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大旺

提要： 本文是討論敦煌社邑文書的三則札記，第一則對“”字釋讀，結合魏晉以來的碑刻資料和敦煌吐魯番文書，證明該字應當爲“三”的俗字。第二則對P.2717作研究，該文書涉及關於喪葬用車的具體規定，提供了敦煌社邑的另一種形態。第三則是對 Дx.6053V 定名的討論，該件當爲“行人轉帖”，而非前賢認爲的“渠人轉帖”。

關鍵詞：敦煌文書 社邑 俗字 喪葬互助 文書定名

敦煌文獻中有大量的社邑文書，對於今天我們了解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民間結社有重要的價值，歷來受到學界的重視。對社邑文獻的整理研究已取得了較多的成績，其中唐耕耦、陸宏基、寧可、郝春文，以及日本的山本達郎等先生分别對社邑文獻有系統的整理釋録，*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一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下簡稱《釋録一》。同書第二輯、第三輯、第五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下分别簡稱《釋録二》、《釋録三》、《釋録五》。寧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下簡稱《社邑》。〔日〕山本達郎、土肥義和、石田勇作編《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資料》第四卷《社組織及相關文獻： 導言與録文(A)》，東京，東洋文庫，1989年，下簡稱《山邑》。寧可、郝春文先生的《敦煌社邑文書輯校》至今仍是學者從事敦煌社邑研究重要的資料來源。筆者參照已出版的敦煌文獻圖版，研讀以上諸家録文，偶有所獲，對前人成果有所補充或訂正，因此草成札記三則，以求教於方家。

S.2041《巳年至大中年間儒風坊西巷村鄰等社條》中，社人名單有“張履”、“張安”，諸家録文均作“張履屯”、“張安屯”。(圖版見《英藏》3，頁193上。録文見《釋録一》，頁270；《社邑》，頁4；《山邑》，頁2)

S.2103《酉年十二月南沙灌進渠用水百姓李進評等乞給公驗牒》，其中有“劉子”，諸家均録作“劉屯子”，郝春文先生在《中古時期社邑研究》一書中直描其形而未釋録，後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中録作“屯”。*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11。(圖版見《英藏》4，頁2下。録文見《社邑》，頁364；《山補》，*〔日〕 山本達郎、土肥義和、石田勇作編《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資料補編： 導言與録文(A)》，東京，東洋文庫，1989年，下簡稱《山補》。頁68、69；《中古時期社邑研究》，頁300)

從以上諸例可以看出，該字的釋讀影響了對社邑文書的校録與研究。另外，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其他社會經濟類文書中，也常常有該字作爲人名的用例，兹列數條如下：

S.11453K《唐瀚海軍抄牒狀文事目録》有：“虞候狀，定曹仁充虞候判官。”其中該字孫繼民先生録作“毛(屯？)”。*孫繼民《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219。(圖版見《英藏》13，頁280下)

Дx.2163《大中六年十一月百姓杜福勝授田牒狀》有“北張安”、“西至畫子”。(圖版見《俄藏》9，頁56下)

吐魯番阿斯塔那339號墓出土的60TAM339： 50-1/1《高昌武城堛作額名籍》有“張富”，整理者照描其形。*《吐魯番出土文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頁216。

二 P.2717“結社契”校録研究

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文書P.2717P2，首尾俱殘，現存四行，據其内容應當爲結社契約。前人整理社邑文書者，均未收録該件，故筆者將本件録出，並進行初步的研究。

《法藏》將本件定題爲“同結兄弟契”，*《法藏》(17)，頁348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定題爲“社會文書四行”，*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52。兹據《法藏》(17)所載圖版，及IDP彩圖，對本件録文於下：

(前缺)

1. 内有同活兄弟叔侄遷化者，要輞〔一〕者亦乃一般，助

2． 輞壹片〔二〕。若家内無傷折者，不許亂沾；若有傷折者，

3． 不諫(揀)〔三〕大小，便與隨例。今則立此言約，已後隨例而行。

校記：

〔三〕 “諫”，據文義校作“揀”。

〔四〕 “歌”，據文義校作“哥”。

〔五〕 “僧”，底卷僅存上部殘筆，據字形補。

根據録文可知，本件是關於喪葬互助的規定，據内容，前面殘缺部分應當還有其他的互助項目，但已缺失，僅存關於用車的規定。本件無紀年，其中“李苟奴”又見於以下兩件文書：

1. 北大D.193《羯羊賬》有“丁酉年李苟奴羯羊兩口”，*《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261下。並有“王鄉官”、“韓衙推”等官名，年代當在公元877年或937年。

2. S.7060V《諸色破曆》有“李苟奴母麥一漢升”，*《英藏》(12)，頁51。根據該件紀年及斛斗計量單位，當爲吐蕃時期文書。

若以上兩個“李苟奴”爲同一人，此人應生活在吐蕃末期，歸義軍初期。但目前還不能確定本文涉及的三個“李苟奴”是否爲同一人，因此暫難對P.2717P2進行斷代。

在敦煌的喪葬活動中，出殯一般用到兩輛車，一爲“輀車”，置放靈柩；一爲“魂車”，安置亡靈真儀及銘旌等。*參見譚蟬雪《敦煌民俗—絲路明珠傳風情》，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346—347。此外還需要牛來拉車。如敦煌寫本《搜神記一卷》有：“母患命終，家中富貴，所造棺椁墳墓，並自手作，不役奴僕之力，葬送亦不用車牛人力，惟夫婦二人，身自負上母棺，已(以)力擎於車上推之，遣妻牽挽而向墓所。”*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866。而車、牛的使用卻又價格不菲。如關於唐五代時期車牛的雇傭價格，陸贄在《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税市草事狀》中説：“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王素點校《陸贄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656。可見車牛雇價不菲。這種計里給價的方式與敦煌不同，據唐耕耦先生研究，敦煌地區使用車牛具是計日給價，使用一天所需要付出的價格是“麥五斗”。*唐耕耦《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年，頁456。又，S.4525《付什物曆》有：“布兩疋，紫錦壹疋，付車社。又付纈縛壹條，又車社大紅錦壹疋，又大紅錦壹疋，又付車社轝屋紫繡禮巾六條。”S.4525V還有“付車社銀角，其角付戒果”、“付車社陰家官健郭山昌花氈壹領”等。*《英藏》(6)，頁125下、126上。這些都應該是喪葬活動中支付車牛的開支，從其交付的色物數目來看，普通百姓是斷然負擔不起的。

正因爲如此，在敦煌社邑的喪葬互助中，常常有關於喪葬用車的互助。郝春文根據敦煌文書中的社條對此有過簡要的論述。*郝春文《中古時期社邑研究》，頁279。目前所見實用性社條中出現喪葬用車互助的有P.3989、S.6537V兩件，文樣也有S.5520、S.6537V兩件出現喪葬用車的互助，但都是籠統地規定。如P.3989《景福三年敦煌義族社約》：“若有凶禍之時，便取主人指撝(揮)，不間(問)車轝，便雖(須)營辦。”S.6537V《社條》也有：“諸家若有凶禍，皆須匍匐向之。要車齊心成車，要轝赤(亦)須遞轝。”*《法藏》(30)，頁320上。《英藏》(11)，頁94。具體如何“成車”？少有材料涉及，而用於通知社人參與營葬活動的身亡轉帖中，目前也未見到關於“用車”的具體要求。惟有P.2717P2具體規定每人“助輞一片”，但由於文書殘缺，無法得知除了“輞”以外，還是否有其他用車方面的資助。“輞”的價格，在S.7060《辰年都司諸色破歷》中有所反映，該卷第三行有：“張定千一片，用麥八斗。”*《英藏》(12)，頁50。可見“輞”也並非尋常易得之物。此外，晚唐五代時期，已經有了專門從事喪葬服務的行業，如會昌元年(841)御史臺奏請條流京城文武百僚及庶人喪葬事：“伏乞聖恩，宣下京兆府，令准此條流，宣示一切供作行人，……如有違犯，先罪供造行人賈售之罪。”*《唐會要》卷三八《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817。《五代會要》有“兩市葬作行人白望、李温等四十七人”，*《五代會要》卷九《喪葬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42。《两京新記》也記載：“此坊多假賃輀車送喪之具。”*辛德勇輯校《兩京新記輯校·大業雜記輯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頁66。關於唐五代時期喪葬行業，參見崔世平《唐五代時期的凶肆與喪葬行業組織考論》，見權家玉主編《中國中古史集刊》(第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562—580。前文所引S.4525《付什物曆》中有向“車社”支付絲織品的記載，這裏的“車社”應該也是從事喪葬用車的租賃服務的，也就是説，在喪葬活動中，也可以通過租賃的方式獲得輀車、魂車。但P.2717P2結社契中的成員應當經濟條件較差，無力支付租車費用，因此社内成員各自拿出一些部件，組裝成車，勉强使用。從中可以看出，敦煌百姓雖然以結社爲手段來支持喪葬活動，但也是量力而爲，王梵志詩説“富者辦棺木，貧窮席裏角”，*項楚《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56。對於棺椁如此，對於用車也當是如此。

本件結社契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立契者題名排在首位的李苟奴身份爲“大哥”，而非如其他社邑文書那樣署“三官”職務，但從其署名位置及自稱“大哥”來看，其身份當爲社内領袖。這一點表明，敦煌的結社並非都如大多數社邑文書所反映的那樣制度嚴格、組織嚴密，也有一些是通過簡單的訂立契約而結合在一起的。這種結合與中國古代早已存在的“結義”更爲相似，如史籍中常見的“約爲兄弟”，*如劉邦與項羽曾“約爲兄弟”，《漢書》卷三一《項籍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815。又如公孫瓚，“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三國志》卷八《魏書·公孫瓚傳》裴松之注引《英雄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45。參看岳德虎《我國古代“異姓兄弟結拜”之考論》，《内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謝元魯《論中國古代社會的虚擬血緣關係》，《史學月刊》2007年第5期；梁滿倉《先秦至南北朝異姓結拜及其對人際關係的協調》，《河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12期。這一風氣隋唐時期仍然較盛，如隋代《韋略墓誌》記載墓主：“弱冠，與州里鄭子春、子信諸從兄弟契。”*韓理洲輯校編年《全隋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頁42。《魏昇墓誌》也有：“但義兄弟等哀慕崩號，戀同五孝。”*《全隋文補遺》，頁207。唐代王思禮與張光晟結爲兄弟，李抱真與王武俊結爲兄弟，等。*《舊唐書》卷一二七《張光晟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3573；卷一四三《朱滔傳》，頁3898。從唐後期開始，異姓之間以兄弟相稱的風氣演變爲有一定規範的儀式，如訂立書面的“金蘭”文契。*《論中國古代社會的虚擬血緣關係》，頁7。與明立社條，推選三官的社邑相比，這種結合組織較爲鬆散，成員也較少，在敦煌文書中，類似這樣的結社還有一些，如P.3691V有“四人合爲一社”，P.3372V有“弟兄氾再昌、安醜子二人同心合意”，S.2894V有“淨土寺學士郎辛延晟、曹願長二人等同心一會”，S.6300有“乾元寺隨願共鄉司判官李福紹結爲弟兄”，*《法藏》(26)，頁324下；《法藏》(24)，頁17上；《英藏》(4)，頁253下；《英藏》(10)，頁250下。等。本件文書尾部殘缺，從殘存的題名來看，成員也在四人以上，關於傳統“結義”與敦煌“結社”之間的關係，有待結合其他資料進一步探討，本文不再展開。

三 Дx.6053V定名芻議

Дx.6053V抄有兩件轉帖，*《俄藏敦煌文獻》(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334下。各四行，應爲抄件，而非實用文書，從筆迹來看，兩件轉帖應爲同一人所抄。本節討論的是第一件轉帖，目前對其録文研究的僅郝春文先生，郝先生將其命名爲《渠人轉帖抄》，認爲“從其所存内容看係渠人轉帖抄”。*郝春文《中古時期社邑研究》，頁432。兹據圖版，參照郝先生録文，將該文書重新録文於下：

本件轉帖由於殘缺過甚，包含的信息較少，不明發帖事由，無發帖者身份，且無法判定其大致年代。末尾署名“保住”，從字迹看，應當是抄寫者署名，而非原轉帖的發帖者。該轉帖中僅有一處與渠人轉帖相近，即轉帖中“官有處分”一語，常見於渠人轉帖中。但“官有處分”這樣的表述並非僅見於渠人轉帖，行人轉帖中也有，如S.4504V《年次未詳(十世紀前期)十一月五日行人轉帖》有：“全不來，官有處分。”同件《年次未詳(十世紀前期)七月三日行人轉帖(寫録)》也有：“全不來，官有處分。”*《英藏》(6)，頁114下，115上。這些均爲行人轉帖，可見，僅憑“官有處分”一語，不能判定本件轉帖屬於渠人轉帖。

該轉帖還有一個重要信息未被注意，即轉帖規定的集合地點： 南門。以東、西、南、北四門爲集合地點，常常見於歸義軍時期的行人轉帖。如P.3070V《唐乾寧三年(896)閏二月二日行人轉帖》有：“限今月十三日，南門取齊。”*《法藏》(21)，頁223上。又如前引S.4504V《年次未詳十一月五日行人轉帖》有：“限今月卅日卯時於南門外取齊。”此外，行人轉帖的集合地點還有“北門外”(P.2877V)、“東門外”(S.4504V、P.4017)、“西門外”(P.2342)等。*《法藏》(19)，頁245下；《英藏》(6)，頁115上；《法藏》(30)，頁355下；《法藏》(12)，頁160下。而目前發現的渠人轉帖中並未見到如此表述集合地點的。從這個角度來説，上録Дx.6053V應該是行人轉帖，而非渠人轉帖。

轉帖僅規定於“南門”集合，具體是哪兒，對轉帖的通知對象來説，應該是不言自明的。沙州設有子城、羅城，子城爲内城，如隋漢王諒作鎮晉陽，“於宫城之内更築子城，安置靈塔，别造精舍，名爲内城寺”。*釋道宣《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373。郭湖生認爲，在唐代地方政府，“子城爲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監獄皆設其間”。*郭湖生《子城制度—中國城市史專題之一》，《東方學報》第57册，1985年，頁683。吐蕃時期的S.1438V《沙州某官狀》提到：“右件賊，今月十一日四更，驀大城，入子城，煞卻監使，判咄等數人。”*《英藏》(3)，頁19下；録文見《釋録五》，頁320。表明吐蕃時期官府駐地在子城内，因此，子城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敦煌文書中提到南門，多爲子城南門，如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沙州城内有一殿：“右在子城中，近城南門。”*《法藏》(1)，頁48；録文見《釋録一》，頁7。這裏的“城南門”即是“子城”的南門。上引S.1438V《沙州某官狀》還有：“及至子城南門下，其節兒等已縱火燒舍，伏劍自裁。”這裏的“南門”也是“子城”的南門。歸義軍時期，行人需要定期輪番到各城門上值，一般每番三天，如P.2877V、S.4504V、P.4017等行人轉帖均説明轉帖事由是“次著上直(值)三日”，要求行人攜帶武器在北門、南門、東門集合。

綜上，筆者認爲，上録Дx.6053V應爲通知行人到南門上值的行人轉帖，而非渠人轉帖。

附記： 本文在撰寫、修改的過程中得到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劉進寶、馮培紅和古籍所張涌泉等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一并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