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冰

摘要：同处于东亚地区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朝鲜，不仅在某些文教政策上有相似之处，在传统礼乐方面也有着它们彼此相同而又相异的特点。在与周边国家的长期交往中，中国的孔儒文化同样被东亚各国，特别是朝鲜所接受，形成了东亚地区共同的音乐艺术特征。这其中，朝鲜就早在高丽时期从中国引进了礼乐中的雅乐并在朝鲜世宗时期将它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朝鲜自创式的、独特的朝鲜宗庙祭礼乐。本文通过两国礼乐思想之比较，以求达到两国礼乐思想背后所产生的在东亚甚至在世界上传统礼乐的影响和效果。

关键词：传统礼乐 朝鮮宗庙祭礼乐 中朝两国礼乐思想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12-0025-03

一、中朝礼乐起源与发展的比较

中国礼乐制度早在公元前西周时代（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就已出现。自“乐”出现以来，主要以礼乐作为统治者教化人民思想和巩固政权的手段。孔儒思想的确立更加提高了礼乐的地位与影响。雅乐就是礼乐制度下作为中古文明最传统的音乐应运而生的。雅乐指的是古代君王祭祀天地、祭祖、朝贺和宴享等典礼中所用到的仪礼乐舞。每朝每代根据自身的国情而设立不同的雅乐，但基本与上一朝代相同，承袭旧制。朝鲜的宗庙祭礼乐最开始是在900年前的高丽睿宗（1105-1122年在位）时期从中国的雅乐开始引进的，同时期中国正处于北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时期。朝鲜的宗庙祭礼乐是在宗庙祭祀仪式上所演奏的音乐，这个仪式是在宗庙中举行的，是古朝鲜各类国家级别祭祀活动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种活动，也被称为宗庙大祭。宗庙中供奉着朝鲜历代君王神位的祠堂，与太社、太稷一同被视为国家根基的象征，是非常肃穆、庄严的建筑物。直到今天，朝鲜宗庙礼记依然存在并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在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可见，朝鲜对祖上流传下来的宗庙祭礼乐的重视和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所做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音乐一直是思想情绪的表现载体，通过音乐这种形式来传递情绪、思想等，逐渐形成了传统音乐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中国雅乐自周代建立礼乐制度开始，历朝历代在开国之初制定完基本政治政策后的首要之事便是制礼作乐，统治者将礼乐作为十分重要的治国方略。与雅乐成对立面的是俗乐，中国古代音乐中的雅俗乐之对立从西周建立礼乐制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最终在清王朝绝迹。而同样处于东亚的朝鲜自高丽睿宗时期从中国引进雅乐后，虽然经历了种种阻碍，甚至屡屡快要达到绝迹边缘，但在朝鲜世宗（1418-1450年在位）时期成功的完善了雅乐，不仅把它从“死亡线”上拯救了回来，而且还建构并形成了与中国有所不同的独创雅乐传统。当时中国正处于明仁宗（1424-1425年在位）、明宣宗（1425-1435年在位）以及明英宗（1435-1449年；1457-1464年在位）时期。当中国雅乐还在与俗乐进行“分庭抗礼”时，朝鲜世宗却将宗庙祭礼乐发扬光大并根据其本国自身国情而创作出以《保太平》和《定大业》为代表的喜礼宴上演奏的乐曲，后来朝鲜世祖把世宗创作的这两首乐曲正式确立为朝鲜的宗庙祭礼乐，这两首乐曲为确保朝鲜传统音乐文化的固有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朝鲜世宗将传统礼乐回归到中国周代的正统雅乐上，他并没有按照中国雅俗之乐的对立面方向走，而是承袭中国的雅乐制度，完成了与本国实际礼乐状况相符合的礼乐制作。当时的朝鲜独立完成了对音律、律管和雅乐器的制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朝鲜。朝鲜自古高丽时期从中国引进雅乐后，在不断的传承和吸收过程中，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礼乐制度体系和音乐传统。

二、朝鲜以宗庙祭礼乐为代表的礼乐与中国以雅乐为代表的礼乐之相异点

朝鲜自高丽睿宗时期从中国引进的礼乐开始，从世祖十年（1464年）一直在宗庙祭礼上演奏宗庙祭礼乐，并不是完全复制中国的雅乐，而是由朝鲜世宗亲自创作并进行编曲的朝鲜式祭礼乐。所以，朝鲜根据本国自身礼乐特点而创作的宗庙祭礼乐，是中国雅乐变为朝鲜式之后传承发展下来的。因此，两国的礼乐持相异的特点。

朝鲜以宗庙祭礼乐为代表的礼乐与中国以雅乐为代表的礼乐的相异点在于：第一，在雅乐的正统性方面有差别，中国自周代建立礼乐制度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朝代的不断更迭、融合，娱乐性的俗乐一直与雅乐处于分多合少的局面。在历史的变迁中特别到了音乐艺术异常繁荣的唐代，雅乐出现的机会越来越少，俗乐和胡乐占据了国家大部分的乐之比重。直到宋徽宗于1105年开始才逐渐恢复了周代传统雅乐，完成了大晟雅乐的制定，它是整个历代封建王朝中水平最高的雅乐。但在以统治者为首的上行下效的社会风气影响下，雅乐依然不免受到了俗乐的影响，就此丧失了礼乐的正统性。最后随着封建王朝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的灭亡，传统礼乐及其下最重要的雅乐也同时覆灭了。而朝鲜并没有像一开始从中国引进雅乐一样，仿照中国宋代制定大晟雅乐，而是以中国周代雅乐为模板，在引进中国雅乐三百多年之后，为匡扶雅乐的正统性而由国家出面着手展开了“雅乐修正工作”。这种行为不仅摆脱了来自中国礼乐制度的束缚而取得了成功，而且还将中国雅乐散乱的缺点予以修正，建立了以宗庙祭礼乐为代表的完整的雅乐传统体系。加上对传统雅乐思想和态度的不同，也导致了两国礼乐的不同性。朝鲜的宫中人士与抵挡不住俗乐诱惑的中国宫中人士不同，他们认为音乐就是天地人和谐、修养身心、阴阳协调的一种内在心理的精神文化享受，所以必须要严格遵循礼乐思想。朝鲜宫中人士从来没有脱离过传统的儒教性礼乐，从来没有被俗乐所影响而沉溺其中。从这也可以看出，朝鲜确实比中国更加坚持于维护雅乐的正统性。第二，朝鲜宗庙祭礼乐在旋律与歌词方面以及使用乐器上与中国雅乐也有所区别。朝鲜世宗亲自创作并进行编排的《保太平》和《定大业》这两首宗庙祭礼乐，在旋律上运用的是高丽歌谣或朝鲜鼓吹乐。在宗庙祭祀活动中，宗庙祭礼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迎神、奉神和送神。从包括初、献、亚、终的迎神礼开始至送神的送神礼为止，全部都对朝鲜建国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以及祖先的文治武功进行了高度的赞扬。朝鲜世祖后来又根据祭礼的程序变化而稍微缩短了歌词。另一方面，在为歌曲旋律填加歌词的方式上也与中国雅乐也有所不同，中国传统祭礼乐有七个音阶，而朝鲜宗庙祭礼乐是由五个音阶组成的。在使用乐器上，中国雅乐所用的乐器是常见的琴和琵琶，而朝鲜的宗庙祭礼乐则是用他们本国固有的乡乐器——大笒。因此，从以上论述的史实中可以看出，朝鲜的宗庙祭礼乐在引进并承袭中国周代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已经完全变容为具有朝式自己的独特的传统音乐。直到现在，朝鲜在举行宗庙祭礼的仪式上，也依然在使用“乐”，有时还会在舞台上进行演出。当时，朝鲜世宗担心《保太平》和《定大业》这两首宗庙祭礼乐没法一直流传下去，就干脆直接发明了《井间谱》，它是东方第一个有量乐谱。这就是中朝两国礼乐的不同性。

三、中朝礼乐思想相异的原因及音乐与政治的关系

（一）当时两国统治者所采取的文教政策不同导致了礼乐思想在发展方面产生了区别。以朝鲜世宗为代表的统治者在继承与创新上较好的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朝鲜从中国继承了雅乐但又根据自身礼乐特点而独创出了宗庙祭礼乐，并没有照搬照抄。世宗认为礼乐是把“礼”与“乐”凝聚在一起的音乐，而不是单纯的起到娱乐享受的功能。但中国统治者从周代以后，只顾自己享乐却把传统的礼乐搁置在一旁，一直沉溺于娱乐性的俗乐中。

（二）当时两国的宫中人士对礼乐思想坚持态度的强弱程度的高低导致了在礼乐思想上的相异点。朝鲜的宫中人士与抵挡不住俗乐诱惑的中国宫中人士不同，他们认为音乐就是天地人和谐、修养身心、阴阳协调的一种内在心理的精神文化，所以必须要严格遵循礼乐思想。朝鲜宫中人士从来没有脱离过传统的儒教性礼乐，从来没有被俗乐所影响而沉溺其中。

基于这两点主要原因，造成了中朝两国礼乐思想的相异。

然而在两国礼乐思想存在如此大的相异性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得思考一下，在这背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了。朝鲜独创的宗庙祭礼乐根源于中国周代的雅乐，自高丽时期从中国北宋传入后，到了朝鲜世宗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直到今天朝鲜也依然延续了古代宗庙祭礼的文教传统，这种繁荣延续的局面与当时世宗时期的政治治理是分不开的。朝鲜世宗是一个非常贤明的君主，为促进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建立了集賢殿。爱护子民，为百姓谋福利，对拥有不同田地面积和等级的农户制定了与之相对应的赋税法。像世宗这样贤明的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才使得当时的朝鲜国家政治清明，经济富强。只有国家政治清明，科教文事业才会有所进步与发展。而当时中国正处于明仁、宣、英宗时期，当时的明朝因宦官把持朝政，导致皇帝大权旁落，而且明朝统治者多昏庸无能，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自然就导致了对传统礼乐思想的放松懈怠。自周代建立礼乐制度以来，以后的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等时期，均未在礼乐思想上保持积极向前发展的态势，反而由于连年的战争及朝代的不断更迭，加之受到外来音乐的影响而大大忽视了礼乐制度和礼乐精神的重要性，从而致使礼乐思想无法继续在中国继承发展下去。随着封建王朝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的灭亡而彻底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

“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创造形式、方法和特征的音乐。作为一个历名悠久的传统大国，中国的传统音乐遗产非常丰富。”由于中朝两国礼乐思想的不同，导致了朝鲜以宗庙祭礼乐为代表的礼乐与中国以雅乐为代表的礼乐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朝鲜自古高丽时期从中国北宋引进雅乐以来，在至今五百多年的岁月中，依然在每年祭祀着每一位先王。而中国虽然在周代就已经建立了礼乐制度，但却没有把传统礼乐思想和礼乐精神维护与坚持下去，以此也能够说明朝鲜比中国更坚定维护礼乐思想的事实。

参考文献：

[1]胡斌.世界民族音乐[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2]郭璐.浅议中国传统音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助推[J].当代音乐，2017，（08）：45.

[3]王雪梅.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探讨[J].当代音乐，2016，（1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