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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次别离》到《推销员》:阿斯哈·法哈蒂内向化叙事艺术的承袭与转向

2017-07-27马云飞

北方文学·中旬 2017年7期
关键词:叙事艺术转向

马云飞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摘要:从《一次别离》到《推销员》,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以其固有的表达方式、质朴的镜像语言、敏锐的洞察力,将一个又一个伊朗人面对的现实困境,幻化在光影世界中。从《一次别离》到《推销员》历时五年,导演以不变的诚意与艺术品质,在承袭中突破、在承袭中转变,也在承袭中寻找与思考。

关键词:内向化;叙事艺术;承袭;转向

伊朗电影向来以其质朴的镜像语言、固有的题材、以及别具一格的表达方式,立于世界电影之林。这种独特的气质既来源于孕育它的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来源于战后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阿斯哈·法哈蒂则是在汲取伊朗电影养分的同时突破了伊朗电影原有的固化的主题类型。他以家庭为核心,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元素,展现了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的矛盾与困境。阿斯哈·法哈蒂通过内向化的叙事手法,娴熟而精心地讲述着故事。随着叙事的推进,电影中的人物总是会在诚实与谎言、宗教与法律、信仰与道德等的冲突中备受煎熬。“私欲”与“道德”的博弈,是法哈蒂电影延续的追问与思考,也是法哈蒂留给观众的谜题。然而,在法哈蒂电影中宗教的束缚力与向心力,又总是给予迷茫中的主人公以微弱的指引与善良的呼唤。这是法哈蒂电影的风格,亦是其深刻的思考与探索。

一、以家庭为框架的内向矛盾及其外延呈现

家庭关系是法哈蒂最熟悉,也最擅长的题材之一。在家庭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往往是社会矛盾的折射和缩影,而这种矛盾往往是内向化的,它的指向是家庭成员。即使这种矛盾向外延伸,呈现出外延趋势,也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最终指向也是不同家庭之间的成员相互的矛盾与对抗。这种内向型矛盾的外延形式,在宏观范围内依然具有内向性。而透过这些人物之间的对抗,最终可以将这种矛盾归结为法哈蒂电影的终极矛盾。这个终极矛盾则是诚实与谎言、坚贞与背叛、欲望与道德的矛盾。

在《一次别离》中,影片一开始便展现了纳德和西敏之间的矛盾。由于家庭矛盾,纳德雇佣了怀孕的保姆瑞茨,却不想意外接踵而至。瑞茨成为了将这种家庭矛盾外延的关键人物,她成功地将这种矛盾外延成两个具有鲜明对比效果和阶级差异的家庭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终极指向又划归为法哈蒂电影的最终矛盾。法哈蒂善用的叙述结构是一个外来者入侵一个封闭的环境而引发一系列的戏剧冲突,瑞茨则成功的扮演了这个外来者。影片看似在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实质涵盖了整个伊朗社会的现状,将亲情与伦理、道德与法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表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过往》同样以一场即将办理的离婚开篇。与妻子分居几年之久的伊朗男人艾哈迈德,应妻子的要求,回到巴黎办理离婚手续。就在办理离婚手续的这段时间内,艾哈迈德发现了妻子玛丽娅与女儿露西之间的矛盾,两人之间的矛盾看似是青春期遇到了更年期,然而,随着叙事的发展,隐藏在两人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女儿和即将与玛丽娅结婚的萨米尔之间的矛盾。艾哈迈德作为延伸这种矛盾的外来者,以自己的视角审视着这场交织着亲情与爱情、坚贞与背叛,道德与法律的感情纠葛。

《推销员》则是以一次突如其来的袭击,打破了相对静止和封闭的家庭关系。妻子拉娜因为这场袭击,变得敏感、紧张与不安,丈夫艾麦德也在照料妻子的过程中变得焦躁。电影最终以丈夫找到这个外来袭击者伊斯玛特作为终结,然而电影却没有交代伊斯玛特最终的结果。是宽恕与释怀,还是仇恨与报复,这是关于道德与信仰的拷问,也是导演留给观众的思考。

从2011年的《一次别离》到2013年的《过往》,再到2016年的《推销员》,以家庭为框架的内向化叙事矛盾,一直是法哈蒂沿用的创作手法。阿斯哈·法哈蒂曾谈到:“家庭和爱情这两种关系,是人类最为古老的关系,并且是普遍的、世界性的,我愿意一生都讲关于家庭和爱的故事。”

二、时空格局狭小的内向型叙事风格与策略

法哈蒂的影片架构颇似西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原则,冲突集中、剧情紧凑、影片的时空设置都较小,以较小的格局保证影片戏剧性的表现力和张力。影片《一次别离》、《过往》以及《推销员》都将故事的时间设置在有限的范围内,往往是几天而已,同时也将主要矛盾都设定在家庭内部的空间中呈现,这样可以使得影片的戏剧冲突更加强烈,也使影片在狭小的时空格局中显得坚实有力。

影片《一次别离》,讲述了从夫妻双方离婚到最终结束婚姻的一段简短的时光旅程。影片《过往》的时间跨度则是艾哈迈德和玛丽娅离婚的整个过程。影片《推销员》的时间跨度也不长,仅仅是从拉娜遇袭到丈夫找出凶手伊斯玛特,这短短的几天而已。这些短小精致的戏剧时间,不仅使剧情更加合理,也使得空间的设置变得相对紧凑,避免了空间的大范围变换。

有限的空间设置也是法哈蒂展现叙事张力的手法之一。由于法哈蒂的叙事矛盾总是以家庭为框架的内向化的叙事矛盾及其延伸,这也使得这些矛盾总是在家庭内部空间发生。比如,在影片《一次别离》中,我们可以大致将影片的空间范畴划分为:法庭、纳德和西敏的家,以及瑞茨的家。在影片《过往》中,可以将矛盾产生的地点划归为,玛丽娅的家和萨米尔的洗衣店,这两个主要场景。在电影《推销员》中,集中展现矛盾的空间则可以划归为艾麦德新租住的公寓和艾麦德的旧公寓。从以上场景的选择中,不难看出导演总是喜欢将空间设置在内部,并且以家庭空间居多。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可以呈现出古典戏剧的审美特征,也有利于拍摄长镜头时的空间调度。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范畴内,导演通过镜头内部的场面调度完成叙事的推进,通过人物的对话,以及细微的表情、动作来推进叙事的进度,这既是法哈蒂电影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是法哈蒂展现影片戏剧性和叙事张力的重要手段。

狭小的时空格局虽然具有内向化和紧缩性的特征,但也正因如此,古典戏剧式的张力和舞台表现力才得以发展和延续。

三、独特宗教文化与民族性的内向束缚特征

伊斯兰教是大多数伊朗人所信仰的宗教,而伊斯兰的经典读本《古兰经》,则是每个笃定的伊朗穆斯林心中的宗教经典。在法哈蒂及其他伊朗籍导演的电影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宗教的力量与影响。这种力量有时是透过具象的语言、动作所折射出来的,更多的时候则是用一种潜移默化的态度和人性的抉择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力量有时甚至可以超越道德的约束力,作为高于道德的一种灵魂的抉择,而这种力量往往又具有内向化的束缚力。

在影片《一次别离》中这种力量尤为明显。影片《一次别离》始终有一个隐藏的命题贯穿始终,这就是信仰之下诚实与谎言的博弈。片中的佣人瑞茨最终选择放弃赔偿,正是来源于她对于信仰的笃定与敬畏。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纳德和家庭教师贾哈伊夫人则在谎言与诚实之间经受了一番煎熬。尽管纳德自始至终否认自己知道女佣人瑞茨怀孕的事实,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不得已的理由和纠结的情绪。影片真实刻画了伊朗人在宗教道德与生存法则之间的艰难取舍,这或许也是这部影片感人至深、广受好评的最大原因。再如,当贾哈伊夫人明白纳德打电话寻找瑞茨的主治医生,其实是纳德知道瑞茨怀孕这个事实,贾哈伊则毅然撤销了之前自己的证词,这都表现出宗教的内向约束力。在法律面前,道德、宗教和亲情中所有复杂、暧昧、犹豫的动机和情感都必须澄清,这恰恰是影片剧作上的魅力,让影片成为层层推进的伦理剧。影片《一次别离》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坐下来,审视自己和我们生存的社会。

影片《过往》和《推销员》,虽然没有通过具象的人物对白或是人物动作,直接反映宗教文化对于人物的束缚力与牵制力,但是,通过剧中人物的选择,我们可以感受到,宗教文化对于伊朗人的深刻影响。在《过往》中,尽管导演最终并没有说明萨米尔是否和玛丽娅共同走上婚姻生活,但是,通过表现萨米尔和玛丽娅纠结的感情戏码,我们可以感受到宗教文化对于他们的影响。在影片《推销员》中,经过内心的挣扎和纠结之后,艾麦德和拉娜最终选择了宽恕和原谅,而这种宽恕和释怀来源于宗教的感召与呼唤。我们可以看出,宗教的内向束缚力,深刻地影响着伊朗社会和伊朗人的生活。宗教准则作为伊朗人生活的准则束缚着伊朗人的生活,同时也劝解和呼唤着人性的善良与纯真。

四、结语

法哈蒂的电影既有伊朗电影一贯的风格特征,也有其独特的表现手法与叙事方式。从《一次别离》到《推销员》,法哈蒂共创作了三部作品,这些作品中内向化的叙事特色,既是法哈蒂一贯的叙事风格,也是法哈蒂在承袭中的尝试与转向。他的电影像一道光芒,透过伊朗神秘的面纱,向我们展现了伊朗独特的风土人情。他用举重若轻的态度、娓娓道來的口吻、客观而真实的手法、讲述了伊朗人的困境,伊朗社会的现实。他将视点聚焦于伊朗家庭,以家庭矛盾为中心折射出伊朗社会的困境。尽管家庭关系依然是法哈蒂故事的核心,但我们可以发现法哈蒂在展现家庭关系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展现伊朗人以及伊朗社会所共同经历的困境,他所展现的这些家庭风暴也总是承载着他厚重而深邃的思考。

参考文献:

[1]黄斐.“突转”艺术中人性的挣扎——评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J].电影文学,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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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亚.建构伊朗中产阶级精神之谜——阿斯哈·法哈蒂导演艺术研究[J].电影评介,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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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陆纾文.世俗和宗教的一次若即若离[N].文汇报,2012—3—1.

[6]李洋.《一次别离》:小纠纷中的大社会[N].光明日报,2014—7—21.

[7]雅利安·古尔苏拉特,刘英军.无法愈合的伤口——关于法哈蒂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J].世界文学,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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