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强

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宣布，台湾“民法”未保障同性恋婚姻“违宪”，要求相关部门应于两年内修法保障同性恋的婚姻权利。如果逾期修法未完成，台湾的同性伴侣可以直接到户政机关办理结婚手续。这一同性伴侣婚姻合法化的宣誓，引发各界的热烈讨论，在亚洲地区首开先河。为何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走过30年的历程

过去30多年间，为了争取平等的权利，台湾的同性恋平权团体一直在不断的努力。1986年，28岁的台湾青年祁家威召开记者会，宣布自己男同性恋的身份，作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宣示的男同性恋者，但祁家威的振臂一呼却为他招来牢狱之灾，后来因为蒋经国的亲自过问他才获释。从此，祁家威不断向台湾行政部门、法务部门申请同性伴侣结婚的权利，他本人也成为台湾同性婚姻平权的指标性人物。这次“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进行“释宪”，起因之一就是祁家威认为台湾“民法”中限制同性结婚“违宪”，因此提起“释宪”的申请。

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国际疾病分类中删除，也是在这一年，台湾成立了第一个女同性恋社团“我们之间”。三年后台湾大学成立了台大男同性恋社GAY-CHAT，以此为开始，台湾社会、各大学校校园里纷纷设立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同性恋社团。同性恋者们也开始更多地联合起来，采取各种手段争取自己的权利。1993年，台视记者璩美凤潜入台北的女同性恋酒吧偷拍采访，此举遭到了包括“我们之间”在内的多个同性恋团体的强烈抗议，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声援。最后，璩美凤因此离开了台视，台湾社会各界也第一次看到了同性恋团体争取平等权利的决心和能量。

1992年，金马影展专门设立了同性恋题材的专题电影展映单元。受香港的影响，这些以同性恋为主题的电影被称之为“同志电影”。从此开始，台湾社会开始称呼同性恋者为“同志”。1998年台湾“同志咨询热线”成立，开始为同性恋者提供咨询和情感支持服务。1999年第一个“同志书店”——晶晶书库在台北开业，书库不仅售卖同性恋题材的书籍，还售卖同性恋者的服装和生活用品，并辟出空间，为“同志活动”提供固定的空间和场所，定期举办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一起探讨同性恋的相关议题。

其后，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活动，得到了台湾地方政府的支持。2000年，台北市政府举行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台北同玩节”，这是台湾社会第一次由官方举办同性恋活动。2003年，亚洲首个“同志大游行”在台北登场，迄今每年举办，至今已经举办了14届，参加人数也从2003年的2000人增长到2016年的近8万人。

社会态度“冰火两重天”

30多年来，在台湾同性恋团体不断争取权利的同时，社会大众对于同性恋权利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呢？从历次台湾社会调查数据来看，台湾民众在对待同性恋的问题上，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近20年来，世界整体上对于同性恋的接纳程度都在不断提高，而在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中，台湾对同性恋接纳水平的提高速度增长最快。世界价值观调查有一项专门是测试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接纳程度：1分为完全不能接受，10分为完全能夠接受。1995年台湾的该项指数为2.06，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17;2006年台湾的此项指数升至3.8，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3.14;2012攀升到4.68，以更大的幅度高于全球的3.72.。如果把数据做横向对比的话，全球对于同性恋的接纳指数从1995年的2.17到2012年的3.72，提升了71.43%，同期大陆、韩国和日本对于同性恋的接纳指数分别提升了60.29%、53.99%、48.13%，而台湾提升的幅度竟然高达127.18%。

台湾“中央研究院”主持的台湾社会变迁调查，换了一个角度询问民众对于同性恋婚姻的看法。通过对1991年、2012年和2015年三次的数据对比，台湾民众中赞成同性婚姻的比例，从1991年的11.37%上升到2012年的52.56%和2015年的54.18%，反对的比例从1991年的57.96%下降到2012年的30.07%，后又回升到2015年的37.12%。台湾社会已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同性恋者应该拥有结婚的权利。

其次，在台湾对于同性恋的接纳程度大幅增加的同时，社会各界对于这一话题的分歧和争议程度也在不断提升。我们再以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离散程度的标准差（标准差较小说明社会的看法比较一致，标准差较大说明社会的看法差异比较大）为依据，台湾在同性恋接纳程度这一指数的标准差上，1995年是1.9，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15;到了2006年台湾变成了2.85，高于全球的2.57;2012年是2.92，继续高于全球的2.88。从数据上看，全球对于同性恋的接纳程度总体上在不断提升的同时，呈现出愿意接纳的人更接纳、不愿意接纳的更反对的两极分化的过程，而台湾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还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最后，台湾社会在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上，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综合台湾社会变迁调查（2015）、台湾“法务部”关于同性婚姻的民调（2015）、台湾智库关于同性婚姻的民调（2015）以及TVBS关于同性婚姻的民调（2012），四份民调体现出一个相同的趋势：对于同性婚姻的态度，依学历和年龄产生了清晰的社会分层。学历越高的群体，对于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越高;越年轻的团体，对于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越高，反之亦然。

与民进党助推不无关系

台湾社会在过去30年间，对于同性恋问题和同性婚姻问题的态度产生了如此快速而巨大的转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的推动。台湾社会对同性恋接纳程度的提高，和民进党势力的扩大是同步的。从政治光谱上说，民进党相对是一个比较强调自由主义的政党，其政治理念当中“平权”的成分会更多一些，因此民进党在推动同性婚姻方面，也要比国民党更积极。

如果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来看，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在亚洲地区，日本一直是高于台湾的，那为什么同性婚姻合法化在亚洲没有首先出现在日本而是台湾地区？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日本长期是由政治立场相对保守的自民党执政，而台湾则由国民党和民进党轮流执政，政治立场偏自由主义的民进党在其执政时期，一直积极地推动同性婚姻平权。

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县市，这些年来也不遗余力地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2016年5月，在民进党执政的台中市，市性别平等委员会决定，无论是采取医疗还是民俗方法，以任何形式从事“多元性向矫正治疗”均属于不合法的行为。2016年10月28日晚，即一年一度的台北“同志大游行”的前一天，民进党执政的桃园县政府亮起五彩墙，以此表达对同性恋群体的支持。

电影《喜宴》剧照。

在推动同性婚姻平权的问题上，蔡英文的态度一直比较积极。2015年10月31日，在台湾“同志游行”的当天，当时还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蔡英文，在其脸书中发布一则短视频，内容为“我是蔡英文，我支持婚姻平权”。2016年10月29日台北“同志大游行”的当天，已是“总统”的蔡英文在其脸书上再度表示“所有爱都是平等的，所有平等也都可以用爱来说服。我以前是怎样，现在就是怎样。”“虽然我的身份变了，但是我相信的价值没有改变。”

蔡英文对于同性婚姻平权，不止表态支持，还有很多实质性的推动。台湾积极推动同性恋平权运动两位指标性人物——尤美女和萧美琴，都与蔡英文关系密切。尤美女、萧美琴都是民进党籍。尤美女几十年来一直投身于平权运动，而萧美琴早在2006年10月，就以“立法委员”的身份提出过《同性婚姻法》草案，后来由于遭到了20多位“立委”的联署反对，才没有通过。蔡英文2012年掌握民进党“立委”提名权之后，在“不分区立委”名额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还是安排尤美女和萧美琴作为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并把她们排进安全名单，保证其一定能够当选。

2016年蔡英文执政后，在其提名“司法院大法官”的过程中，对这些候选人的政治立场进行了仔细考察，偏向自由主义立场的、支持同性婚姻平权的候选人才被蔡英文提名。也是因为此，所以在此次“大法官释宪”中，蔡英文提名的“大法官”全部支持同性婚姻平权。

教育认知的改变加速了社会的认同

第二是教育的改变。2004年6月，台湾《性別平等教育法》通过并开始实行，随后《性别平等教育法施行细则》也颁布实施。根据规定，台湾公立和私立的各级学校，都要设立性别平等教育课程，教导学生尊重多元的性别差异。而《性别平等教育法施行细则》明确规定，性别平等教育课程必须包括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今天台湾的年轻群体对于同性恋和同性婚姻呈现出一边倒的大幅度支持的态度，与这一教育政策法规的改变可谓息息相关。

《性别平等教育法》不仅对校园里的“同志教育”进行强制规定，还对于校园里对同性恋的歧视行为进行处罚。在2016年3月台湾大学机械系本科入学考试题目中，有一道题要求学生根据“家庭是由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组成，这是社会和家庭的律，而工程师的工程创新不能违反自然的律”，用100字阐述“工程师应尽的社会责任，以及该社会责任所依据的自然的律”。但后来民进党执政的台湾“教育部”认为这道考题违反了《性别平等教育法》第13条和第19条的规定，涉嫌性别歧视，对台湾大学罚款3万元新台币，并要求出题教师学习相关性别教育课程。

第三是文化界的影响。文化界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之大不言而喻，近年来台湾的文化界的主体大都支持同性婚姻平權。

在文化界人士方面，已经有作家白先勇、导演蔡明亮、主持人蔡康永等人公开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这些人一直以来在台湾都是正面的社会形象，因此他们公布自己同性恋者身份之后，台湾社会很多人开始反思过去对于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此外，五月天、张惠妹、蔡依林、小S、陶晶莹等有影响力的艺人多年来也一直支持同性恋平权运动。五月天演唱的歌曲《拥抱》、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张惠妹的《彩虹》都是争取同性恋平权的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张惠妹曾担任台北“同志游行”的首任彩虹大使。这些艺人的立场影响了她们的粉丝，又通过她们的粉丝影响了更多的人。

除了歌曲以外，台湾电影界30年来不断推出同性恋题材的电影。1986年虞戡平导演把白先勇的小说《孽子》搬上了银幕，而其后李安的《喜宴》勇夺金马奖五项大奖，标志着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正式进入主流。《蓝色大门》展示了同性之爱与异性之爱并无差别，台湾的“同志电影”开始与台电影界最擅长的青春片有了更多的结合。《17岁的天空》《盛夏光年》《刺青》《女朋友男朋友》等一系列同性恋题材的影片大卖，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台湾民众的看法。这些电影的热卖热议，使得台湾社会对于同性恋者和同性恋婚姻的接纳程度逐渐提高。

当然，诚如前述社会调查数据中所展示的那样，台湾社会在关于同性婚姻平权和接纳同性恋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在同性恋团体争取平等权利的同时，台湾也有爱护家庭大联盟、下一代幸福联盟等团体尖锐地反对给予同性恋者结婚的权利。虽然法律上同性恋者已经获得了平等的婚姻权，但是在争取社会更大的共识和更多的认同方面，台湾的同性恋平权团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