可以实现工业化，但最终因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导致结构失衡和增长乏力；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说明尽管我们使出洪荒之力也无法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并改变贫困国家的现实。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囿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教条，就连“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雅克什·科尔奈也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而无视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融合的文明趋势，最终摈弃社会主义而选择市场经济造成了令人遗憾的转轨悲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党人，则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认知，在市场化改革实践中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指导新的实践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选择，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再次，关于“中国之谜”的理论求解，国内外转型经济学家尽管对转型路径给予了更多关注，“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对非经济学原因给予了多向度的说明，但无不承认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有效组合是中国经济转轨成功的关键，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是经济奇迹的主因。中国加入WTO十年令世人瞠目的经济表现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明：2003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10.7%，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经济总量从2001年的世界第六上升至2010年的世界第二。正是在市场化驱动下中国实现了由发展中农业大国向全球制造业大国的转变，实现了由贫困大国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总之，尽管有人质疑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然而，历史证明中国道路没有偏离唯物史观所确立的理论逻辑，相反，现实中国道路却是向唯物史观理论逻辑的真正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逻辑主线正是唯物史观生产方式变迁的逻辑，只有从唯物史观设定的理论坐标中，中国道路才能透过重重的纷纭表象得到本真的理解。

四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三大逻辑，无疑对我们正确理解中国道路及其当下历史方位和面临的中国问题，提供了总体性逻辑框架和一般原则。“中国道路”虽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轨迹的理论概括和概念表征，然而，它必须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彰显其理论真谛和实践价值。那么，马克思的关于世界历史演进的三条逻辑线索就成为解释中国当下复杂现实和未来趋向的理论指南。

在马克思时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化阶段，它以资本和技术推动的市场“交换”的世界化展开的方式，使各民族分散的活动进入了世界历史舞台，使世界历史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波澜壮阔的转型，以转型和发展为根本特征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本质上仍然从属于这一世界历史进程。当下中国现实复杂到几乎所有单一的理论模式都不能科学说明。历时性的历史阶段共时性存在犹如参天古木横断面的历史“年轮”，映射出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立体交织与相互缠绕的历史奇观。然而，现实中国恰恰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生产方式变迁为主的世界历史三大逻辑主线的交汇，“中国道路”只有在三大逻辑历史交汇中才能被科学的界定。

按照政治制度演进的逻辑线，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之路。国情是中国道路的存在论规定。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准确把握了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历史方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部理论、战略和政策的出发点和基石。尽管我们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一伟大的理论创新除了理论界耳熟能详的表述之外，其哲学意义还在于：

首先，在世界观的维度上，实现了社会历史本体由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到具体的国情现实的转变，实现了世界图景由两极对立到差异化共存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向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正回归。唯物史观奠基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就批判了黑格尔主义者将种种一般的虚假观念作为实体的荒谬，指出“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在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下日渐萎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1。实事求是地认知国情，就是从“两个凡是”精神枷锁中的“思想解放”，就是再认知“意识[das BewuB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BtSein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二个转变是世界历史演进的逻辑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时间上的前后相继，变为空间上的立体重叠和差异化共存。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化存在，是一种文明多样性的和平竞争。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基于多元制度文明共存的前提。战后世界历史发展证明，能否以开放的态势全方位地汲取对方的优秀文明成果的能力，成为制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其次，在价值观维度上，实现了价值取向由“意识形态符号”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本身”的转变，实现了手段到目的的回归，也就是实现了政治制度变革逻辑向人的发展逻辑的转变。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安排，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手段而非終极目的。而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追求和具有终极价值的意识形态图腾。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政治制度革命的逻辑理应转向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和人的发展逻辑，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却一步步陷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逻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意味着作为政治制度变革的“革命”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改革”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同时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在概念中，“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3，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资本主义也不等于“腐朽”和“垂死”，“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战后非洲国家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发达国家第二个黄金增长，都证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政治制度变革的逻辑必须服从于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

按照生产方式变迁的逻辑线，中国道路是以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之路。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的中国经验构成了中国道路上的壮丽图景，逻辑再现“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极具参考价值。现代经济学研究证明，由前工业化时期到工业化时期再到后工业化时期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恰恰是马克思早已洞见的关于生产方式变迁的历史逻辑。

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在对101个国家1950—1970年间的经济数据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构造了“世界发展模型”，由发展模型求出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经济结构所具有的标准数值。他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的经济结构相对应，经济发展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实现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又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佳贵在对钱纳里模型有所完善后提出，中国“十二五”后已经步入了工业化后期。而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已经成为国家共识。

全球工业化进程经历了四次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化、以电力使用为代表的自动化、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化。这四次革命恰恰是生产方式变迁的时代标志。尽管我们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但我们却借助改革开放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良性互动中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和工业化转型，并且与发达国家平等地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中国制造2025》是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国战略。其目标是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之列，2035年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新中国成立百年时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生产方式变迁将成为中国道路的逻辑主线，推动中国全方位的社会进步与生活方式巨变。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市场经济框架中的无边界联盟，出乎意料的引发了共享经济的来临。企业竞争促成的社会共享不仅改变了原有的产权属性、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而且使社会主义的共享属性在新工业革命中逐步变成现实。“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间界限”的消除，全球范围虚拟和实体生产体系的灵活协作，智能化生产造成的工时缩短和闲暇时间增多，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打开了极为广阔的社会空间。3D、4D打印技术的应用所提供适应所有个体差异的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将极大地促进人们“成其所是”的个性实现。

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历时性经济发展阶段共时性交叠，后工业化、工业化与前工业化的不同色调构成了中国地图的独特景观。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许可以解决以往难以解决的经济、社会难题，打破以往工业革命的线性逻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

然而，新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美好前景，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严峻风险。如大规模失业和迅速的两极分化，等等，“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特质无疑在抵御风险中具有制度优势。 西方学者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有着以生产方式智能化及其导致的生活方式智能化为核心不同的诠释，却无不偏重技术革命的力量忽略市场经济制度并视之为理所当然。“中国经验”却证明没有市场化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工业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文明。新技术革命突显出“平台”的力量，然而，任何信息技术平台和工业平台，都必须运行于市场经济制度平台之上。没有“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风险将无限放大。人的发展逻辑也就成为市场经济制度文明构建的关键。

人的发展逻辑是中国道路未来走向和现实价值的界标。按照人的发展的逻辑线，我国正处于人的发展的第二大阶段。前工业化遗存与后工业化社会以及工业化不同阶段相重叠，促成了观念的冲突和社会矛盾高发的现实。马克思人的发展逻辑线与生产方式变迁的逻辑线交叠缠绕，对我们认清现实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冲突具有重大指导作用。具体说来：

首先，“物的依赖性”是“人格独立性”的现实基础。正视与肯定“物的依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势在必然。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法权化，高度尊重和保护公民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体系，不仅是实现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想的重大举措，而且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说它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消除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举措。因为当前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原因，如腐败问题、违法强拆低补问题等，本质上都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巧取豪夺。因此，完善農民地权的产权权益实现和保护是使新技术革命中相对弱势的农民阶层应对风险一大关键。

其次，如果说从依附性的人到个性独立的人是工业化市场化发展阶段的必然规律，“现实性的个人”就是人民的实在形式，由阶级到阶层、由人民到公民的转变就是建立自由、平等、公正的现代法治体系的首要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主体前提。如果说从“身份人”到“契约人”的转变是人的发展第二阶段的法理特征，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那么由数千年的权治社会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变迁，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的发展逻辑的必然环节。

最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和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尚未最终完成，说明革命时期的“专政”方式在社会治理中的终结。对每个个人平等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尊重和高扬是唯物史观人的发展逻辑的直接现实，是“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价值目标和经济行为不可逾越的界限。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道路，就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指向和现实价值原则，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和民族复兴之路。它以改革开放为逻辑起点，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存在论依据，以以人为本为价值尺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方法论原则，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动力，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基本目标。中国道路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直接现实。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当下中国，在纷纭的历史表象背后是三大逻辑主线的相互缠绕。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变迁与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是“中国道路”的核心主线，它必将在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中呈现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并反过来规制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文明进展。它必将在人的发展逻辑呈现中，人的自由个性的生成发展中，逐步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1，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中国道路指向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谐世界的未来。

（责任编辑：周小玲）

“Chinese Path”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orizon

Guo Zhongyi Hou Ya'nan

Abstract：For the expression of historical logic in the world，traditional marxist philosophy textbook focused on the law of succession of “five kinds of social form”. And the logic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logic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change which paralleled with it was covered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mode in the “das kapital”， Marx divided human history into the period of before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period of after a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although he did not mention when he was alive， but they did the implicit logic. In fact， Marx worl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ory contained three logical clue. It were the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the mode of production change.It is the triple logic clue of intersection that can provid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horizon to interpret the “Chinese Path” 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s basic position and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development trend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present China.

Keywords： Historic Logic；the Stage of Person's Development；the Changes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Chines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