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蕾

中断11年的高考曾经阻断了无数青年的梦想。等到这一天，尘封已久的大学校门将重新打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激情背后是人们对自己、对这个国家重新燃起的希望。

1977年8月5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亲自主持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当场表态：“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一锤定音。自1952年实行的高考制度又重新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一把尺子。此前，自1966年废除高考至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的11年里，高等院校招生流程是遵照“十六字方针”进行的——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对于当年就恢复高考的决定，时任教育部长刘西尧说，今年（1977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邓小平坚持道，“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

确实不能再等了，中断11年的高考曾经阻断了无数青年的梦想。等到这一天，尘封已久的大学校门将重新打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激情背后是人们对自己、对这个国家重新燃起的希望。

改变一个国家和一代人命运的一句话

此时已是夏末秋初，恢复高考从决定到考试，仅仅间隔了三个多月。也因此，1977年是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大学新生在春季入学。

一道紧紧关闭了十余年的大门，一旦打开，一个国家和一代人的命运就此被改写。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消息一出，570万人报考，他们中有学生、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有知青……年龄跨度从13岁到30余岁。次年春天，27万过关斩将的佼佼者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他们向往已久的“象牙塔”，从这里，他们启航。

医改专家廖新波就曾是这27万名佼佼者中的一员。1974年，廖新波在工商局工作，一个月的工资30元，与当时社会平均工资相比，这确实算得上待遇优厚。不少同龄人羡慕他，然而，他却觉得做工人更有意思，于是去无线电厂做了合同工，工资每月仅仅十几块。

然而，高考却使他走上了另一条路，与医学意外结下了缘分。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廖新波打算去拼一把，读大学是他为自己选定的人生。当时廖新波的第一志愿本来是华南工学院，但是以250多分的高考成績，他与第一选择失之交臂。广州医学院作为第三志愿录取了他，1978年3月，廖新波成为了一名医学生。

从1982年进入广东省人民医院算起，廖新波至今都没有离开医疗领域，从病理研究到医院管理，再到卫生厅行政职务。高考，让他从一名工人转变为一名深谙中国医改的专家。

1977年高考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这是一次允许非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的考试，知名科普作家、中山大学教授李淼就曾在恢复高考之年小试牛刀。彼时，初中、高中的学制为两年制，刚刚由高一升至高二的李淼才15岁，学校在非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出的优秀学生可以参加1977年的高考，他就拼命学习。“那时候重视数理化，我的物理和数学成绩很好，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次高考经历。”李淼告诉记者，当时对于提前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应届毕业生设置两道不同的分数线，前者的分数要求更高一些。不过，现在的李淼也没觉得多遗憾，反而还有点庆幸，如果多考了十几分，他恐怕就会选择江苏省一所二流大学了。

第二次高考是在1978年盛夏，他记得天气特别热，临考前一天晚上，家人就为他晾好了一大茶缸茶，加了不少冰糖。“我背着装着凉茶的军用水壶，拿着准考证就去考试了。”李淼说，除了英语，其他科目都考得很顺利，自我感觉也挺好。因为当时英语不计入总分，仅做参考，绝大多数的考生因为英语教育的多年断档，在考英语时基本属于放弃状态，李淼也不例外。“我时不时拿起水壶喝凉茶，然后跟大家一样提前交卷，那是真的不会做啊”。

李淼的第一志愿是当时特别热门的中国科技大学，虽然他是1978年江苏省涟水县应届考生的状元，但还是未达到中科大的录取线。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对于科学的向往是多么迫切。最终，李淼以420分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录取，他的物理高考成绩与满分仅一分之差。

时至今日，李淼始终坚持，高考恢复了社会公平，使人们拥有了平等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使阶层向上流动有了可能，“我的祖父一辈是农民，父母是工人阶层，因为高考，我成为知识分子”。

知识改变命运，在上世纪70年代高考生的身上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毕业后，他们很快成为各个领域的中流砥柱，改变了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甚至，他们中的精英对中国命运的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77年北京高考状元郭方所言：“那一年高考，是我个人，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次‘诺曼底登陆。”

1977年、1978年这两年的高考可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统一考试，报考总人数为1160万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仅有不足4%录取率的生动写照。即便竞争如此残酷，但却使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了书本，也使当时百废待兴的国家重新走上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轨道。

“包学费”和“包分配”的黄金时期

走过特殊的70年代，80年代的高考逐渐成为应届高中毕业生逐鹿的“战场”。与之前的高考生相比，因为国家各方面工作都渐渐步入正轨，教育更是如此，从小学、初中至高中，他们得以接受了完整正规的教育。也因此，考试，不能再临时“抱佛脚”，不能“搞突击”，当然，教育水平的提升理所当然地带来了高考试卷难度和录取分数线的提高。不变的，依旧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低录取率，以及高考几乎是走出农门吃上“公粮”的唯一途径。

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1989年期间，高考录取率最高的年份出现在1985年，为35%，最低的录取率是1980年的8%。在还是普遍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上大学的费用是国家包干，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因此，即便录取率很低，这仍是一条最为快速最为直接拿到城市户口，成为国家干部的路径。尤其是对于农村子弟而言，高考的吸引力更大。

从县委书记的任上“急流勇退”的陈行甲在回忆自己的高考往事时说道，那时候上大学的欲望比现在强烈，虽然当时（1988年）改革开放了，但他的家乡是山区，上大学是唯一的上升通道。他其实更喜欢文科，但在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整体社会氛围中，为了改变命运，他选择了理科。

他告诉记者，那时候比现在的学生要更拼。晚自习后回到宿舍，他们还要加班加点学习，犯困了，陈行甲就打一盆水放在床头，把脸埋到水中憋气1分钟，然后接着学。曾经，陈行甲为了惩罚自己在同一个数学问题上犯两次错误，一天没有吃饭。高考公布成绩后，陈行甲的数学将近满分。他接到了湖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1988年，全国272万考生中，仅有67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为25%。

从兴山县坐班车去宜昌，路上7个小时。从宜昌到武汉，坐绿皮车，又晃荡了足足12个小时。不过，陈行甲说，他一刻都没睡，兴奋得不知疲倦，虽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是国家包分配的公家人了。

和77级和78级的大学生所处的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时已经是80年代末，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浪潮，已经席卷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到1988年整整十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岁月里，青春的中国正以令世界惊讶的速度创造发展奇迹。而同时，经过了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和深刻反思，80年代又迎来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而这一切都投射在大学生的身上，他们不担心未来的就业，在学校时，读书但不读死书，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和迎接挑战的激情替代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陈行甲告诉记者，学校里的英雄不但会学习，还会唱歌会写诗，他自己也参加过文学社。同为80年代考入清华大学的高晓松不止一次在节目中谈过那段青葱岁月，在清华最让他羡慕的人是后来成为音乐人的小柯，一把吉他，席地而坐，拨弦而歌，就引来女生倾慕无数，那时候北京各高校被冠以才子的人或者茬琴或者作诗。

80年代的大学生活正如陈行甲所言，是一段“感性的、大胆的、没有框架的岁月”。同样，作为1985年从内蒙古海拉尔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的白岩松也曾提过，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而一旦上了大学，它彻底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让他必须学会独立思考。那个年代的大学校园，谈论的不是物质和美女，而是诗和远方，是家国命运。

“天之骄子”是80年代对大学生的最高褒奖，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开始以高考和大学为目标激励子女。教育资源配置在此时也悄然发生了变化，重点班、重点校成为学生和家长追逐的目标。非但如此，学校通过所谓“预考”对高中学生进行筛选，只有通过“预考”的考生才能最终获得高考的资格，可见，升学率已经提到了学校日常工作的重要位置。

这个时期开启了高考的一系列改革。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

“并轨”与“扩招”使大学从“精英化”到“大众化”

1994年，对于绝大多数的高考生而言，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同，但是从这一年开始试行的“并轨”招生在此后几年内成为延续至今的规定。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消除了国家计划招生和调节招生的录取分数差距。高校学费开始增加，后续几年中，高校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30%，甚至50%。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逐渐开始收费。

同时，大学生已经從“天之骄子”的神坛上被拉下，高考，对于更多的中国人而言，不再神秘，不再高深，也不再被赋予太多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仅仅是高中毕业时的“规定动作”。“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在中国变成了现实。同样，也是在90年代，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的大学生享受着计划经济余晖带来的最后的福利，后半段的大学生则全面走进了收费时代。

于是，这个阶段更多的是普通人享有公平竞争的考试权利，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人伴随着国家超出以往的快速崛起，而从事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但以往却难以企及的工作。

已届不惑之年的李媛媛现在是南方一家三甲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她出生在1977年，家乡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她告诉记者，上大学之前，她跟着父母去了一趟北京。“我记得，那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召开前夕。”李媛媛说，13岁的她第一次看到了偌大的北京城，那么高大的盼盼塑像，整个北京都在为亚运会预热，就连小女孩穿的蛋糕裙上都印有盼盼的图案。当然，最让她震惊的是，街上居然有那么多外国人，“一次见到有个中国小伙子跟外国人用流利的英语对话，我真是羡慕到不行”。于是，李媛媛暗暗下决心，要考到北京上大学。

“后来上了高中以后，我才知道，跟我一样想到北京上大学的同学太多了。”李媛媛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对人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去那里求学是进入大城市最便捷的途径。

1994年，身为理科生的李媛媛感受到了一场变化，理科考试科目由7门改为5门，总分也调整为750分。录取类别有公费生、自费生、定向生和委培生。持续多年的“预考”在这一年成为了历史，每个高中毕业生都获得了平等竞技的资格。最终，李媛媛因1分之差与第一志愿北京医科大学擦肩而过，南方一所知名医科院校给她发来了录取通知书。她说，当时特别难过，北京梦就此破碎，因为立志学医的她仅报了北京这一所大学。“当时，医学院特别热门，成为一名医生是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愿望，只有特别优秀的学生才能考进医学院。”李媛媛感慨道，现在家长和学生又有多少愿意从医呢？当年的盛况不复存在了。

进入大学后，李媛媛是公费生，不仅不用缴学费，每月还有伙食补贴。不过同学们对于她的好奇颇让她烦恼了一阵，当时不同地区之间的信息交流还比较落后，人们对于其他区域知之甚少，直到李媛媛大二时还有人问“你们内蒙古人是不是都骑着马上街”。同时，李媛媛也发现了，过去人才断档的窘境浮现出来，教师队伍中老教授和青年教师居多，而年富力强的中年骨干缺失。学校不得不选拔优秀的本校毕业生留校执教。

除了李媛媛等大多数考生考入的公立大学之外，1994年的招生目录上，第一次出现了民办大学的招生简章。

对于齐嘉而言，1997年的高考，除了物理成绩143分之外，香港回归是另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大事。这是一个有点特殊的年份，“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距离香港回归仅有不到5个月时溘然长逝。齐嘉刚刚结束寒假，正在备战高考，从电视上他得知了这一消息。当时他没有意识到，1997年距离恢复高考整整30年，而这一决策也是由邓小平拍板的。

那一年的高考还是7月7日、8日和9日三天。7月1日零时香港回归，在冲刺阶段的齐嘉仍然收看了中央电视台香港回归的直播节目，从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离开港督府，到解放军车队越过深圳与香港之间的管理线，再到国旗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彼时，齐嘉还见到了通信技术催生的传播方式的大变革，香港回归的直播就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尝试。

那时，通信技术在中国大跨步发展，大哥大、呼机等走入人们的生活。高考成绩出来后，很多地区的考生不需要再去学校查分数，而是可以通过电话自助查分。齐嘉高考成绩为568分，超过当时重点线40多分，报志愿时，他征求了班主任意见，报当时方兴未艾的通信工程专业。如何选择学校让作为河北省考生的齐嘉进退两难，河北省是高考大省，从来不乏高分考生，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能够被“天南海北”（即天津、南京、上海和北京的高校）录取实非易事。也因此，那时对高考和高招地区性差异的质疑之声已经越来越多。

班主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虽然电子科技大学坐落在西南腹地成都，但在通信工程、电子信息专业上却是全国“头把交椅”，超过重点线40多分值得一试。幸运的是，齐嘉如愿以偿。不过，这一年，齐嘉等97级大学生再也享受不到公费上大学的福利了，他记得很清楚，他所报考的通信工程专业一年学费是3500元。

在90年代的最后一年，高考科目设置再次发生大的变革。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同时，影响更大的，恐怕当属高校开始大规模扩大招生数量。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33.7万人，这样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总人数达到153万。1999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增幅达到42%。

高考，也可以很多元化

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引爆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人们对学校教育模式、对高考进行了新的思考，有支持亦有讨伐。那个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人就是韩寒。出生于1982年的韩寒，2000年时正在读高一，同时仅有18岁的他决定在此时退学。

退学，就意味着韩寒从此脱离传统的学校教育轨道，在人们看来，其实本质上就是放弃高考。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经历高考，但这个在1999年拿到过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的才子放弃高考，在不少人看来似乎是离经叛道。

而在另一条平行线上，高考自身正在发生变化。韩寒退学的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2001年，取消对高考考生在年龄和婚姻状况上“不超过25岁”和“未婚”的限制，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现网上录取。这就意味着，高考向更多的人敞开了大门。于是，每一年都会在高考期间看到“父亲与儿子一起高考”、“花甲老人参加高考”等新闻报道。

此时的高考，摒弃了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真正成为了一种个人选择。现已定居澳大利亚的刘静欣在2000年时正在读高三，为高考做最后冲刺。三次模拟考试平均650分的成绩，让她信心满满，实现她的浙江大学梦。随着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步伐加快，在上世纪90年代，对一批重点大学进行了改革。1998年，曾经从浙江大学分离出去的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回归母体，共同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那时才上高二的刘静欣就对浙江大学这座高校航母心生向往。

而高考当天刘静欣因为腹泻，导致了数学试卷有四分之一的题目无法作答。而这一意外，直接影响了她应考其他科目的情绪，最终高考成绩仅500分。“不少人劝我，能走就走，千万别复读，500分又不是没学上。”刘静欣告诉记者，以当年河北省文科的本科提档线，她勉强可以上一所省内二本院校。但是刘静欣放弃了，她决定复读。

复读前，刘静欣觉得自己一定是少数，没想到，自己所在的这所高中，应届班4个，复读班居然有2个，而且每个复读班的人数都在70人以上。“后来我琢磨着，我们这些80后跟之前的高考生相比，不仅是竞争压力更大，而且因为扩招含金量也不如以往，所以不是随便上个大学而是要努力上名牌大学。”刘静欣复读一年后，2001年再次走上高考考场，而这一次迎接她的是考试科目设置的大变革，这是河北省第一年实行“3+X”高考模式。

没有任何意外发生，刘静欣最终以600分的成绩被浙江大學录取。读完本科后，刘静欣选择了赴悉尼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到悉尼之后，我接触了很多留学生，他们大多比我来得早，有些是放弃了国内的高考直接办留学，有些是在国内大学里读了一两年，又重新申请国外大学。”刘静欣说，虽然年龄差不多，但是大家面对高考都作出了不一样的选择。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视野也越来越广阔，走出国门正成为不少人尤其是大城市学生的选择。放弃高考的韩寒，后来出版了令他名声大噪的长篇小说《三重门》，2001年出版了文集《零下一度》。这些对于刘静欣来说特别亲切，“在大学寝室里，大家都几乎每人一本韩寒的书”，她说当时对韩寒非常“迷恋”，而且特别佩服他的胆识和才情。当然，刘静欣也觉得韩寒的存在就是让人远远羡慕，但自己绝对没有胆量效仿，“不过韩寒的成功不能说是对高考制度的嘲讽，而是人们终于可以清晰地看到高考并不是成功的唯一通路”。

2003年，22所重点院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此外，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部分省份自主招生。十多年来，高校自主招生走过了从单独招考、联合招考，到如今高职院校与学术型高校招生分类招生，以统一高考为基础，进行综合评价的不同路径。

人们对于自主招生最深刻的印象，恐怕是2009年蒋方舟通过自主招生政策进入清华大学。自主招生是多元化的高考招生方式的一种，2009年，蒋方舟将自荐材料做成高级杂志的式样，封面模仿了《时代周刊》的风格，内页则是她取得的成绩，此前，她已经出版了9本书。当时，她和不少自荐者都拿到了清华大学自主招生降分优惠政策。只要获得降分优惠的考生的高考成绩，达到清华大学在当地录取分数下60分以上的成绩，就能够被清华大学录取。

高考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尤其是近年来，几乎每隔两年就有新的改革举措出台，201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的通知。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此后，上海、浙江两地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2014年12月，教育部公布《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等配套文件，对文理不分科、探索“两依据、一参考”（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多元录取机制等内容进一步细化。2016年，除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5省市外，其余26个省份均选择全国统一命题试卷。

40年来，每一代人都有专属他们的高考记忆，这份记忆与家有关、与国有关，个人命运被时代潮流所裹挟、改变。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高考，给予了每一代人尊严与公平，这既改变了命运，也是一份成人礼。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