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钰婷，高山行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生物医药企业政治行为影响产品创新的机理研究

李钰婷，高山行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本文探讨了在生物医药产业背景下企业政治行为对产品创新的作用，以及企业资源在企业政治行为与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165家生物医药企业调研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政治行为能够促进两种产品创新(突破式创新、渐进式创新)；资源柔性作为企业内部资源更大程度中介了企业政治行为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政治联系作为企业外部资源更大程度中介了企业政治行为与渐进式创新的关系。

企业政治行为；产品创新；资源柔性；政治联系

新制度理论突破了传统制度理论认为的制度环境影响企业，认为企业能主动影响制度来获得有利的制度环境，以及有利的政策优惠和稀缺资源，促成企业发展[1]。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行业之一，其制度环境对企业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因而企业更愿意通过政治行为来影响制度环境的变化，以便获取稀缺资源和有利政策[1]。同时，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制度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政府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也需要企业的参与，这也为企业政治行为提供了机遇。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政治行为直接影响企业绩效[2]，但企业政治行为与绩效的内部机理仍然是研究的“黑箱”。基于广泛研究，企业政治行为可能不会直接导致绩效，有必要探讨其中间结果，如产品创新(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有学者指出企业政治行为对创新结果有促进作用[3]，但其如何影响产品创新及其作用机理还没有得到解决。

由于中国企业缺乏资源，政治行为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响应制度压力来获取稀缺资源的战略。企业通过政治行为不仅能够获取提升企业能力的稀缺资源，还能够创造与政府的良好关系[4]。那么，这些由企业政治行为获取的资源会影响产品创新吗？资源柔性是企业政治行为获取的内部资源，能够获取、吸收、整合外部环境获得的新技术、新资源，分配和调整其资源配置，为产品创新提供了资源基础。政治联系是企业政治行为获取的外部社会资本[5]，能使企业获取与政府的网络联系[6]，减小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为产品创新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本文认为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中企业通过政治行为获取资源柔性和政治联系，对不同产品创新(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的中介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

1 理论背景

1.1 企业政治行为

企业政治行为的结果因素主要有公共政策和企业绩效[1]、市场价值[7]、社会责任[8]以及声誉[9]等方面。而除了Ozer[3]、蔡新蕾[10]等学者的研究外，少有研究关注企业政治行为与产品创新间的关系。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对药品创新要求较高，但企业所需的创新资源和技术相对缺乏[11]。企业政治行为不仅帮助企业积极适应外部环境，主动干预外部环境[7]，维持政策倾向并获取稀缺资源，还能有效地减少创新过程中环境的不确定性[10]，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从资源观的角度出发，本文对医药企业政治行为与产品创新的路径机制进行分析，探讨了内外部资源的中介作用，模型见图1。

图1 概念模型

1.2 企业政治行为与产品创新

中国政府本身掌控资源(政府为鼓励和扶持生物医药企业而出台的创新基金)，影响资源持有机构对资源的分配(政府影响银行的贷款政策)[4]。通过企业政治行为能够为产品创新提供资源基础和创新机会，如优先获取关键资源和项目，赢取更多商业机会(放松监管、审批许可等)。因此，提出假设H1a：企业政治行为对突破式创新有正向影响；H1b：企业政治行为对渐进式创新有正向影响。

1.3 资源柔性的中介作用

资源柔性是指企业在内部的资源利用和配置上的柔性，说明了资源被有效运用于不同经营过程和战略的程度[12]。

企业政治行为正向影响资源柔性。企业通过政治行为影响政策制定，比其他企业拥有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更多市场机会。其次，资源柔性能促进企业持续进行产品创新。产品创新存在较高不确定性，资源柔性能够缓冲并应对外部的不确定因素[13]，使企业更愿意且更有能力开展产品创新活动。同时，资源柔性能更好地吸收使用新信息，使企业资源以最佳方式投入到产品创新，提升资源的利用率，研发新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14]。

资源柔性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比渐进式创新大。资源柔性能帮助企业识别外部创新机会，配置资源并打破现有惯例[14]，更好地吸收、整合、利用外部环境中的新技术、资源，使企业在资源分配和产品设计上能够采用新技术，试验变化更大的新产品。其次，由于企业的资源约束，突破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势必争夺企业中的资源[15]。资源柔性较高时，企业会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突破式创新中，渐进式创新就难以得到有效实施。最后，相比渐进式创新，突破式创新的不确定性较大，资源柔性较高的企业能够应对高度不确定的环境，所以资源柔性在企业政治行为与突破性创新间的中介作用比渐进式创新更大。因此，提出假设H2：与渐进式创新相比，资源柔性在企业政治行为与突破式创新间的中介作用更强。

1.4 政治联系的中介作用

政治联系是指企业与各级政府官员的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和监管机构等[16]。

企业政治行为正向影响政治联系。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正式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政治联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能够帮助企业得到政府的资源和优待政策等[17]。企业通过政治行为有助于增加企业的政治网络，并获取政府的资源和支持[4]。

其次，政治联系较高的企业，能够有效地进行产品创新。政治联系既能够减少创新活动的市场不确定性，也能使企业获得市场技术和更多的市场信息[16]，使企业更有信心进行创新投资。同时，政治联系增强了企业的社会合法性，消费者更容易信任社会合法性较高的企业，并购买其创新产品或技术，提高了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接受程度。

政治联系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比突破式创新大。首先，政治联系鼓励创新上稳定、微小的改进。企业过度依赖于市场的顾客或竞争对手时，较高的依赖水平降低了企业管理者提高创新效率的意愿[18]。也就是说，由于各方利益的冲突，企业往往需要在开发新产品时进行妥协，这将导致企业对现有产品和服务进行渐进地改变[19]。其次，政治联系的作用在于减小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20]，为企业创新创造了稳定的制度环境。而突破性较高的产品创新行为归根结底需要的还是企业自身资源、技术以及能力的提升。因此，提出假设H3：与突破式创新相比，政治联系在企业政治行为与渐进式创新间的中介作用更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与数据收集

首先，对西安高新区10家生物医药企业进行预调研。正式调研时间为2014年7月到2015年2月，采用单行业问卷调研的方式选取北京、河北、湖北、江苏、四川、广东等地的医药工业园区企业作为主要样本企业，对287家企业通过面访为主的方式进行调研，调研企业全部为医药企业。其次，每个企业发放两份问卷，要求独立填写。最后，共收回双份有效问卷165套，有效回收率57.5%。

2.2 变量测量

本文测量变量的指标数据随机从最终的165家企业所填写的AB卷中提取，从而降低系统测量偏差和共同方法误差的影响。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具体题项如下：

(1)因变量：基于Luca等[21]和Jansen[22]的研究，测量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

(2)自变量：企业政治行为是根据Deng[19]的研究进行测量的。

(3)中介变量：基于Sanchez[12]等研究测量资源柔性。基于Sheng[16]等研究测量政治联系。

(4)控制变量：企业年龄用企业成立年到2015年为间隔并取自然对数来测量；企业规模用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来测量；所有权采用虚拟变量来测量(1=国有企业，0=其他)。

3 假设检验结果

3.1 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方面，所有变量的Cronbach α大于0.7。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检验方面，所有变量的因子载荷大于0.7，且每个因子所解释的方差百分比大于60%(见表1)；每个因子所解释的方差百分比的平方根均大于其所在行与列的相关系数值。综上，结果表明研究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表1 信度与效度

续表1

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变量均值、标准差以及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对角线以下)。在相关分析方面，各变量相关系数都低于0.65，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严重。

表2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显著性水平+p < 0.1；*p<0.05，**p<0.01，***p<0.001(2-tailed)；粗体值为所解释方差值的平方根，对角线下面的数值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N=165。

3.3 主效应检验

采用SPSS19.0多元线性回归检验假设。检验假设1，企业政治行为对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正向影响。将控制变量、企业政治行为以及因变量(突破式创新、渐进式创新)分别加入回归方程(模型1)，发现企业政治行为对突破式创新(β=0.276，p<0.01)和渐进式创新(β=0.156，p<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支持。

3.4 中介效应检验

检验假设2和假设3，采用以下四步：①模型1企业政治行为对企业突破式创新(β=0.276，p<0.01)和渐进式创新(β=0.156，p<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模型2结果显示企业政治行为对资源柔性(β=0.392，p<0.001)和政治联系(β=0.281，p<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模型3将中介变量放入回归方程后，发现资源柔性对突破式创新(β=0.334，p<0.001)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政治联系对渐进式创新(β=0.281，p<0.01)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④模型4将自变量和两个中介变量(资源柔性和政治联系)放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企业政治行为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系数下降(β=0.147，p<0.1)，其中资源柔性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系数显著(β=0.287，p<0.001)，政治联系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系数不显著；企业政治行为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系数不显著(β=0.090，p>0.1),其中政治联系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系数显著(β=0.264，p<0.01)，资源柔性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系数不显著。

以上四步检验说明，资源柔性部分中介了企业政治行为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在企业政治行为与渐进式创新间中介作用不存在，支持了假设2；政治联系完全中介了企业政治行为与渐进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在企业政治行为与突破式创新间中介作用不存在，假设3得到支持。

表3 假设关系的检验

注：+p < 0.1，*p < 0.05，**p < 0.01，***p < 0.001；所有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N=165。

4 结论及实践意义

首先，本文将企业政治行为的结果研究延伸到产品创新层面，扩展了企业政治行为的结果研究。尤其是在生物医药产业中，探讨了企业政治行为对不同类型产品创新(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其次，企业资源作为中介机制的发现进一步厘清了企业政治行为到产品创新之间的路径机理。以往研究从政治行为获取企业合法性[10]、声望[9]等角度影响企业创新出发，本文从企业资源的视角引入资源柔性和政治联系作为中介变量，发现资源柔性在实现政治行为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作用；而政治资源在实现政治行为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作用。将企业政治行为的产出落脚于企业实在的资源上，将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有机结合，具有理论上的互补性[23]，为创新研究提供了独特和新颖的视角。

本研究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生物医药产业的法律制度发展还尚处于探索阶段，政府政策制定应满足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因此为使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在创新上取得突破性发展，政府应为企业提供至关重要的稀缺资源，如关键技术、项目和资金等。从企业的角度看，生物医药企业应通过积极实施政治行为，获取稀缺资源，进而提高产品创新。其次，企业政治行为获取的不同资源会对产品创新影响不同，通过政治行为获取的企业内部资源更有利于生物医药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产生“重磅炸弹”类新药；而通过政治行为获取的企业政治资本则为企业进行循序渐进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和环境。因此，建议企业合理支配政治行为所获取的内外部资源，进行不同类型的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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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沈蓉)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Influences on Product Innovation in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Role of Resources

Li Yuting，Gao Shanxing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in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on product innovation,and investigated the underlying resources involv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and product innovation.Data collected from 165 Chinese pharmaceutical firms were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The findings show that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is likely to lead to radical innovation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Moreover，resource flexibility as an internal resource more strongly mediates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on radical innovation；whereas political tie as an external resource more strongly mediates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on incremental innovation.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Product innovation；Resource flexibility；Political ti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大项目“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11&ZD17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企业原始性创新的触发机制及其对竞争力的影响研究”(71172187)。

2016-08-16 作者简介：李钰婷(1990-)，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技术创新，非市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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