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白璐+张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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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不断拓展，俄罗斯对反映中国新时期特点的当代文学作品愈发关注。受历史时期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中国新时期小说在俄罗斯的传播也经历了从繁荣到边缘化再到二度青睐的过程。

关键词：新时期小说；俄译；传播；特点

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尽管双方对彼此的文学关注由来已久，但显然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热衷程度远高于俄罗斯对中国文学的关心，甚至在某一历史阶段造成了俄罗斯作品的单向流动。这一方面固然与两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两国不断变化的政治关系的极大影响。

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小说是最先被译成俄语出版的。文革后出现的文学作品在创作风格、创作主题、语言特色等方面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陆续产生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文艺思潮，由此揭开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序幕[1]。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新时期小说在俄罗斯的传播大致经历了从繁荣到边缘化再到二度青睞的过程。

一、上世纪80年代至苏联解体前——繁荣期

1980年11月，苏联《文学报》刊登了戴晴的短篇小说《盼》，这是中国新时期第一部被完整翻译成俄文的小说，继而1981年第11期的《外国文学》杂志集中刊登了一批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其中包括王蒙的《夜的眼》、李陀的《你听到这支歌》、韩少功的《月兰》、韶华的《舌头》、《上书》等，由此，《外国文学》、《莫斯科》、《远东》、《今日亚非》、《跨越时间的桥梁》等杂志开始陆续刊登中国当代小说，张抗抗的《北极星》、谌容的《太子村的秘密》、张贤亮的《绿化树》、路遥的《人生》、古华的《贞女》、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天堂里的对话》、张承志的《春天》等就是在这一时期走进了苏联读者的视野。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苏联解体前，苏联共出版了13部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合集，分别是：1981年发行了《远东作家作品选》，1982年发行了《人妖之间》，1983年发行了《一个人和他的影子》，1984年发行了《中国现代小说：王蒙、谌容、冯骥才》，1985年发行了《人到中年》、《纪念》，1987年发行了《相会在兰州》、《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1988年发行了《中国当代小说》、《王蒙选集》和《中国现代小说》，1989年发行了《树王》，1990年发行了《村庄里的外国人》[2]。六部小说单行本，分别是：1980年发行了吴晗的《朱元璋传》（节译本）[3]，1986年发行了古华的《芙蓉镇》，1988年发行了路遥的《人生》、戴厚英的《人啊，人！》，1989年发行了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90年发行了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这一时期虽然苏联在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译介方面不可与五、六十年代同日而语，但文学艺术、青年近卫军、虹、消息、进步等各大出版社纷纷加入到出版中国图书的行列中，《外国文学》、《今日亚非》甚至还特意开辟了报道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专栏，且绝大多数中国小说俄译本的发行量都能达到五万册，个别小说集还创造了高达十万册的销售高峰，例如：《芙蓉镇》和《王蒙选集》等。形成这一传播态势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苏联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关注是由来已久的，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所创作的辉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望尘莫及的，中国的文学作品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其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80年代中苏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广大苏联读者渴望了解中国全新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气息，加之计划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销售市场；其三，苏联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学背景，两国在文学发展进程中都曾经历过“模式化”阶段，摆脱政治束缚的两国文坛也相继出现了“集中营文学”和“伤痕文学”等控诉以往悲惨生活的文学作品，因此，苏联读者很容易在中国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共鸣。

二、苏联解体后至本世纪初——边缘化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社会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经济凋敝，这令正处于上升势头的中俄文学交流局势严重受阻。告别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对于瞬间失去精神信仰的俄罗斯人来说，社会主义文学不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更能填补他们空虚的心灵。“汉学研究机构从此失去了来自国家的充足的资金支持和出版保障”[4]，俄罗斯出版商对中国纯文学的关注大打折扣，他们不愿意出资翻译和出版并不一定畅销的中国当代文学，即便有中国文学作品的俄文版问世，也多为带有神话和传奇色彩的中国古典文学，这些作品一方面能满足俄罗斯读者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由于不是初次出版，对于出版商而言，再版费用也较低。笔者认为，苏联解体后的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俄传史上的边缘化时期。据统计，除《我们的同代人》、《今日亚非》、《外国文学》等杂志上零星发表了一些中国新时期的小说作品外，俄罗斯仅发行了两部中国当代小说，一部是1993年发行的《“红都女皇”事件之谜》，另一部是1995年发行的小说集《孔雀开屏》。由扎哈罗娃、雅罗斯拉夫采夫编选的《中国20世纪诗歌与小说：谈过去看未来》是本世纪俄罗斯发行的首部中国作品选集，它不仅凝结了俄罗斯几代汉学家的辛勤劳动，也体现了俄罗斯文学大国的独特风范。全书共收集了从中国清朝末年到当代共60余位诗人和20余位作家的作品，其中中国当代小说共计10部。2003年，为庆祝圣彼得堡建市三百周年，圣彼得堡和上海两座友好城市相互出版了对方的文学作品选集，罗季奥诺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编选的《上海人：当代上海作家选集》一书便是圣彼得堡出版的上海作家文集，9部中国当代小说入选其中。

三、2007年至今——二度青睐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中国政府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学走出国门的重要性，进而实施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等一系列图书推广计划，在这些计划中，俄罗斯均被确定为首批译介的国家之一，希望加快中国当代文学走进俄罗斯的步伐，促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分支，文学首当其冲地被列入国家统一规划项目，为中国当代文学走进俄罗斯提供了契机。自2007年开始，中俄两国出版社联合发行了《雾月牛栏》、《命若琴弦》、《红云》、《中国变形：当代中国小说散文选》、《第四十三页》、《白多黑少》等，其中涉及中国当代小说93部。此外，俄罗斯还出版了26部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单行本，其中包括：2003年出版了冯骥才小说集《俗世奇人》，2004年出版了王蒙小说集《山坡上的脚印》、2005年出版了棉棉的《糖》，2006年出版了卫慧的《上海宝贝》、《我的禅》和蔡骏的《病毒》、《诅咒》，2007年出版了老舍的《正红旗下》、张洁的《方舟》，2008年出版了姜戎的《狼图腾》、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2011年出版了苏童的《妻妾成群》、2012年出版了莫言的《酒国》、2013年出版了莫言的《丰乳肥臀》、2014年出版了莫言的《生死疲劳》、《变》、铁凝的《笨花》、余华的《活着》、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何建明的《落泪是金》、老舍的《猫城记》以及《张贤亮作品集》，2015年出版了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2016年出版了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盛可以的《北妹》、麦家的《暗算》。

从作品数量上来看，尽管俄罗斯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中国当代小说，但其发行量并不多。据俄罗斯汉学家统计，从1992年到2008年，俄罗斯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小说发行总量不过71500册[5]，社会影响极为有限，更达不到广泛传播的地步。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中俄两国联合出版的作品合集，其入选作品多为中国官方划定，一些在中国人看来具有较高文学水平的小说并不一定符合俄羅斯读者的阅读兴趣；其二，汉学队伍人员老化严重，青年队伍不稳定，面临断代境地。目前，俄罗斯在世的汉学院士只有齐赫文、季塔连科、米亚斯尼科夫三人，且均已是耄耋之年。尽管近年来俄罗斯学习汉语的年轻人日益增长，有20%的俄罗斯大学都开设了汉语课程，但由于俄罗斯科研管理体制的僵硬低效以及资金短缺问题，加之相当一部分人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加入并坚守在汉学队伍中的人屈指可数。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俄译本质量有待提高的重要原因。其三、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俄罗斯的出版市场，使俄罗斯重新关注中国文学的当代作品，随着中俄两国政府文化交流的积极开展与拓深，俄罗斯的中国文学图书市场也有所回暖，形成了二度青睐的局面。在阅读中国近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俄罗斯开始反思自1987年布罗茨基获得“诺奖”以来，作为文学大国的俄罗斯再未荣获该奖项的深层次原因。

从俄罗斯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发行情况来看，政治因素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决定性条件。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两国文化政策的相应调整，俄罗斯读者必将越来越多地渴望了解中国的文化，反映中国当代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必将日益引起关注。

参考文献：

[1]“新时期”一词最早使用于1978年，详见：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M]//洪子诚、孟繁：当代文学关键词，桂林：广西师范出版社，2002年，第105-151页。——笔者注。

[2]具体清单见：[俄]罗季奥诺夫：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中国新时期小说散文在俄罗斯的传播状况[J]，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第129-137页。——笔者注。

[3]从严格意义上讲，该俄译本虽刊行于80年代，但实则是我国历史学家吴晗创作于50年代的一部历史小说。——笔者注。

[4]阎国栋：俄罗斯汉学的危机[J]，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68页。

[5][俄]罗季奥诺夫：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中国新时期小说散文在俄罗斯的传播状况[J]，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第129-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