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隽

对现代中国之语境而言，传教士的思想史地位是在逐渐淡化的。而卫礼贤与辜鸿铭的位置与时代，恰恰调了过儿，在辜鸿铭归国的年代里，传教士仍占据西学传播的主导话语权；而当卫礼贤来华的岁月中，正是传教士要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与留学生完成交接的转折关头。所以，讨论辜鸿铭与卫礼贤的交谊，在某种意义上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另类的佐证，即早期留德学人已卓然自立，而且在这种跨文明对话中具有非常高的思想史价值。

辜鸿铭（一八五七至一九二八，Hung BengKaw），福建厦门人，名汤生，字鸿铭，年长于卫礼贤十六岁，近乎一代人。但他归国之时，在一八八五年（清光绪十一年），年二十八岁，当其时也，正是中法战争之时，他入（后长期任职于）张之洞幕府，任总督衙门洋文案。十四年后（一八九九年），做传教士的卫礼贤（Wilhelm Richard，1873-1930）来华，年二十六岁。虽然来到中国的年龄相若，可面临的时代语境却大不相同。一八八五年时，虽然有中法战争，可大清国毕竟国势仍在，甚至至少自以为在亚洲国家中仍居龙头地位；一八九九年时，已在甲午战败之后，且辛丑之辱即将发生。可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作为异乡华侨的辜鸿铭，还是异国教士的卫礼贤，都对此面临苦难的中华大地“不离不弃”，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和陪同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共同走过那段艰难岁月。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真的可谓近乎一种“圣贤精神”，可称之“贤哲别东西，思澄终归一”。这一点，仔细考究，原来并非没有根据。从他们的共同话题和趣味的养成，尤其是在学养成分里的精华元素中就可得到提示。譬如，这里要重点讨论的孔子与歌德。辜鸿铭虽然曾先后留学现代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对英、德、法三国文化均有深刻独到的理解，尤其是深受卡莱尔、罗斯金、阿诺德诸人影响，但在他心目中占据最高地位的欧洲圣贤乃是歌德。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何以然？他又是在何种意义上选择歌德为自己的精神制高点的？卫礼贤作为德国人，他当然对自己的母邦大贤心有灵犀、引为典范，但他同时通过与中国田野的朝夕相处，努力寻找中国圣贤和经典的资源，于是引出对孔子、老子与《易经》的高度重视。相比较辜鸿铭的独尊儒家，颇有所异。卫礼贤作为比辜鸿铭晚一辈的异邦知识精英，其求知路径与真理谱系有所不同，但显然都属于那个时代的“世界公民”系谱中人，黑塞对卫礼贤评价甚高：

他（指卫礼贤，笔者注）是先驱和典范，是合东西方于一身，集静与动在一体的太和至人。……所以才会产生他那优美动人的语言，就像由他翻译的《易经》那样—歌德和孔夫子同时娓娓而谈，所以他才能对东西方这么多高品位的人产生如此魅力，所以他的脸上才会带着智慧而和蔼、机敏而谐谑的微笑。

作为知交挚友，黑塞对卫礼贤的评价显然不仅是溢美之词，而是有着基本的判断在内的“盖棺论定”。但不知他是否明白，让“歌德和孔夫子同时娓娓而谈”的，卫礼贤并非“始作俑者”。兼具中德文化素养的，还有早年留欧、求学莱比锡的辜鸿铭。作为前后求学欧洲的“世界人”，辜氏也可算作卫氏的半个老师。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当清季末年，辜鸿铭年在知命前后，而卫礼贤则在而立之后，仍处于来华不久，努力求知的阶段。此期两人碰撞共鸣不少，尤其是卫氏可以多向辜氏请益中国知识和学问。

辜鸿铭与在华德国人交谊不少，他与卫礼贤也正是通过另外一个德国人的介绍而认识的，此君就是帕盖特（Paquet Alfons， 1881-1944）。帕盖特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这个身份显然有利于他的交游访问。一九一○年，他经一位在华工作的高贵德国女士的介绍而拜访辜鸿铭，显然对此印象深刻：“他向我讲起他在魏玛逗留时的情况，讲起他数年前在汉口与亨利希王子的交谈，谈起托尔斯泰写给他的一封公开信。他很喜欢德国的经典作家，认为这个贡献了歌德和费希特的民族，并非只有高领制服和名牌公司这些标志。他忧心忡忡地说起了英国，认为正是英国的先发优势迫使德国走上了艰难的扩军之路。这位博学的陌生人还期望德国精神能最早实现对各种文化的大融合，这种观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按照帕盖特的说法，辜鸿铭是“第一个我可以用流畅的德语与之交谈的中国人”。辜鸿铭不仅与客人谈古论今，还尽地主之谊，带着帕氏闲逛上海的戏院、茶楼和饭馆。这样的近距离交流，无疑迅速拉近了彼此间的关系，包括思想与精神上的。帕盖特在随即离沪的旅程中就翻读了辜氏的赠书《清流传》，甚至马上推荐给了自己新结识的朋友，即此书的德译者卫礼贤。“作为纪念，我兜里放着他刚刚出版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第二天，我就在船上读了这本书，深受吸引，打算将它在德国出版。还在船上的时候，我就向一位来自青岛的朋友谈了我的想法，他就是汉学家卫礼贤先生。在此期間，他已经把这些论文译成了德文。”我们不知道卫礼贤此前是否就已经认识辜鸿铭，但就目前的通信来看，辜鸿铭早在一九一○年六月十日就已给卫礼贤写信，而且从中可以推断两人此前有过一些书信往来。那么，卫礼贤与帕盖特的相识并同舟返德应是在一九一○年上半年，虽然在一九○二年时辜鸿铭曾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身份赴青岛，并拜会胶澳总督特鲁泊，但彼时是否就与卫礼贤相识则待考。

此后，两者就颇有往来。如卫礼贤就曾将自己德译的《论语》《道德经》等寄给辜鸿铭，请其斧正。对《论语》，辜鸿铭虽客气地称其为“了不起的翻译”（magnificent translation），但却也坦率承认自己还没有时间细看；但他很不客气地批评卫氏没有将为何要译《道德经》的理由解释清楚，他甚至强调说：“对研究一个民族的文献来说，在民族思想的潮流里将主流和边缘区分清楚是很重要的。”在这里，辜鸿铭给青年人卫礼贤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即在中国文化里，他认为主流是儒家文化，故此翻译孔子的东西很重要；相对而言，道家显然不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其实，在这点上，辜鸿铭可能是过于好为人师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本质究竟如何把握，可能并不是简单地下结论就能解决的问题。要知道，卫礼贤并非只有辜鸿铭这样的单一渠道来接触中国文化，通过周馥（一八三七至一九二一）介绍的劳乃宣（一八四三至一九二一），卫礼贤可能更加深刻地进入到中国文化的内里深层中去，所以我认为他对老子的重视，尤其是追溯到《易经》，其实是很见眼光和判别力的。

辜鸿铭的一生变动颇多，即便在晚年也奔波不息。一九二四年十月至十二月，他先后到日本、台湾地区讲学；一九二五年四月至一九二七年秋（其中一九二五年六至七月回东北），再度赴日讲学。如此看来，一九二四年十月之前，他还在北京。其基本思路也不太一样，相比较作为德国人的卫礼贤，在辜鸿铭的欧洲文化修养之中德国虽居有相当地位，但并非至关重要。因为毕竟，他早年所受到的主要教育养成，是在英国。

作为德国同善会来华传教士，卫礼贤在华的德国交游也不应忽略，至少如传教士同行如花之安、许勒的帮助相当重要；而来华游历的奥托、凯泽林、帕盖特等人对他的帮助也实在非小。但如果论及中西知识融汇之畅达，则恐怕真要说是舍辜鸿铭其谁。提及卫礼贤在西方文化和思想史上的位置，一般难得将其归入主流精英的行列，因为他为世人所熟知的功绩自然是德译中国经典；但殊不知他之所以能具有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正在于超越了简单的翻译界限而进入到会通中西的杰出精英之列。而这样一种流转的轨迹则尤其有趣，就是传教士—留学生的关系经由这一关系，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就是留学生—传教士的反哺效应。这是非常有趣的。虽然较之第一代留学生如容闳、黄宽等人还要晚上一代余，但辜鸿铭以及他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如马建忠、陈季同、严复诸君都在伯仲之间，最有趣的则是他之转向国学，乃受到马建忠的重要启迪。如果说马建忠、严复的影响主要还是内生型，那么陈季同、辜鸿铭则显然表现为外向型。陈季同的具体表现是法文撰著的刊行以及对法国汉学家的影响，那么辜鸿铭的影响范围更宽泛，不但在英语世界得到广泛关注，而且在德语世界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作用力，同时也进一步传播到法国、北欧、日本等地。法国学者波里曾与辜鸿铭合作以法文翻译《论语》，他认为：“他（指辜鸿铭，笔者注）也是人文主义者，罕见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他接受了东方圣贤和西方圣贤—特别是歌德—的教诲。”在这点上显然辜鸿铭和卫礼贤都得到了东圣西圣的真谛，无论是孔子，还是歌德，都成为他们时而引证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