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莎莎

内容摘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文化市场交易模式，缩短了文化传播的途径，将虚拟经济融入实体经济，使文化的物质价值得以充分发挥。本文就互联网影响下文化产业集聚特征是否发生变化这一角度开展研究，将互联网及现代物流作为动力因素，使用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会促进我国文化经济集聚区形成，但对东、中、西各地区内部并不能产生明显刺激作用。

关键词：互联网 文化产业 产业集聚 空间集聚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相关研究

（一）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时代背景

自金融危机以来，制造业经济增长乏力，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催生了创新、知识、科技等各类元素的融合，增强了不同产业间的交叉吸收，文化产业凭借独特的产业价值链、快速的成长方式及广泛的渗透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为某些区域的快速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促进社会制造业与消费市场的深度相互作用，成为经济发达地区转型升级的主导方向，并提升了整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增强了区域产业集聚优势，提高了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文化产业的集聚是提升地区经济效率发展的重要途径。

袁海（2011）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文化产业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相关性。黄永兴（2011）认为政府财政支持对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正效应，文化产业集聚存在空间正溢出效应。“中国文化产业集聚效应的动态研究”课题组（2015）研究表示中国文化产业的集聚效应现状表现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空间集聚区域不断增大，地理自然条件和文化资源禀赋对中国文化产业集聚的形成具有差异化影响，运输条件和经济状况对中国文化产业集聚的形成具有关键性作用，产业政策对中国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作用逐渐降低。

（二）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地区差异

文化产业的集聚特征较为复杂，其既包含一般產业属性特征，又具有文化无形资产的属性特征。我国不同地区的文化集聚原因也不尽相同，戴钰（2013）对湖南省文化产业集聚因素分析，发现市场需求、政府政策鼓励促进了地区文化环境变化，推动了文化产业经济的高速增长。张惠丽（2014）利用ISM模型研究了西安市文化产业集聚特征，认为文化企业内部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是影响整个地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关键要素。胡慧源（2014）通过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行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文化遗产资源和创意资源的丰裕性对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传统文化产业和新兴文化产业在集聚特征上有着明显的差别。文化对地区制造业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的带动性最强，同时，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对提升文化产品附加值有助力作用，而文化传播的多样性也不断催生着新型文化服务方式的产生。黄永兴、徐鹏（2011）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对2008年之前的省际文化产业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沿海区位的文化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人力资本、交通通信、文化消费对文化产业集聚存在空间正溢出效应。袁海，曹培慎（2011）也验证了我国文化产业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相关性，经济地理因素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不再显著，政府的财政支持也促进了文化产业集聚，而金融服务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综合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文化产业集聚分布不平衡，集聚态势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有关联，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沿海地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这和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有关，恩格尔系数偏高的地区其文化消费缺口较大，抑制了文化产业生产力的可持续性。我国文化产业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文化资源无法充分实现整合，链条式集聚效果非常不明显，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解决地区间信息不透明的弊端，最大限度减少流通成本重复性，简化运营程序，将制造业生产流程、服务模式与业态形态实现无缝对接。祁述裕（2014）提出，我国文化产业要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完成七个转变。黄锦宗（2016）表明当前文化产业的变动正在加速，2014年有1600亿资金涌向文化产业，预计到2016年年底，互联网平台上的文化产业市场价值会占到中国文化产业的70%。因此，如何快速利用互联网有效实现文化资源与其他产业资源多样化融合发展，是推动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课题。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2004-2014年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文化产业行业相关数值取自于《中国文化产业年鉴2013》及《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4》，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互联网发展指标等相关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本研究主要从高等教育普及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两个方面出发选取了可能影响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控制变量，政府政策支持也是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政策的扶持方向会造成城市集聚的偏向，目前我国多数地方政府还是偏好于支持重工业，这也是制约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因素之一。

（二）模型设定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文化产业集聚程度、政策倾向度、教育层次高低、人均收入水平及互联网普及率在内的综合评价模型，基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四个区域的观察值，考虑地区基础条件水平对文化产业集聚及产值收入的影响，以及互联网和配套服务建设对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效应，设定以文化产业集聚区位熵为被解释变量的指数函数：

假设规模条件不变（）情况下，两边求导得：

根据研究数据可得性本文选择区位熵（Location Quotient），其是由P.Haggett提出用于分析产业效率与效益的定量工具，一般用某产业产值在某地区总产值的比重与全国该产业总产值在全国总产值比重的比率来表示。本文设定计算公式如下：

∑ti表示全国文化产业产值，以ai表示该省份的生产总值，∑ai表示全国生产总值。通过Qi指标可以衡量文化产业基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集聚度。而国内生产总值包括投资、消费、净出口贸易、政府购买等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指标也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为居民提供资本、技术、产品、人才等能力的水平。综合考虑，区位熵可以作为考量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一个指标。Qi越大则说明文化产业的专业化水平越高，存在集聚化发展的趋势。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回归估计结果

在进行模型检验前，为降低样本异方差现象，以免出现变量的大幅度波动，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首先进行了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如表1中显示，除教育经费投入对文化产业集聚效应无有效影响之外，其他各个因素都对文化产业集聚变化产生了有效的推动或抑制效果。互联网普及率估计系数为-1.428，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广的网络覆盖面对文化产业的集聚区域会产生分散效果，这一点和文化的传播特性有关，互联网技术加速了文化产品的广泛性传播，亦可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原点，特别是新传媒产品也趋于分散。物流效率的估计系数为1.221，且在1%水平上显著，证实了物流的规模化、系统化会提高文化产业集聚强化程度，这和“城市化经济”有着明显关联，城市的集聚会吸引大量的文化企业进入，进而提升城市生产率。政策开放度的估计系数为0.621，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和王猛、王有鑫（2015）在城市文化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有关产业政策的估计结果相反，这和选择指标有关，其用科学和教育支出占城市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本文中，作者选取了某一地区的外商投资金额（百万美元）作为参考指标，很多学者依據内生增长模型验证了外资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及创造效应，本模型中也证实了外资对文化产业的集聚推动作用并没有因为外资投资比例下降而产生消极影响。人均收入的估计系数为1.575，且在5%水平上显著，证实了高收入地区文化集聚效应更加明显，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收入水平的分配将会直接影响人类的需求满足层次，收入水平越高在文化消费产品上的投入也会更多。

（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

首先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中使用了BP检验，其零假设是对所有的变量假设为零。检验结果（Prob>chi2=0.0000）显著为零，所以接受零假设，接受混合OLS估计结果。进一步使用Hausman检验固定效应模型下的结果，检验结果Prob>chi2=0.0000，证实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对全体变量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下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综合结果看，互联网普及率的估计系数仍保持负值，且1%水平上显著，和本文预期结果一致，互联网影响下的文化产业格局变化更具有分散性，从另一个角度看，说明文化产业的特性更适合依赖互联网技术传播，这是文化赋予传统产业的特殊价值体现。从各地区回归结果看，东部、西部、中部在互联网因素上的差异并不明显，这说明互联网下的文化市场生产与消费逐渐趋于平衡，各地区的文化企业所面对的创业机会均等，没有明显的优势差别，每个地区应该充分结合区域文化消费取向及地方传统优势产业创新产品，并向其他地区积极营销产品，用文化产品刺激传统产业转型，从而提高地方经济综合效益。物流效率的估计系数仍保持正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证实了现代物流业发展的确加速了地区间文化商品贸易的集聚与快速融合，也使得文化价值向实际商品价值的转换周期变短，加速了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循环。教育经费投入这一变量估计系数虽为负值但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和文化产业产值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结论并不一致，根据以往学者对教育和文化消费关联的研究，均证实文化消费多集中在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因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原则对精神满足需要更高的层次，所以他们更乐意更多的消费在文化产品上，而随着教育经费投入的普遍提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逐年增加，文化消费已经成为每个家庭或每一个人的生活必须支出部分，这一因素的影响效果也在递减。从东部地区的单独回归结果看，教育经费投入的估计系数反而为负值且1%水平上显著，证实了东部地区的大额度教育经费投入和其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并无直接促进效果。但是，地区的政策开放度对文化产业集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这一变量估计系数均为正值且在5%、10%水平上显著，为进一步证实外资的影响是否有效，需要将外资的投入领域进行细分验证。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下保持正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证明文化产业集聚值的变化遵循一般消费原理，收入越高支出在文化方面的商品比例也会更高。

结论及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带来了经济效率及人均收入的提升，并刺激了文化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中、西部地区信息相对较为滞后，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低，各相关要素发展速率较慢，集聚效应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未来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需要进一步因地制宜，通过政策支持来形成文化产业园区或代表性商品，形成稳定长效的增长极源泉，挖掘不同地区的文化特性商品，并通过互联网、物流等基础设施优化升级来缩短东西差距。邵军（2013）提出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于提高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对视听产业，互联网可以使各个环节的工作在各地区分开开展，充分利用地区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从而大幅度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并可以促进相关上下游产业的良性循环发展。我国目前相关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尽管政府已经出台相关促进政策，但从费用、服务范围上看仍然需要继续推进。

参考文献：

1.邵军，吴晓怡.宽带基础设施影响文化产品出口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3（10）

2.倪鹏图，陆铭.市场准入与“大众创业”：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6（4）

3.吴晓怡，邵军.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工资不平等：基于历史工具变量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6（4）

4.刘珊.我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J].商业时代，2014（26）

5.雷宏振，潘龙梅.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J].东岳论从，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