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波

摘要：在“文化自信”政策的扶植下，传统文化的文化产业具有了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等特点。而这些特性使北京故宫的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速度迅猛，受众群体广泛，并对全国的文化产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传统文化

2016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依靠文化创意产品一年创造了10亿元的销售额以及近亿元的利润，在出售文化创意产品的同时，引入与电商合作引入B2C模式，开发手机APP，玩互联网+，半年亦创造出8000万元的利润。笔者认为，独特的产品特性以及自带的品牌光环是偶然结果的必然条件，并试图从产品特性、发展原因以及未来性三個方面着手，浅析北京故宫在文化创意产品。

一、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的特性

在国内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既有文化创意产品的普遍特点，同时又有自身的一些特色。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文化创意产品跨时代性。中国作为世界上仅存的历史文明没有中断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传统文化具有非常久远性，加之北京现代新兴文化发达，尤其是网络科技以及VR、AI技术的发展，由此而使其文化创意产品具有跨时代性，既有历史特色的又兼具现代科技。二是文化创意产品多元性。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的多元性既表现在产品品种的丰富上，又表现在消费群体的多层次上，可谓从生产到销售的一体多元性。尤其是近年来，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的增速在逐年提升。其中，2013年增加文化创意产品195种、2014年增加文化创意产品265种、2015年增加文化创意产品813种，近三年累计研发文创产品1273种。巨大的文化创意产品种类增幅的背后是巨大的文化创意产品团队的研发。[1]三是包容开放性。中国的历史及其相关政策使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具有包容开放的特征，积极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好文化产业形式，并根据本土特点，制造出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大背景下，有利于北京故宫的文创产品进一步发展的。

二、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发展的原因

经分析，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的迅速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逐渐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的经济腾飞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产业也因此而蓬勃，这是国内文化产业开始迅猛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其次，改革开放已经四十余年，国内开放、包容的社会特性以及在国家提倡“文化自信”的政策扶植下，使发源于传统文化的文化产业具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而这一特点使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的受众群体分布广泛，群众基础好的产业，发展速度自然不在话下。再次，北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聚集地，是全世界信仰华夏文明的群体的文化信仰地，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易于为广大消费者所接受。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的销售对象不光是国内消费者，也面对世界各地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费者。此外，北京故宫一改此前文创产品制作为完全外包的工作模式，即由故宫博物院相关部门提出文化创意产品需求，由社会上的合作单位完成产品的设计、制作，并根据合作经营单位的证明材料和考察情况进行打分，并根据结果择优选择。目前，为故宫博物院提供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和加工的企业已达60余家。文化创意产品新意十足、符合大众口味、生产产品质量过硬等原因也是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发展速度较快的重要因素。

三、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的未来性

北京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对全国的文化产业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引领性和传播性上，体现在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之间也会相互产生作用。同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对其政治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对其外交或外事的影响，文化是架构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良好关系的桥梁。[2]而北京故宫的文化创意产品则更应该具备这样的交流传播功能，特别是在今后进一步扩大出口方面，对于本国的形象树立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一些日本动漫曾在香港、台湾播放后，很多青少年都非常喜欢，并对日本这个国家产生了好感。具体到国内，在很多方面，故宫文化也为中国形象的树立起到了传播的作用。

除此之外，从2015年发布新的《博物馆条例》开始，国务院、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都在推出博物馆开发文创的鼓励政策，资本也开始瞄准了这个新兴市场。2016年6月，国博和上海自贸区签约了战略协议，启动了“文创中国”项目，并且和阿里巴巴合作，要用互联网+博物馆的新模式，给整个博物馆文创开发提供更大的平台。简单来说，就是全国其他博物馆，和国博签署IP开发协议，由国博下属全资企业和阿里巴巴进行对接。“阿里鱼·云设计中心”再和设计方、品牌商提供设计方案，由授权博物馆以及国博一起审核设计方案。最后，阿里负责招商生产，产品在阿里系平台销售，收益最终按照比例分配。

参考文献：

[1]新金融观察《故宫文创产品一年卖出10亿元》

[2]林丽君《台湾地方文化产业中文化资本的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