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继承发展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他的作品关涉着自由主义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的话题转向。伯林著《俄国思想家》也是旨在说明多元主义和现代性社会的必然关系。

自由主义强调意志自由，否认必然性的支配作用。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的行为是为所欲为，有绝对意志自由的。资产阶级曾经高举个人主义的旗帜，一度成为反抗教会权利赢得宗教解放的有力武器。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因而助长了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自利倾向。“现代性”的提法源自启蒙运动，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和世俗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哈贝马斯说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这是从作为“时代意识”的文化精神方面来理解现代性，将现代性解释为当下社会从精神到日常生活方式再到政治制度等的全方位“合理性化”。

以赛亚·伯林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他表现出了明显的多元主义以及反启蒙的倾向。在他看来，启蒙的理性主义一元论在实践上由于其专断和强制，会导致现代性的片面和单一。20世纪前页，这种经由理性思考的现代性构想往往依靠非理性的方式才能实现，这种建设充斥着暴力和极端。尽管现实如此令人失望，但伯林并没有因此走向启蒙的反面。他并不否认启蒙的意义和必要性，他承认，通过启蒙，人类将会脱离传统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

在托尔斯泰身上，伯林主要针对托尔斯泰的内在矛盾进行分析。托尔斯泰厌恶等级制度，同情底层人民，希望进入底层生活。托尔斯泰站在保持相对原始状态的俄罗斯人的角度，从人和人的关系上来评价西方文明，他认为西方人的人性且已经败坏。托尔斯泰所推崇的天然状态同卢梭的自然教育有一定相似之处。卢梭认为自由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之前对于自由的描述都是不够绝对的自由，遭到更多的干涉和干预，最后无奈妥协，是一种规则下的自由。如何否认人和人之间自由的冲突，托尔斯泰认为应该从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入手，相互冲突的自由是因为没有达到足够的理性，如果人知晓了物质、精神上的本质需求，那么冲突就会降到最低，人们能够保留基本的理性，而不被物欲所迷住双眼。

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大贵族，一个有产者，他过着一种矛盾而痛苦的生活，因为他无法得到得知自己最基本的需求，所以他选择进入劳动基层人民，但他又是一个矛盾的人，一方面享受着作为贵族的精致生活，一方面又进入底层亲自去体会劳作，他的道德焦虑是实实在在的，他的天性和信仰上的矛盾也是实实在在的。伯林认为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有自负是刺猬。这使得他在多元价值面前感到焦虑，因而退守他的顽固的一元识见。

当前世界，现代化的表现有相近也有不同。似乎出現了多现代性共存的现象。但这种“多”不是说并存在着多个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甚至在价值完全相反的现代性，而是指在同一现代性内核的普遍价值指引下，表现出的特殊现代性。这些个体表现不一的现代性由于地域特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因而以各自的特色表现现代性所内蕴的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是启蒙的产物，而启蒙又是从一种普遍的人性和永恒的理性立场去描绘现代应该具有的精神品质和生活方式。起源于启蒙的现代性的普遍价值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描述，不同的表现方式。这样理解起来，表现面相各不相同的现代性与现代性的普世价值之间是一种特殊与普遍的关系，其核心始终是以理性指导一切，按哈贝马斯所说就是要“理性地塑造生活”。

伯林与上述见解不同。他信仰多元价值，因此并不认为只有一个普世价值。他理解的现代性是可以多样的，并不是由一种普世价值衍生出的多种具体表现形式，而是从根源上就同西方不同的另一维度的价值取向导向的现代性。伯林欲用“多元现代性”否定西方的现代性，同时将非西方的现代性纳入进来。在“多元现代性”的视域下，现存的每一种现代性都是独特的，西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并不具备普世性，作为后进的非西方的现代性，同早已出现的西方现代性的关系并不是继承和发展，而是应该用全然不同的眼光看待此二种。

伯林所说的文化与价值多元，不是简单地指出人类存在多种价值而非一种。他坚持多种价值单独存在，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在他看来，价值与价值，特别是那些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之间是一种特殊对特殊的关系，本质上相互排斥，实践上也做不到将其糅合。因此，人们不可能为自己所追求的诸价值理想找到一个有说服力和公信力的共同尺度，来衡量、判别其他事物。更不能根据这个尺度为其他价值排定次序，建立所谓公约。

现代性作为现代人用来叙述自己所处的经历了启蒙之后的时代特质的概念，作为叙述现代生活品味和样式的特定标签，包含着一种来自启蒙普遍性立场的普世价值理想。现代性的社会正是以这些价值理性为基础而理性地建构起来的。在以赛亚·伯林看来，这种现代性概念不过是坚持“建构理性”的法国式启蒙制造的美丽神话。然而人类不可能获得至高的理性，根据人的理性而推出人类单一的、正确的永恒价值，并用它统治或取消其他价值，而实现至善的想法反而导致了极权主义的滋生。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伯林想从价值多元的角度，为自由主义寻找到一个哲学根基。他拒绝在从形而上学的理论中再去寻找，他反对哲学家们在实在以外寻求真理、建构超验的至高道德体系的幻想。伯林并不反对启蒙的基本价值和启蒙预设的目标——自由、理性、平等及正义与善的社会秩序。在他的谈话录中，他不吝对启蒙运动的赞赏：“启蒙运动的价值，也即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孔多塞这些人所提倡的东西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也许太褊狭，对人类的经验事实往往也会判断失误，但是他们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们把老百姓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反残忍，反压迫。他们跟迷信无知以及许许多多败坏人们生活的勾当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战斗。”伯林反对的是启蒙带来的，人的自我的巨大膨胀，以及盲目自信导致的理性一元论。至此我们可以读出，伯林运用自由主义来反对启蒙，其主要目的是警告因为启蒙而解放进而自觉追求自由的人，要时刻警惕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妄自尊大。伯林“反启蒙”主要是反对那证成启蒙价值普遍性和启蒙目标唯一性的、属人的超越能力——人的理性。

从文艺复兴开始，人开始从神学的束缚中醒过来，选择依傍古人的智慧。而启蒙运动，又使人从对前人的智慧中脱离出来，进而依靠自身的理性。但是，理性在近代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阐释方式。一种是源自笛卡尔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传统，一种是从培根开始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笛卡尔的理性上溯可以到柏拉图的“理念”，是一种唯理论的理性。哈耶克称之为“建构理性”。而经验主义传统的洛克，将理性发展为“进化理性”。“建构理性”否认理性有限度，赋予理性以自主、主动之品格，把理性理解为一种思辨、批判和否定的力量，因此，“建构理性”总是在设计人类的理想生活的蓝图，凭借这个创建社会的各种制度。“进化理性”则意识到了人的理性的局限，要求防止理性的滥用和超越使用，强调对常识和传统的尊重，把理性理解为一种经验观察、归纳综合，一种在实验中进步的力量，因此，“进化理性”“总是在注重澄清思想，检验理论和假设，分析经验的意义”①以赛亚·伯林所要反对的理性，就是出自笛卡儿传统的“建构理性”。而这种“建构理性”正是法国式启蒙的理性基础。

“建构理性”以它的理性主义一元论，带来的是一种激进启蒙。人们相信用牛顿和笛卡儿的科学方法和建构理性组装起来的巨大力量，通过人类可以预测历史的沿革，理性地安排人类的未来。这种“建构理性”将人类追求至善至美境界的古老理想与近代科学带来的工程技术思维想当然地合并起来，从而自负地认为通过理性可以用工程技术解决社会问题。伯林指出：“它们应对人类的挫折、罪恶和不幸负主要责任。”②

屠格涅夫在这方面有着敏锐的先见。这也是伯林将屠格涅夫的处境视为自由主义的处境的一个缘由。屠格涅夫面对方兴未艾，此起彼伏的各种起义、革命，始终保持着自己内心的平静，并没有被外在的喧闹的氛围所左右自己的想法。他保持着自己的判断，尊重、赞叹着革命者的勇气和牺牲，但他并没有头脑一热地将自己投入到革命洪流之内，他冷静地指出了革命的致命缺陷，并因此遭人嫉恨。屠格涅夫所意识到的革命的缺失，和伯林的反启蒙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革命者将人文遗产视作浪漫的垃圾，屠格涅夫意識到这样一个用狂热与暴力创造的新世界里，值得生活的东西太少。伯林认为将社会生活理性化，无视了人性价值的社会模式，最终将导致人的异化。屠格涅夫和伯林的诉求都是呼唤一个彼此把人当人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由中央控制、自我推动的机械的生产消费社会。

这种一元论严重威胁到个人追求自身目的和价值的自由，使得启蒙陷入吊诡状态：通过启蒙获得解放的人们又身不由己地深陷奴役之中。《俄国思想家》体现了伯林反对历史目的论，反对用单一理性来建构现代社会；主张价值多元，主张宽容立场，体谅不完美的生活以及拒绝用一元论思维解答人类生活、社会各方面问题的观点和态度。

注释：

①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M].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57.

②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

参考文献：

[1]傅永军.以赛亚·伯林的“现代性”[J].求是学刊，2017，7（4）.

[2]蒋柳萍.多元论与自由：伯林反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6，1.

作者简介：赖力嘉（1992-），女，四川德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