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桃红

摘要：2016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农民是城镇化的主体，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城镇化改变了城乡地图，同时也改写了中国语言地图，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变化对中国的语言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语言的发展变化记录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语言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值得广泛关注。

关键词：城镇化；语言文字；问题；原因

一、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字现状

城镇化也称城市化、都市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转变为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底，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41.2%、57.35%，比2012年底各提高5.9和4.75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要以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为首要任务。

城镇化改变了城乡地图，同时也改写了中国语言地图，农民给城市的语言生活带来了新变化，同时，返乡农民把自身在城市语言环境中受到的影响带回了农村，并深刻影响了农村的语言表达习惯。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字现状主要表现如下：

（一）城市语言生活变化

农民是城镇化的主体，一部分农民在城市安家落户，成为城市新市民，而另一部分农民为入城务工人员，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农民工。在城镇化增速有所放缓的前提下，国家统计局今日的数字显示，2016年外出农民工仍有16934万人，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影响力之大。农民工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其语言状况早已构成城市语言状况的一部分。

城市中一般都有一种主导性的语言，比如北京是普通話，广州就是粤语。外来的新市民或者农民工可能来自全国各地，说着不同的方言，带着各异的口音。虽然城市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但与主导性语言相比，这些新市民或农民工的语言依然会显得特殊，是一种另类的存在。

（二）农村语言状况

农村，是农民的聚集地，一般地广人稀，不像城市那么拥挤，人们生活自由自在，生活习惯很随意，缺少说话的艺术。一件本来很小的事情很可能因为说话用词不妥或者语气不当而闹得不可开交。

能够在城市中立足的新市民或农民工是农民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城市中摸爬滚打，早已经具备了与城市生活相匹配的思维、行为及语言习惯。他们的思维决定了他们的言行，不但比农民说话更慎重，所表达的观念也更新颖、先进。作为经常性返乡探亲的一份子，新市民或农民工被改良过的语言状况会对根深蒂固的农村方言产生较大冲击。受到震撼之余，农民开始思考自身的语言表达状况，分析城市语言的优越性，逐渐接收城市的语言习惯，学习城镇里的表达方式。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字问题

（一）城市语言生活不和谐

一切都在起步阶段的新城镇，迎接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新市民或者农民工，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方言区，有些甚至是少数民族，这样的新城镇人员成分多元，有时候因为说话习惯、说话语气、使用的词汇等原因，引发一些本可避免的问题。新老城里人之间会产生冲突，新城里人之间也会产生矛盾。当然老城里人之间也会产生纠纷，比如前一段时间网上就有一则新闻，某市一家棋牌室，一位女麻友因为说话不慎得罪了一位男麻友，结果被砸破了后脑勺，血染麻将桌。总之，越是常驻人口成分越复杂，城镇语言生活就越难以和谐，因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多。

（二）对进城者普通话推广普及受阻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加速，城市里的人员流动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农民走出乡村，来到城里务工、安家，进城队伍中男女老少都有，不但年龄阶段不一样，学历也不尽相同，既有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也有卖苦力的中壮年，还有跟随家人进城的老人小孩。这些人受教育程度不一样，普通话水平也参差不齐，接受普通话推广普及的能力也相差甚远。一般而言，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普通话水平普遍较高，在读的中小学生即便开始普通话水平不好，但是其学习能力强，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强，在学校老师同学的正确引导下，在接受普通话推广方面基本上没有困难。但是方言特征明显、学习能力没那么强的中老年，无论是在语音、词汇、还是语法结构方面，都与前两者存在巨大的差距，有些极个别严重的人甚至与普通人存在交流障碍。更严重的是，有些人对普通话的抗拒态度导致普通话推广普及工作受阻。

（三）农村普通话教育欠缺

当进城务工或安家的人回到农村，期间偶尔操着一口普通话处理工作事宜，原本说着家乡话的乡亲一听到熟人讲起标准的普通话，会产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似乎身边的这个熟人瞬间换了一个身份，令人肃然起敬。这种细微的生活细节给农村枯燥乏味的语言生活带去一丝新鲜，随着时间堆积，这种次数也会越来越多，乡亲们慢慢地适应了这种场景，并能接受这种似乎更先进和合理的语言。当处理工作事务时要说普通话的理念深入人心，当与城里人产生业务往来，学习普通话成为农民的一门职业技能。然而，在农村，除了学校有老师教给学生不标准的普通话外（绝大多数乡村教师讲的普通话都带有浓厚的方言色彩），农民们接触普通话的途径似乎只有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并没有一种专门针对农民的普通话教育，农民缺少一种可以快速有效提高他们普通话水平的途径。

（四）方言消亡与保护问题

普通话和方言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并不是要用普通话取代方言。依法推广普通话是为了促进交流，克服交际障碍，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成为各行各业从业人员必备的职业素质。但这并不是说应该歧视、禁止或人为地消灭方言。然而，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方言已经日渐式微，正走向末路，逐渐消亡。比如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是湖南省设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县，这里少数民族人口占88.1%，其中侗族人口占77.9%。侗族历史上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因此侗族的语言只能靠口传心记，一直居住在家乡的侗族人继承祖辈传下来的语言是容易的，但是对于经常在其他城市务工或者安家的侗族人，尤其是跟随其一起外出的下一代，长期在汉语主导的氛围中，不但失去了学习侗族语言的天然的语言环境，兴许也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尤其是那些已经长期定居城市的侗族新生代，极有可能认为已经没必要学习他们的民族语言。城市使用普通话的这个整体环境使人忽视了方言的意义，欠缺认同意识和保护意识，导致部分方言面临消亡的窘境。endprint

三、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字问题原因分析

（一）城市语言规划不完善

语言政策是关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科学的城市语言规划是城镇化进程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之一。如果一个城市有完善的城市语言规划，当城市出现语言文字问题的苗头时，就会将矛盾扼杀在摇篮里，为新城市营造一个和谐的语言生活环境。如果一个城市一开始没有着手城市语言规划，也应该在出现语言文字问题时及时地采取应对措施，而不是任其发展，越演越烈。城镇化进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问题，其实与政府不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城市语言规划工作不完善有直接联系。

（二）普通话推广普及范围及力度不大

普通话是国家法定的通用语言，是我国国内及台湾地区的官方语言，是新加坡的四种官话之一，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普通话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已经成为一项必备的职业技能。推广和普及普通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有利于克服语言隔阂，提高综合素质，促进社会交往，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国的普通话推广工作范围仍然集中在大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的普通话推广工作明显跟不上大城市的步伐，也逐渐无法满足小城镇和农村越来越迫切的提升普通话水平的需求。小城镇的语言文字整体情况比农村要好，但是也同样缺少从事普通话推广工作的高水平团队，现有的推普工作力度微乎其微，无法满足城市化的需要。而且农村自身能说好普通话的人极少，随着与外界接触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他们明显感到了自身语言水平不足，但又找不到解决途径，迫切需要得到专业推普人士的指导。

（三）方言保护工作不到位

方言是通用語言的变体，虽然只为局部地区的人们所使用，但其记录当地社会发展、承载民族精神与文化精髓的功能和作用不容小觑，尤其是对少数民族而言，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民族灵魂所在。

然而，与普通话相比，地方方言，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城市人不重视。在力争解决语言文字问题，注重推广普通话的城市，地方方言，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在城镇化进程中，原本说方言的人们为了融入新集体，努力去改善自己的普通话水平，久而久之，方言被弃至一边，很少又再拾起来的时候。而城市的政府花去大力气才解决了语言统一规范的问题，一时不会想起要去保护方言，就算有这个想法，也要等到城市成熟稳定发展若干年后才会付诸实施。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自己本身也不重视。存在长期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不重视民族语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随着民族地区的开放与开发，民族地区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受到了外界影响，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服饰、生活方式等方面不断的抹去特殊的民族印记。长此以往，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方面日趋淡化，缺乏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感，而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灵魂的语言文字日渐式微、逐渐消亡。

四、结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人们交际和认知的工具，语言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共同共通是语言文字发展的总趋势。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提高综合素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语言文字本是为人们更好的生活服务的，但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深，新城里人和老城里人共同生活，口音多样，语言复杂，引发不少语言文字问题，给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带来新挑战。因此，需要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决策。只有妥善解决好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字问题，才能夯实城镇化取得的成效，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