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姝君

摘要：文章将从文本与电影的文化背景出发，对比分析“理智与情感”的主题表达及其方式方法的异同。

关键词：简·奥斯汀；理智与情感；李安；跨文化

简·奥斯汀是英国著名女性小说家，她的小说题材“仅限于周围三四户人家”，“现实地描绘日常平凡生中平凡人物”，存留了18世纪英国乡绅阶级女性的生活场景。戏剧冲突明显是简·奥斯汀小说的突出特点之一，这也是她的小说被不断搬上银幕生成电影文本的一个原因。电影文本的不断产生，无疑扩大了小说作品及其作者的影响。但是，小说与电影毕竟是不同的文本形式。前者诉诸于抽象的文字符号；后者借助的是具象的视觉画面，自然具有不同的特质。除了这两种文本形式先天的不同之外，李安执导的《理智与情感》又融入了中国审美传统和儒道思想的元素。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探究从文本到电影的主题置换、情节增减、场景安排和人物塑造，从而更深入地发掘“理智与情感”这一主题。

一、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文化渗透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的一个复兴时期，此时的英国见证了经济、文明和综合国力的全盛。教会运动此起彼伏，民主、女权、浪漫主义等现代社会意识形态觉醒，文化艺术中传统现实与浪漫主义碰撞，这样的时代背景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理智与情感》就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

（一）宗教影响的渗透

简·奥斯汀信仰英国国家教会圣公会，教会成员包括乡绅、军官还有生意好的一些商人，而她的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大多取材于此，选取中产阶级与乡绅的生活为素材，这样的主人公设置暗示简·奥斯汀肯定教会的社会地位与责任意识。

再者，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发展趋向也符合教会道德标准。如埃莉诺和玛丽安的性格对比以及性格转折的方向都是基督教徒谦逊克制的美德所在。

最后，在全篇的小说叙述中，简·奥斯汀采取全知视角将自己的情感意愿传达给读者情节发展缓和，在转折之处并非借助主人公自发的理性选择也没有强大的外力推动，而是一种绵柔有力的环境作用，如教会中的上帝恩典一样，在发现并遵循道德标准之后便会得到幸福。

维特利说：“奥斯汀具有典型的基督教作家美德（在我们看来，是必须拥有的），这种美德明显地体现在她的高雅品位且极具实用性。”[1]从她的教徒身份出发，“理智与情感”的主题表达更满足于教会的道德要求和“救世”宿命论。

（二）女性意识和家庭观念的渗透

18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后女性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觉悟，与此同时，工业化带来的工厂化，影响了妇女就业，直接冲击了中产阶级家庭的稳定，加之变革的社会态势，家庭的稳定便成了主流追求。被迫退居家中的妇女，也不得不转换为“家庭天使”的角色。在小说中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在婚姻与感情的冲突中也有所体现。奥斯汀认为两者相比婚姻的重要性胜过感情。在维多利亚时期不论精神还是物质，女性都以男性依附者的地位存在，因此要想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唯一途径就是经营好家庭，相夫教子。女子追求爱情必须以走向婚姻为结局，否则便会走向坎坷。正如开篇父亲死后留给埃莉诺姐妹前途未卜的财产，而为了确保自身的社会地位，她们必须找到适合的婚配对象。作者通过姐妹俩在恋爱过程中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即理智与情感的对立，向我们揭示了理智的婚姻即幸福的婚姻。

（三）对时代文化核心的响应

一般而言维多利亚文化主要指维多利亚道德，即正义和圣洁，核心是约束人们的道德规范，强调尊严、责任和权力控制。简·奥斯汀《理智与情感》的主要文化基调，便是符合这类道德规范的家庭仪式和社会责任。恪守责任与社会礼仪的埃莉诺是理智的，总是谨慎地控制感情；玛丽安则在感性推动下经过痛苦的自我改变，最终获得理智的指引。

二、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文化阐述

简·奥斯汀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把英国式幽默融入小说中，这种具有讽刺色彩的个人化风格很难用传统好莱坞式的戏剧性动作表现，作品的电影化有了一定难度。再加上作品本身的女性特色、家庭背景中敏感的人物关系，综合考虑下来，中国导演李安在“家庭三部曲”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幽默风趣、内敛温和的风格以及他处理家庭关系的高超能力正适合影片的需要。从小说到电影，李安带来了一种跨文化的主题阐释。

（一）传统文化的浸润

李安用“外儒内道”形容自己的个性，他的电影创作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儒”、“道”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儒家仁礼的思想核心强调道德的普遍性、绝对性，要求个体对情感表达的克制引导和自我调节，完全履行伦理义务。“发乎情止乎礼义”使得情感处于自我压抑之中。被压抑的是本能，实行压抑的是道德。[2]这样的文化渗透与他的取材和视角是密切相关的。正如李安接受采访时说的，如果说他所有影片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压抑”。

传统道家文化则是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刚好作为儒家文化的对立补充，它崇尚自然，讲求天地合一、阴阳相生、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文化体现在影片的深层表达上，“师法自然”，自由隐逸，尽可能地吸纳了道家文化中对人性的释放和解脱。也正是儒道的融合，才使得他能以温和平寂的风格自然表现压抑的主题。

（二）文化碰撞下的主题表达

（1）感性与理性的融合

小说中伦理关系的处理采用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思想来规范人的行为方式、思想道德、认知模式等，限定情感和欲望的自然衍生。而电影则是以东方二元和谐哲学观为基础进而调和矛盾。这部电影延續了理智与情感的主题，但在阐述主题的过程中进行了巧妙的融会。原著通过描写性格迥异的姐妹在爱情婚姻上的选择和结局，颂扬了理智，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李安则将中庸之道巧妙带入两百年前英国中产阶级社会的价值准则中，着眼于理智与情感的交错点，将“理智”阐发为同时兼备感性和理性的“知性”，将对立的两种特性变为一种特性里相生的两面。

“影片在形式上克己复礼，清心寡欲却从实质上体现对率真爱情的向往。”[3]姐姐埃莉诺沉稳内敛，承担着家庭责任，代替了父亲的角色。社会道德和责任感的约束让她不得不克制内心对爱德华的强烈感情，在情敌的挑衅和爱人的婚约面前保持沉默；玛丽安则感情用事，甘愿为爱牺牲，不计后果，却遭遇了心爱之人的背叛，险些付出生命。在经历坎坷后，两姐妹性格慢慢向反向缓和，最终得到幸福。这并非是孰是孰非的选择判断，而是情感的微妙融合。这样的情节发展就像道家文化的阴阳调和一样，也体现了物极必反的哲学认识。

（2）女性主义的延续

在小说电影化的过程中，李安延续了原著的女性视角。开头父亲的丧失交代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社会里女性没有经济来源，只能作为男性依附者存在的可悲境况，使女主人公智慧的形象鲜明起来，这正是当时女权主义追求的“从精神上摆脱依赖”。片中女性服装端庄典雅，而且影片添加的玛丽安给威乐比画像的情节，无疑是对男性观赏者身份的颠覆。另一方面，相比片中女性鲜明的性格特征，男性的性格特征显得暗淡。威乐比英俊却虚荣奸诈，布兰登见多识广却相貌平平。此外，影片还突出塑造了玛格丽特这一在小说中几乎没有描述的人物形象。这个11岁小孩对于地图的热爱、对旅行和海盗的憧憬以及对于“去过很多地方”的布兰登的崇拜，都是李安全球化视角和女性主义的体现。

（3）具体表达方式的典型差异

a.人物删减与形象调整

影片中删减了一些无意义的人物形象，增加了玛格丽特的戏份作背景烘托，使得影片更具时代性和全球性。在人物形象调整上赋予了东方女子温柔含蓄的特点。小说把埃莉诺描述成为了家庭放弃自我的伟大女性，突出其牺牲自我的圣人精神。但是李安导演在影片中弱化了这一特点，并没有将埃莉诺放置在道德高点，而是赋予她普通女性温柔浪漫。

b.寓情于景的表达方式

李安“喜爱每个地方充满无声的暗流”，能够抓住自然界极细微的情感变化，[4]区别于西方特写的夸张表达方式，注重整体场景的情感一致。为烘托姐妹俩不同的性格特征而配置不同的背景，将埃莉诺放置在匡正的庄园、室内，将玛丽安放置在荒原、马背。再如玛丽安崩溃时背后丑陋的树篱，烧退后出现的十字小路，宛如象征复活的十字架。不需要呈现小说里完整的对话冲突，通过意象选择和情景布置就能生动地表达情感，这便是李安的温和表达方式。

c.平和的敘事风格

以全知视角叙述的小说作者，更多的充当的是一个价值引导者和行为评判者的角色，主要目的是出于讽刺告诫，而不是纯粹的情感冲动。“东方的生活态度和西方很不一样，东方的传统伦理哲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比较压抑顺从。西方就不是，比较表达自我，对压抑的抗争方式就是宣泄，这就增高了冲突，这就是戏剧。”[5]他自身平和宽容的个性融于影片，使影片改变了原著嘲讽犀利的风格，幽默细腻却多了对女性的宽厚。在玛丽安与布兰登结婚这一情节中，小说只是强调威洛比的嫉妒，但是在电影中却将其感情描述得更加幽怨复杂，他骑着白马远远望着婚礼现场，最后落寞而走，向观众展现了威洛比还沉浸在情感与理智的挣扎之中难以自拔的心境，尽管他得到了财富，却失去了爱情。这种平和的场景，使威洛比的性格复杂化。

三、结语

李安和简·奥斯汀都擅于描绘家庭观念、社会责任和道德风俗，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习俗下，经由传统达成共识，在内核一致的小说观与电影观下，表达了具有普世性的主题——“理智与情感”，这一对人性中的矛盾将永远是人类共同的话题。

参考文献：

[1]Perter Virgin.The Church in an Age of Negligence[M].Cambridge：James Clarke and Co.1989.407- 410.

[2]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年，中华文化复兴论[M].台北.1969.

[3]墨娃，付会敏.阅读李安[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Hitney Crothers Dilley.看懂李安[M].黄煜文译.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144-145.

[5]张靓蓓.新闻午报，2005-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