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鹿良

玻璃，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脆弱，透明，普通，市井，常见，不为人注意。

父亲从事绘画及工艺美术工作，自己一直以来也钟爱这些独特且充满美感的物件。看过一组名为“玻璃·冻境”的玻璃工艺美术作品，国外三位工艺美术家的风格迥异，意境也不相同，一致的是为玻璃“正名”。在他们的手里，玻璃不再普通，市井。Ben Young的作品，碧绿又泛着湖蓝光的玻璃翻卷成海浪，冰洲石做的岩礁怕被拍碎似的往后躲，礁石上黄铜制成的灯塔岿然不动，如沙场征战立马横刀的老将军，银髯飘洒。Jenny Ayrton也是一位母亲，她注意到了孩子眼中美丽而平凡的世界，取材白玻璃，在透明中构筑孩子最熟悉的童话与家园。她的作品没有Ben Young那样惊艳，但有着一种温暖，有儿时童真的笑脸，有似曾相识的梦境，“当年明月在，曾照彩云归”。Tom Moore的作品则以动植物为题材，以草绿与淡褐为主色调，夸张的动植物造型以及异想的空间如同二次元的亚马逊雨林，少了热浪，少了雨，有的是和平与静谧。

给人以美好的作品，是好的；给人以悲痛的作品，亦是好的。作品可以发散它的意义与影响，只是对于玻璃来说，借助艺术表现看似高贵，但依旧脆弱。

现代都市里的人又何尝不似玻璃？每个人的脆弱一览无遗地展现在社会面前，轻易地受到伤害，也像盛满了火药的玻璃桶，不定时不经意地爆炸。同事讲到她上班时看到的一幕。地铁里每天都有嘴仗，隔三差五又发生打架，那天她遇上了“隔三差五”的这几天。一个小伙子的单肩包拉链挂在了一位老妇人包的拉链上，老太就说小伙子偷她，上手打了小伙子耳光。老太有六七十了，动起手来“英姿飒爽”，如上阵杀敌。她看着这一幕闹剧，其他乘客表情麻木，车窗玻璃上映出模糊的影子，忽然觉得，人为什么要这么活着？在大城市闯荡不能“玻璃心”，可那一刻，这个年轻的女孩儿还是在心里问了无数个为什么。

北京，这座很多人想闯出名堂、安身立命的城市，一次次的雾霾由黄色预警升级成橙色预警，若黄巢可以穿越，大概会感叹“满城尽带白口罩”吧。雾霾、堵车、高房价，外来者在北京的生活难过。可是回家吗？回去面对更稀少的就业机会与低薪资？听亲戚邻里指指点点？用几年变成扯闲吹牛的秃顶啤酒肚大叔？或是整天惦记着鸡毛蒜皮的无趣妇女？走还是不走，这是年轻抑或不再年轻的北漂们纠结的一个问题，像玻璃融化时介于液态与固态之间的那种胶着与缠连，焦灼而无奈。

我的家乡是座边城，坐落于祖国一万八千公里海岸线的东起点与明长城东起点的交汇处，它有许多称谓：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红色东方之城、中国银杏之都、中国温泉之城、中国硼都等等。它是丹东，曾饱受战火洗礼的英雄城市，提起它的名字时饱含深情。可是啊，我的家乡，我的故土，我时时刻刻又在为你担心。你历朝都是军事要塞，如今又因朝核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被笼罩在韩国“萨德”系统之内。我从来不质疑你的坚毅与英勇，可是，我如何不担心？

七中附近有一座洋房，是英国人留下的老房子。漆红的砖瓦、洁白石子砌成的门楹与窗台，铁艺的大门镂空的雕饰，最吸引人的，是一扇扇半透明的、在阳光折射下熠熠生辉的彩绘玻璃窗。那里早已没有英国人居住，也不知道更换了几任主人。那一扇扇彩绘窗子，妆点了我年少时美好的不可思议的向往。故土在我的心里就像这扇彩绘的窗，干净、缤纷、华彩，却又脆弱。

有些东西更痛，痛得压扁了胸腔，骨头穿刺了胸膛。那是天灾，是人祸，让人痛不欲生。

北京地铁站是1号线永安里站，C口自动扶梯右侧的砖墙上挂着土耳其旅游的宣传图，番红花城火晶柿子样的橘红与蓝色清真寺幽雅静谧的海蓝给足了遐想。再次路过的时候，一则新闻让人不敢也不愿相信这般绝色国度竟会提出如此荒谬的法案——容许被指控强奸未成年少女的男性犯人通过迎娶受害人以清除犯罪记录！土耳其相关部门表示该提案是为了“解决”土耳其的童婚陋习——男子与未成年童婚“妻子”的婚姻关系不被法律承认，男子与未成年童婚“妻子”的圆房被法律认定为强奸，因此土耳其相关部门提出了这样的法案，在女方证明自己与“丈夫”发生关系是自愿且不受任何形式胁迫的前提下，释放此前因此入狱的3000名男子。

法案本身存在着无法规避的硬伤，原本不被承认的童婚陋习变相为法律所接受。一个女孩子真的可以界定出自己与童婚“丈夫”发生的关系是否出乎自愿吗？童婚关系中的未成年女孩不得不做出一个奇葩的证明——发生性行为是自愿的，并且我现在仍然愿意再次嫁给那个男人。

上帝要其毁灭，必先使其疯狂。这些甚至还未及花季的小女孩无比可怜，好比一片片再普通不过的平板白玻璃，碎了就是碎了，就算用玻璃胶粘上，那一道道破碎的纹路依旧触目惊心这些悲苦的小人儿，那样脆弱，那样单薄，落入尘埃里，开不出花来……

每一片透明而脆弱的玻璃，如外表般单纯温良，像一株随处可见的狗尾草。狗尾草有烂漫又富有哲学意味的名字，阿罗汉草，玻璃也有曼妙的名字，有高贵的血统。

《本草纲目》称：“玻璃，本作颇黎……颇黎国名也。其莹如水，其坚如玉，故名水玉。”李时珍此解有误，玻璃并非“颇黎”。据佛藏经典《玄应音义》一书，水晶的梵语音为“颇置迦”或“娑颇致迦”，其音与“颇黎”接近。

三千多年前，一艘欧洲腓尼基人的商船，满载着晶体矿物“天然苏打”，航行在贝鲁斯河上。海水落潮，商船搁浅，船员们纷纷登上沙滩，架锅，劈柴，取了几块“天然苏打”作锅的支架。吃罢晚餐，船员们准备继续航行，有人高喊：“锅下面有一些晶莹明亮、闪闪发光的东西！”船员们把这些闪烁着光芒的东西带到船上仔细研究，发现上面粘有石英砂和融化的天然苏打。原来，这些闪光的东西正是天然苏打在火的催化下与沙滩上的石英砂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的物质——这就是最早的玻璃。腓尼基人凭借偶然的犹如宝石般的新鲜事物积累了原始资本，当时的玻璃真是价格不菲。

我国古代玻璃的名称很多，琉璃最常用，还有璆琳、流离、琅轩、药玉、陆离、瓘玉等。“玻璃”最早被使用是在南宋，用以称呼西方进口的玻璃器。我国现存最早的玻璃器物中最常见的是俗称“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公元前5世纪前后，这种镶嵌玻璃珠首次在中原地区出现。数量虽然不多，但都出自贵族大墓，比如著名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镶嵌玻璃珠，是在单色玻璃珠母体上嵌进多個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嵌入物在母体形成多个环环相套的同心圆图案，乍看如动物的眼睛，故称为“蜻蜓眼”，母体颜色多为深浅不同的蓝色、绿色和橘黄色，有半透明的也有不透明的。春秋末战国初的镶嵌玻璃珠多为圆球形，但不规整，有的呈现不规则的扁方形或扁鼓形。珠子的尺寸较小，一般直径都在1～1.5厘米之间，仅有极少数直径大于2厘米，曾侯乙墓共出土173颗镶嵌珠，其中只有2颗的直径大于2厘米。这种镶嵌玻璃珠极为复杂，整个工艺流程完全靠手工制作，所以成品后的“蜻蜓眼”大小全不一致，图案更不一样。中原地区的“蜻蜓眼”是西方传入的贸易品，彩色的镶嵌玻璃珠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世纪初的地中海沿岸，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时成为中亚地区最为流行的珠饰，我国境内的这种镶嵌玻璃珠是春秋末期出现的，其外观和材料成分都和西亚地区类似的镶嵌玻璃珠相同。其制作工艺的复杂性，独一无二的独有性，再到作为镶嵌在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佩剑上的配饰这几点来看，价值应不菲。

玻璃表面看是固体，实际并不是。50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尝试弄清玻璃的本质。英国、澳大利亚及日本的科学家联合研究发现，玻璃无法成为固体的原因在于玻璃冷却时所形成的特殊的原子结构。所以玻璃尽管普通常见，但又是独特有个性的，这跟我们每个平凡人一样，和儿时父亲用玻璃做的万花筒一样，是独特的、是多面性的、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平凡，如同玻璃，不被重视，平淡无奇，可总能焕发光彩——可以是万花筒缤纷无限，可以是玻璃栈道支撑着背包客的梦想与远方的一片蓝天，可以挡下子弹佑护人民的平安，也可以荫蔽风雨维护一间教室的温暖……是玻璃，也是设计师、是母亲、是人民警察、是人民教师……平凡而充满感动与尊严。

我们有个共同的身份，脆弱平凡，却也坚实温暖。那一抹清凉意，是玻璃透明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