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楊孝華先生，1948年生於香港，全國政協委員、前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國泰航空公司總經理，1978年人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1978年被委任為市政局議員，1985年被邀為基本法諮委會委員，1991年被選為立法局議員，1995年被邀為香港特區籌委，還出任多個香港政府諮詢委員會成員，曾任中國旅遊協會副會長、香港傑出青年協會主席、太古旅遊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太古船務代理有限公司董事。

作為香港的老一輩，楊孝華先生可謂是香港精神的代表，而他的一生，很好地詮釋了“埋頭苦幹”這四個字的精體。當年，海外求學回港的他進入了香港太古集團，努力從基層打拼做到了集團高層，工作四十年光榮退休。

幾十年來，他伴随着香港共同發展，是參與者、推動者，更是見證者！對香港回歸前後的對比深有體會和感觸：從最初的擔憂、忐忑，到之後的自豪、振奮，再到對年輕人的鼓勵，對香港的殷切期望，對社會的感恩回續等，他的這些感受豐富而飽含對祖國、對香港的深情。

前言：

楊孝華先生，一位低調務實的香港人，他是全國政協委員，曾在香港太古集團工作整整四十年，為太古集團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曾任太古旅遊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太古船務代理有限公司董事、太古集團常駐中國首席代表，香港國泰航空公司總經理等職務。同時他亦十分關心香港發展，在香港回歸之前就被委任了諸多公職，如市政局議員、基本法諮委會委員、立法局議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臨時立法會議員等，為香港的平穩順利回歸出了一份力，為香港向前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回歸前的擔憂：

香港出入境自由會否受限

早在中英談判期間，香港社會就開始出現一些騷動，部分市民擔心香港回歸後的局勢不穩，紛紛選擇避離香港，從而在八十年代掀起了一股移民浪潮。

也就在回歸以前，楊孝華先生接到一些有關回歸的工作。1985年他被邀請為基本法諮委會委員，1991年被選為立法局議員，還出任多個香港政府諮詢委員會成員。期間，他還義無反顧地接受了被公司派往北京駐地工作。“身邊許多朋友選擇移民，但我喜歡從小的事情看到大的方向。那時，我被邀擔任基本法諮委會委員時，了解到‘一國兩制並對此有信心。而且，當年我在北京遊長城時，曾碰到一個修理長城的工人，他問我從哪來，我說從香港來，他說我知道，將來香港要實行‘一國兩制，自己管理自己。我就想這個國家政策連普通老百姓都十分普及，我相信香港回歸後不會亂，並且看好回歸後香港的發展前景。”

當年，楊孝華先生是太古集團的旅遊部門員貴人，因而他十分關心香港回歸後市民的自由出入境問題。為此，他在1984年曾於香港報刊上發表文章，提議香港回歸後發放香港護照。因為在國際上，香港當時的護照的自由度非常大，全球有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對港免簽，而內地中國護照卻受限許多。最後，香港回歸以後，香港市民使用香港特區護照，和以往一樣在世界上大多國家都暢通無阻。而随着中國國力的強盛，現在全球對香港免簽的國家已經多達150個以上國家和地區了，排名世界首強20名内。這令楊孝華先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他繼續介紹到，以往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生的人都可以拿到英國護照，後來變成英國海外公民護照，用這個護照可以在歐盟、東南亞等多國免簽。回歸前，一些市民擔心香港回歸後出行受限，因而保留着這些英國海外公民護照，回歸後，他們發現，香港護照完全同樣可行，因而放棄了續簽英國海外公民護照。

不僅如此，随着祖國發展得越來越強大，楊孝華先生最近還欣喜地發現：他認識的一些住在香港的西方人放棄了其祖國的國籍，反而申請加入了中國國籍。在近期楊先生與幾位朋友遊覽歐洲各國時，不少外國人見到他們會主動與他們打招呼，“他們一見到我們就好奇地問我們是不是中國人，並且还用他們僅會的一句中國話“你好”跟我們打招呼，這意味着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強大了，外國人越來越尊重中國和中國人了。”

楊孝華先生親身感知着國家在國際地位上的不斷提升，心中感慨萬分。他說，在歐洲旅行時，西班牙、意大利、法國、葡萄牙、荷蘭、英國等地，總面積加起來比我們中國一半还小，90年代才成立歐盟，溝通交流雖可以用英語，但是各國語言文字、文化風俗都各不相同，難以交流融合。而中國早在秦始皇時期，就统一六國，書同文，車同軌，统一度量衡等，認識到祖先的智慧和統一中國魄力如此超群，對此，楊孝華先生在内心深處升騰起一股由衷的自豪感。

回歸後要正視的間置：

推行国民教育是国际惯例

“除了對出入境自由的擔憂之外，回歸前，許多香港人在政治方面相對不敢樂觀，在經濟方面亦感到憂慮，但是，回歸二十年來，反而是政治上出現了一些亂象，而經濟上則是得到中央政府大力支持發展，抗衡危機。”

楊孝華先生指出，香港回歸後，經濟保持了持續繁榮穩定，雖然歷經1997年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的金融風暴，以及2003非典事件等，但在中央政府以及全香港市民的萬眾一心之下，终於挺了過來，平穩發展。但是，整個社會的政治問題似乎更重過經濟問題。

“在前年發生的‘佔中事件中，很多主角是一些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回歸前他們還沒有進小學，這說明一個問題，有可能是我們對年輕人的國民教育做得不夠。加強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是理所當然也是亟需完成的。”為此，楊先生抽出時間，到學校介紹中國情况。

楊孝華先生表示，有人稱擔心課程有“洗腦”之嫌，其實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推行國民教育無可厚非。在美國的朋友告訴他，許多中小學校每周都有升國旗、向國旗宣誓效忠，奏國歌儀式，新公民加入美國籍時一定要宣誓對國家忠誠，甚至宣言願意用武保衛國家。而法國、韓國、新加坡、俄羅斯等無不如此。

當年，在被派往北京工作時，楊孝華先生將家人也帶在身邊，兩個兒子因此有機會在北京受教育，因此對内地有比較深厚的認識。之後兩個兒子又先後留學，最後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如此一來，兩個孩子對香港、内地及西方國家均有不同的認識，因而看待事物亦更加客觀和正面，對國家亦有着強烈的歸属感。為此，兩個兒子還十分感謝父親在回歸之際明智決策帶一家人一同前往北京外派公幹，令他們對國家有深入了解和認同，也能操流利的普通話。

未來的機遇：

“一帶一路”意義深遣

時光的腳步飛逝，回歸前後，香港經濟趨於穩定發展，相對來講，内地則因改革開放的帶動，經濟飛速發展，令整個國家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些年，内地經濟發展非常快，一些人對内地的制度和經濟不太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和員面的東西。以往，我經常在内地，也有駕車，十多年前，内地的高速還很少，而且不少司機不遵守交通規則，但現在你北上去看看，不文明駕駛已經少了很多，這說明什麼？内地在變化，在改善，在向好的方向進步。”見微知著的楊孝華先生，十分讚成“一帶一路”這一創舉，“能將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場和人口聯合起來，做一盤大生意，實属不易。在此，香港應該考慮的是：如何找尋共同發展的道路，在其中應該扮演一個什麼檬的角色？”

對於對“一帶一路”持觀望和冷漠態度的人，楊孝華先生顯得有些焦急，“有些人認為‘一帶一路只是與發展基建，只與金融、建築業有關，其實不僅僅如此，香港在法律、財務、航運、航空、物流、商貿、工商管理等方面均擁有世界領先水平，而且又有比較外向的能力和經濟，這些都是香港優勢。”

他認為：在時代火車頭奔跑向前時，香港人不應做旁觀者，事不關己，更不應做阻礙者，與時代逆勢而行，而是要做一個參與者。特別是當前的香港年輕人，應把握機遇，不要等回過頭來後悔莫及。

對局勢的發展明察秋毫，又能見微知著的楊孝華先生，最難能可貴的是其身上“埋頭苦幹”的優良品質。當年他在香港太古集團工作了整整四十年，先後在公司四個部門被委以重任，在每一個部門都做到了公司高管的位置，事業有成。退休後，為了彌補年少時錯失讀大學的機會，他又專程前往澳大利亞修讀碩士，花費一年時間完成了“遲到”四十多年的心願。

他說，在香港回歸這一劃時代的重大事件上，很慶幸自己能見證並參與進去，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而從他的身上，我們也看到了一代香港人努力拼博的精神，以及對世界潮流的準確把握，他不愧為香港人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