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余华是八十年代文坛的代表作家之一，以先锋派代表作家的姿态异军突起。在其早期的作品中最具特点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其对“暴力”“死亡”的关注，这使余华在文坛独树一帜，其独特的叙事方法成为当代文学中颇具争议性的文学现象之一。

余华早年的经历使他对于暴力、死亡有着异于常人的感受与理解。其作品打破以往的传统，将死亡的过程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此来表现他对死亡的认知，从而达到唤醒人性的目的。

关键词：暴力；死亡；人性

在余华的早期作品中，充斥着暴力、血腥、恶与死亡，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死亡气息，笼罩着让人战栗的死亡阴霾。他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创作手法，颠覆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历史、常识。在他的特定情境下，父子之间不再是“血浓于水”，夫妻之间不再是“举案齐眉”，朋友之间不再是“温情脉脉”，通过亲人、朋友间的争执与互相残杀否定了世俗所认同的纯真感情，证明冷漠与仇恨始终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本文将结合余华自身的成长经历及其多部作品中关于暴力的描写和对现实的指正分析，解读其暴力叙事的成因及对暴力叙事的情感态度与思考。

一、余华暴力叙事的个体成因

（一）成长背景

约瑟夫·洛斯奈曾指出 “儿童在幼年期间对环境中的人、事或物的体验，多半影响成长后的生活方式。”[1]也就是说一个人童年时期的行为习惯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转变成早期的经验在人的潜意识中被保留，成为自己独有的行为习惯，并在之后的生活中不自觉的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余华童年时期因为父母的工作而长期处在充满着血腥与死亡的医院环境中，使他经历了异于常人的恐惧、焦虑和痛苦。这些经历在他长大后依然在潜意识中影响着他的创作活动，“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的手术服全是血，而且还经常有个提着一桶血肉模糊东西的护士跟在后面。当时我们家的后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我可以说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我差不多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医院里死去，我差不多每个晚上都要被哭声吵醒。”[2]

雖然余华也说过“对于死亡和血，我却是心情平静”，[2]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小时候医院里的恐怖景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即使在作品中伪装平淡，我们仍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寒冷与恐惧。

探求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也不得不与文革时期的社会状况联系起来，文革时期到处是斗私批修，扫荡一切牛鬼蛇神的斗争惨剧，这使年轻的余华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淡薄。冷酷、没有人性的场面几乎贯穿了余华的每一部小说，再加上他置身事外般的叙述，让人越发的感到寒冷和恐惧。余华无法直面童年时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伤害，于是在成人后借助作品中人物的痛苦来“帮助”自己减轻心理的伤害。

（二）阅读背景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对于余华的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余华在《我的文学道路》中曾这样写道：“我要感谢卡夫卡，是卡夫卡解放了我的思想，当川端康成教会了我如何写作，然后又窒息了我的才华时，卡夫卡出现了，他是一个解放者，他解放了我的写作。”[3]

川端康成生活在一个充满悲哀、凄凉的世界中，但他并没有一味的去描写人物命运的悲哀和生活遭遇的悲惨，而是赋予悲哀一种朦胧的美，使其“哀而不伤”。

余华对于死亡的认识和叙述与川端康成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这也成就了他作品中对死亡独特叙述。如《活着》中福贵面对亲人的相继离去，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平静淡然。余华说：“镇静的后面却隐藏着无比的悲痛和宽广的爱。”[4]

除了川端康成，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对余华的写作有着观念上的、整体上的影响，两人都在作品中表现了人类宿命性的生存状态。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乡村医生》等作品中，出现过很多不合情理的荒诞情节，人们生活于不安与恐惧之中，而卡夫卡作品的深刻性就体现在对这种情境下生存的人们的关切。

与卡夫卡遥相呼应的是，余华笔下亦是一个荒谬与无序的世界，早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就曾借一个孩子的视角写出了世界的可怖与荒诞，其后的作品也一再印证这世界的无常。余华显然不是在简单的模仿卡夫卡，他对世界的感悟应归结于对人生、社会的深层思考，而卡夫卡为余华提供了这感悟与思考的表达方式，使他确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创作观念。

二、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

（一）余华暴力叙事的情感态度

在余华小说中分布最广的无疑是冷漠的暴力，从讲述两对兄弟相互残杀与死亡的《现实一种》到《活着》等文本，余华以一种异于常人的冷静、刻薄来向读者展示暴力的场景、展示人性中丑恶、残酷的一面。他平静的向人们讲述着死亡，作品中人物内心的冷漠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于是，“在一般作品里面涉及正常死亡的感伤情怀与宣泄，净化、美化的积极功能往往不会出现在余华作品里。余华看重的是源于医学体验的关于死亡的‘非理性特征：人对于自身存在的不可把握。”[5]

《现实一种》可以说是余华暴力小说的代表之作。小说中小孩之间的无意伤害引发了山岗与山峰兄弟间惨绝人寰的连环报复，轮回杀戮，作者没有在发生事故之初将悲剧终结，而是残忍的将这个死亡的悲剧继续了下去。整部作品中不写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也没有人物间激烈的打斗场面，而是描写一个行动自由的人对另一个由于被绑住手脚而毫无招架之力的人的施暴，或者是一个成年人山峰对一个柔弱孩童的施暴。作者以一种一切与我无关的态度进行描写，冷漠的叙述了一个充斥着罪恶、丑陋的“死亡游戏”。从其字里行间，我们看不到作者对于整件事丝毫的批判，他永远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向我们讲述这个故事，对暴力不加以任何个人情感。整部作品中最能凸显其暴力叙述冷峻面的则属医生解剖瓜分山岗尸体的这一段描写：“她拿起像宝剑一样的尸体解剖刀从切口插入皮下，用力地上下游离起来。不一会山冈胸腹的皮肤已经脱离了身体，像是一块布一样盖在上面。她又拿起解剖刀去取山冈两条胳膊的皮了。”[6]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场面在余华冷峻而几近淡漠的叙述下将暴力展露到极致。endprint

（二）余华暴力叙事的思考

余华作品中对于暴力的思考集中体现在《河边的错误》中，故事向我们讲述了河边的杀人惨案接二连三的发生，第一个看到被害者人头的工程师许亮成了两起谋杀案的重要嫌疑人，不明不白的自杀了。然而事实的真相却让人们大吃一惊，谋杀案的凶手竟不是许亮，而是一个毫无杀人动机的疯子。被疯子愚弄了两年的公安局长马哲恼怒至极，亲手枪杀了疯子。疯子杀人无罪，而马哲是个正常人，其行为虽也可被认为是“为民除害”，但另一方面来讲，马哲是一个穿着警服的人，代表着某种义务与职责。在整个事件中，马哲枪杀疯子的事实没有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是对权力的不同的解读。因此，当暴力与权力相结合的时候，暴力本身便陷入了一种自我悖论。

余华也在有意无意的为暴力辩护。《黄昏里的男孩》中，一个饥饿的小男孩偷了一个苹果，摊贩孙福抓住男孩，当众对他进行惩罚，不仅残酷的扭断了男孩的手指，还逼他当街自我羞辱。人性的丑陋在这一刻赤裸裸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同情。孙福打着“道德”的幌子对男孩进行残酷的惩罚，“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小偷”、“我也是为他好”，[7]这样以道德维护者身份出现的孙福对男孩所实施的不道德就这样合理合法了，就连周围的看客也不自觉的站到了孙福这一边，一起对犯错的男孩处以“道德”的惩罚。正当我们对男孩的遭遇充满同情并谴责孙福的时候，作者却站出来为孙福的行为进行辩解：孙福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也曾遭遇悲剧-——儿子溺水身亡、妻子与他人私奔。如此一来，孙福也成了让人同情的人，不仅暴力在他身上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变得合理合法化，并且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可以被理解甚至被原谅了。

三、结语

九十年代后，余华渐渐疏离了暴力先锋写作，转入创作的成熟阶段。以《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三篇经典长篇小说为代表，余华逐渐完成了创作的转型。然而，转变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在余华后期的作品中，在对于暴力叙事的背后却有了不同于之前的温情以及对生存的关怀，虽说其后期的作品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也都涉及到了死亡，但作者实际上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现生命。此时的暴力已转化为无形的存在，潜藏在社会、生活规则之中，主宰着人物的命运。

当我们将暴力小说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去评价时，其价值在于暴力小说与其他先锋作家的写作一起，开辟了八十年代文学阅读的新视野，拓展了一代人的思考评论空间。余华小说里的血腥、暴力与死亡不仅仅是一种记忆，更是对这个世界基本现实的一种指证，这在当代文学的意义是非凡的。

参考文献：

[1]约瑟夫·洛斯奈：精神分析入门[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1987.

[2]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余華.我的文学道路[C].当代作家面面观.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4]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5]李良.冷峻与热切并存：医学体验与余华小说叙事品格[J].名作欣赏（文学研究版），2008.

[6]余华.现实一种[M].余华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7]余华.黄昏里的男孩[M].余华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韩晓濛（1989-6），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