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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深圳去

2017-07-24周洁茹

青年文学 2017年7期
关键词:手提包进站行李箱

⊙ 文 / 周洁茹

到深圳去

⊙ 文 / 周洁茹

周洁茹:江苏常州人。出版长篇小说《中国娃娃》《小妖的网》,小说集《我们干点什么吧》《你疼吗》等。二〇〇〇年移居美国,二〇一六年出版长篇小说《岛上蔷薇》。现居香港。

我带着我爸妈的行李箱出门的时候还在想,我要不要去搭港铁呢?箱子倒是不大,只是太重了,若是的士,我肯定是没有这个力气把箱子搬上搬下的。

可是拉着箱子到了楼下,我只能改变主意,真的是挪一步都困难。

我坐上了的士。

去口岸。我说,落马洲。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我像是一个水客吗?我说。

不像,司机说。

行李箱,再加两个手提包,去口岸,不像?

水客都是四五个人挤一架车的,司机说。

那怎么挤啊?我说。

就那么挤啊,司机说。

我开始整理手提包,看看是不是能够并成一个。当然不成,要能并我一早就并好了。我把手提包放在座位的右侧,两个包都是鼓鼓的。行李箱当然也是塞得满满的,全是我爸妈的衣服,他们过来香港看我,一个月,但是带了一年四季全套衣服,香港又是没有一年四季的,他们也是知道这一点的,而且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来香港,但是他们就是带了全部的衣服。我想起来我爸在比较困难的年代会用饭盒装滚水烫他的衬衫,我妈老跟我提家道中落了,吃个吐司只好用在煤球炉上烤的。但她可以不吃啊。我是这么想的,又不是没有别的东西吃。我可以很努力地去理解他们,但是我真的太不赞同他们了。这一次,我知道我爸肯定会带西装,但他把西装拎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崩溃了,三套,光是西装,他就带了三套,还有皮鞋。我说爸,这一个月我又不毕业,不结婚,不孩子满月,您非带西装干吗呀?他说备用啊。我说我还能突击毕业,结婚和生孩子啊?他说反正得备个用啊,就跟钱包里没有现金我是不会出门的一样。我说对,所以上一次您过来,非往钱包里装的现金就没有啦。我爸不说话。我妈就说了,这个事情不能再提了,再提你爸就要发火了。我马上闭嘴。我也觉得我真是在外面晃荡得太久了。顶父亲的嘴,这要在二十年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的士开了一段,司机说,你确定要到落马洲?

我说,确定啊,我要去深圳,我去寄这个箱子。

我跟你说,你不如去上水,落马洲全是水货客,挤在一块儿卸货卸半天,车都得排队等着,司机说。

那我怎么办啊?我说,我可不想跟他们一样,我的眼前都浮现出了一个景象,一群拖家带口的中老年水客,弯着腰把货物搬来搬去,顾不得周围鄙夷的目光。

去上水啊。司机说,那儿没有水货客。

我看到报上说上水有反水客游行的。我说,还有个过路的家长被逼得把行李箱打开给他们看,她说她不是一个运奶粉的,她只是给她的小孩拖书,书太重了。她说了好多遍,她的箱子摊开着,她的小孩在旁边死命地哭。

司机不说话。

又开了一段,说,到底去哪儿?上水还是落马洲?

我说不是你说的上水吗?

⊙ 冷 冰· 穿过时光的印痕4

司机说我只是建议。

上水吧,我说。

车还没停下来,我已经开始后悔了。上水果然没有什么水客,但是充满了水客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我的感觉是怎么来的。

而且我发现我没有港币。为了去深圳,我往钱包里装了一把人民币,于是没有港币。

要是在中国大陆,我就可以支付宝啊或是微信了,可是这里是香港,司机正瞪着我。我再在钱包里翻了一遍,果然是没有港币,一张都没有。我只好把脸凑得往前一点,说,不好意思啊,我只有人民币。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嘛,司机说。

我把钱包翻给他看。

人民币就人民币吧,司机不高兴地说。

我赶紧递上人民币,并且送上一堆感谢的话。司机找回了我十元港币,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于是现在我又有港币了。

我下了车,一个行李箱,两个手提包,大太阳晒得我头昏眼花。我挎了一个包,另一个手提包放在行李箱的上面,它很快就滚下来了。我只好把它捡起来,也挎在我的手腕上,然后拉着箱子,往上水站的闸口走去。每一步都像是走在刀尖上。

但我的心是满足的,我想到要不是我执意要去深圳寄这个箱子,大后天就是我爸妈拉着这个箱子去红磡火车站回上海。我爸都七十了,让他受这个罪,我的心都碎了。只要不让父母受累,就算是让我脖子上挂个我是水客的纸牌,头上戴个高帽子过海关,我都愿意。我这么想了一下。

过来称一下!闸口的工作人员拦住了我。

为什么?我说。

规定!工作人员指了一指告示牌,可是要不是她指,我都没注意到,她的身后有那么一块黄色又巨大的告示牌,一篇长文,图文并茂,就像是给水客看的。我顾不上看文,两手用力,把箱子提上了她脚旁的秤,我的腰都扭到了。

包也要放上来,她说。

为什么?我说。

规定!她不耐烦了,都说了是规定!

我肯定有了错觉,我以为我不是在香港。我还是动作很快地把手提包也放了上去,一个包又滚了下来。

超重了!工作人员说。

什么意思?我说。

超了零点五公斤。工作人员说,你不可以进站。

我的头都要炸了。

我觉得我再说为什么我就太傻X了。

我就说,你是觉得我是一个水客吗?

我可没这么说。她说,我们这个规定也不是针对水客的。

那我怎么办?我说。

她不理我,她很熟练地训斥了一个动作太慢的水客,我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水客,他拖着一个架子,上面绑满了益力多。但是他顺利地进站了。

我就不明白了,还有人水货益力多的,我在心里面想,它就那么好喝吗?这快要四十度的高温,人力从香港运到深圳,再从深圳不知道运到哪里。

我怎么办呢?我回到现实中来。工作人员持续地不理我。

往旁边去一点!她突然想起来说,你都挡到别人进站了!

我往旁边去了一点,我的脑子里是空白的。

每一个人进站的时候都看了我一眼,我这才觉得我刚才说的要戴个高帽过海关的话,我真是太傻了。

你去搭巴士。工作人员说,眼睛却不看着我。

你搭巴士去口岸,她又说。声音小了一些,像是心软了。

我从来没有搭过巴士。我说,我都不知道巴士站在哪儿。

她看着我。

我刚刚才从的士上下来,我说。我回头看了一眼的士站,当然的,那个司机和那辆的士早就不见了。

那你回去搭的士啊!她说。话又硬起来。我还以为她终于会让我进站呢。

一个胖子进站的时候多看了我两眼。我回看了他,他频频地回头看我。

我就在红线的外面,一步。可是我进不去。我想到了柏林墙,就是一堵墙,我都绝望得要死了。

去落马洲的车开过去三班了,去罗湖的车开过去三十班了。我站在闸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车,开来了,又开走了。我想的是,如果我肚子里有个孩子,我肯定是会冲这个闸的,如果我不能把我的小孩生在闸内,我就死了算了。可是我带的不是一个小孩,我带的是一个装满了我爸妈衣服的箱子,它们超重了零点五公斤。

分界线就在我的脚边,只要一步。我死死地盯着那道线。

工作人员警惕地注意着我。

我抬起了头,叹了一口气,一个箱子,两个包,我冲不了闸。而且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不会为了一箱衣服在上水警察局留下案底的。我又叹了一口气,工作人员也松了一口气。

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可以请一个进站的陌生人帮助我带一个包进去,就一个包,就一步,一米。

这么想着,我就问了一下工作人员,我可不可以这么干。

工作人员翻了一个很明显的白眼。

一位女士正要进站,我很友好地凑了上去,我说对不起,打扰您一下。她很凶地瞪了我一眼,麻利地刷了卡,进站了。

然后是第二个和第三个。

一个胖子打着电话走过来了,他站在闸口,浑身上下地掏他的八达通,一边掏一边讲电话。我听到他讲的是英文,我就也很高兴地用了一下我的英文,我觉得之前的三个都没有成功肯定是因为他们听不太懂国语,我用英文说先生可不可以请您帮我一个忙。

胖先生用英文回复说,请你自己帮你自己的忙。他终于摸到了他的八达通,刷卡,进站了。

我站在原地,如果我有一把枪,是的,如果我还在美国,我一定会掏出我的枪。我这么想着我就觉得我的问题真的开始大了,什么样的二十二公斤,能把人逼成神经病。

一个老头儿冲了过来,一把拎起我的手提包就进站,还是两个。我赶紧推着我的箱子跟在他的后面。您不收钱吧您收钱吧您要多少钱?我大声地说。

我不收钱!他也大声地说,广东话。但是我听懂了。

您真不收钱吧。我又重复了一遍。

我不收钱!他也重复了一遍。

太感谢您啦。我说,快放下吧,太重了太不好意思啦。我顾不上后边工作人员的眼睛,我知道她在看我,但是现在我不归她管了。

老头儿把包放下了,很快地走掉了。我都没有看到他的脸。一个跟我爸差不多年纪的老头儿。要是我爸知道这事,肯定难过死了,我决定不跟我爸说,一句话都不说。

上了去落马洲的车,我给我妈发了一个短信,我说我身上居然没有港币,刚才只好用人民币付出租车钱,一比一。我这是赚了呢还是亏了呢?我说。我妈说当然是赚啊,要不你还得让车再开回来拿钱,搭上时间和精力,你就真亏大了。你得感谢那个司机愿意收你人民币,我妈说。我妈是这样的。我跟她说我得买房子,不买房钱不值钱了。她说买了房房不值钱了。我一时也找不到话反驳她。

上水到落马洲的五分钟,我靠着箱子站着,手提包没有再从行李箱上滚下去,我也不想坐了。车头车尾全是蹲在地上整理货物的水客,动作飞快,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他们一眼,我也深港来回了好多遍,我都没有看过他们一眼。我这一次看了他们一眼,他们的脸和衣服都是灰的。现在好了,我跟他们一样了。大家都一样了。

车到站,我没能出车厢。外面的人蜂拥而至,他们和他们的箱子把我堵得死死的,我简直是往死里喊唔该了,没有人理我,他们冲撞着我和我的箱子,我又有了绝望的心。

还好他们到底是为了一个座位,不是我,尘埃落定,出口还是留了空。我先把手提包拎了出去,然后是箱子,箱子的滚轮卡在空隙,我又用了一下力,我的腰彻底毁了。

我往升降机走去,每一步都艰难。自动扶梯就在眼前,但是我不打算使用扶梯,我想的是,如果我控制不好,我就连人带箱滚下去了。我经过扶梯的时候还是挣扎了一下,升降机还在远方,手提包都掉了两次了。也有更大的箱子走扶梯,那些摆得很好的姿势,他们肯定是经常练习的。我经过了扶梯,我对我自己说我只有这一次,再也没有下一次。我不需要练习。

升降机前面居然没有多少人,我远远地望了一眼扶梯,扶梯的确分流了大部分的箱子。要不是这一个观察,我都不知道我之前使用的那些扶梯都是很危险的,我不知道。

排在前面的儿童车家长警觉地看了我一眼,我都不知道她警觉什么,我的箱子离儿童车很远,而且升降机也足够大。我只好再退了一步。

升降机缓慢地来了。几个大箱子突然从我的后面超了过去,进入了升降机,儿童车家长生气地看了我一眼,我只好生气地回看了她一眼。电梯门快要合上,家长伸长了手,门又打开了,电梯里的人使劲地按关门键,家长使劲地伸长着她的手,她和她的儿童车终于也进入了升降机,现在电梯里面可真是有点挤了。门再次关闭,我都没有看到儿童车里的儿童;是个男儿童,还是一个女儿童?怎么都没有声音的。

升降机再来的时候很快,因为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一个人使用一架大电梯,空空荡荡,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出了电梯门,看到港铁的闸口,我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道关口。

我强作镇静地往闸口走去,我的手心都开始冒汗了。手提包又滚了下来,我赶紧把它捞起来,用力地按在行李箱上面。

你,过来!这次是一个男工作人员,港铁的黄色制服,穿在男的身上,倒像是一个警员。

叫你过来!没听见啊!他吼起来。

一个水客从我的旁边跑了过去,真的是用跑的,他拖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买菜篮,里面的东西都要爆出来了。

叫你呢叫你呢!男工作人员继续地喊,肯定超重了啊!你别跑啊!!

水客头也不回地跑出了闸,我都看不见他了。

我慢慢地刷了卡,也出了闸。这个时刻,我是深深地感谢那个水客的,要是没有他的出现,我肯定是要被拦下来了。拦下来以后呢?也许是要把我遣送回上水吧,我想,还有我的箱子。

出关倒是很顺利,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我的一个箱子,两个手提包,对我来说是巨大的行李,混在了人群里行李群里,真的不算什么了。我想的是,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你会背什么出去,他们只在乎你会背什么进去。

过天桥的时候我眺望了一下落马洲口岸,没有人,根本就没有人。的士站几乎都是空的,停着几辆的士,绿色的,红色的。我有点生的士司机的气了,但是想想我妈说的话,我的气很快又没有了。我一直觉得我太幸福了能够拥有我的父母,有几次我加班加到快要过劳死的时候,我妈一句“你是要名不要命”马上就能叫我停,所以我会为他们背一个箱子去深圳,无怨无悔的。我想一想我的父母我就充满了动力。但是他们为什么一定就要带这么多的衣服来香港呢?我真的是怎么理解都理解不到。

漫长的天桥,我靠在自动行走的电梯的右侧,脚边是已经滚成球的手提包,我再也不想弯腰捡一下它了。我左侧的通道上一直移动着人和行李,就算是行进中的电梯,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够快的,他们走得飞快,还有人是跑着的,很多轮子就从我的脚背上滚了过去,一个又一个,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把我的脚放在哪里。我只好把我的脚留在原处,然后仰望天空。天桥是封闭的,我只望得到天花板,天花板一块一块,上面有很多细小的孔洞。完全静止的天花板,和身旁异常繁忙的走动,我竟然想起了张爱玲的句子:“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可是我的方向却不是香港而是去往深圳,所以我的这段想象真的是没有道理的。

我再次眺望了一下天桥外面,外面飞着零落的几只鸟,桥下面一弯浅水,要不是天桥是封闭的,那水的气味肯定是不够好的。桥的两边,香港还真是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深圳那一边已是高楼林立。电梯竟然就到了尽头,我摔了下去,脸朝下的,还好我是摔在了我的箱子上面,只是两个手提包已经滚出去好远了。

没有人靠近我,所有的人都远远地绕开了我。我在箱子上趴了几秒钟,我想的是,我先捡哪一个包才好。我从箱子上面下来的样子肯定是难看的,我顾不得了。面前就是一个岗亭,一个海关官员看着我,我回看他,他的制服也有点皱了,也是一副朴实相。我冲他笑了一下。他不笑,甚至皱了一下眉。他身后面的牌子上写着,不许回流。

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就想了,回流是什么,什么是回流,为什么不许,不许的原因又是什么。但是我是不会去问他的,我紧紧地跟着前面的人,我后面的人又紧紧地贴着我,每个人的脸都是僵硬的。

我排在了最右边的一条队列。我依稀看到大件行李的箭头标志,我一定是下意识地往那个方向去了。

队伍移动得非常慢。因为每一个人都带着大型行李,两件,或者三件,那些货物以最不可思议的方法挂在或者绑在一个小小的购物车上,我可以肯定,不只是体积,还有重量,肯定是超出了携带它们的人类。

我发现我左边的队列要快一点,我就往外面站了一点,我发现我的这条队,有人的行李卡在狭窄的通道里了,他拼命地往外面拖他的货物,蛇皮袋和通道摩擦,不断摩擦,不断摩擦,再摩擦下去,怎么不着个火呢?

我马上就换到左边的队去了。然后马上就换作了我这条队的最前面,有人的行李卡住了。我再看了一下我原先的队,他终于扯出去了他的行李,那条队变得飞快。我也回不去了,我原先的位置马上就被别的人替代了。

海关的工作人员站在这些自助通道的前面,来回地走动。他们的目光有多锐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住香港的这七八年只给我的推拿医生带过三罐奶米粉,是奶米粉,不是奶粉,但就是那唯一的一次,我被他们拦下来过安检了,过完安检他们又把罐子拿起来看了又看,唯一的一次,其他的时候,我都是甩着个手自由来去的。

那一次以后,我换了一个没有小孩的推拿医生,我也不太在乎我在同学群里的声誉会变得有多差,只要苹果手机发新机,我更变得一个朋友都没有。

自助通道总会出错,总会有人卡在通道里,卡很久。我前面的再前面的人就卡在里面了,他向空中伸长了他的手,工作人员正忙,没有人能够马上帮到他,他喊了起来,手伸得更长。我意识到也许并不完全是他的证件问题,也许就是这条通道的识别机器有点问题。

果然,我前面的人也被卡了,我是说,连进入通道的门都没有打开,机器一遍一遍地读他的卡,载入,再载入。我后面的人突然叫起来,走开了啦!你证件过期啦!我前面的人收回了他的卡,又重新放了上去,机器开始重新读他的卡。我后面的人又叫了一遍,手指头都伸过了我的肩。我前面的人头也不回,我也没有回头,只从声音辨识一下的话,排我后面的肯定是一个地道的香港人,绝对不是移民到香港的香港人。通道门终于开了,我前面的人终于进入了通道。我后面的人连续地说了一串话,说得太快,我完全没有听懂。我现在开始担忧我自己,如果我的卡也被读得久了一点,这个放在我后面的炸弹,会不会爆炸。

我的门开得很快,我赶紧带着我全部的行李进入了通道。我想起来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的,如果你不快一点的话,你后面的人就会跟着你进入通道。为什么啊?我说。不为什么啊?我的朋友说,他要过关啊,他又没有证件,他只好跟着你啊。这怎么可能嘛,我说。怎么不可能嘛。我的朋友说,我就碰到过啊。我都出关了,我都没意识到我的后面还跟着个人,要不是海关的人都跑过来把他揪住。你说书啊,我说。你可别说,还真有人这么过了的呢。我的朋友说,也不是每一次都抓得住他们的,要不然怎么总有人会去试呢?

我这么想着的时候,我就看到在我左边的通道里面,果然站了两个人。我怀疑我眼花了,我又看了一下,果然是两个人,一个胖子,一个瘦子,胖的那一个在前面,可是一动也一动,瘦的贴着他,也是不动。沉默的两个人。

喂!海关的人喊起来,都别动!

他们不动,两个木头人。

我回到我的通道,我发现我也是被卡在了指纹识别这一关,头像识别过了,指纹识别没过,我蘸了一下识别仪旁边的湿海绵,要不是必须,我的手指是绝对不会去碰那团东西的,有多少人的手指在那上面蘸过,就有多少人的细菌聚集在那上面。我只好蘸它,不蘸我就过不了关。指纹识别还是没过,我感觉我后面的人真的要炸了。我蘸了第二遍,还是没过。这个时候,我右边通道里的人就对我说,手指上一点。我抬头望了他一眼,透明的玻璃间隔,不是很看得清楚他的脸,好像是笑着的。他又说了一遍,手指头上一点点啊。我就过了。他还在他的通道里面,不知道他的手指头上了一点点没有。

然后又是安检,我已经不再害怕了,我也实在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我一把就把箱子拎上了安检带,同时我利落地推开了一个试图把他的购物车插进我的箱子和手提包之间的一个家伙,他一声都没吭。

我把手伸进那些黑色的须须捞出箱子的时候,我想起来我爸一到美国就说要回中国,他的行李箱还在机场的旋转带上,转了一圈,又一圈。肯定是因为他终于见到了我在美国的生活,他都要气炸了。当然他还是在美国待了一阵子,但是美国让他哭了,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爸哭,好吧不是美国,是我在美国的生活让他哭了。我爸就走到一个教堂去相信神了,他说的,他只能够去信神,他就可以每天祷告,我就会得到幸福。我爸离开美国的那一天,他的拖鞋还留在门口,门外面是松树,一只松鼠跳来跳去,我看着我爸的拖鞋,有点破了,我也哭了,那是我到美国以后第一次哭,我哭得我都想去死了。

我把箱子放到地上,又去捞了那两个手提包。这一点辐射实在不算什么,如果辐射真的存在的话。我以前也真是太爱我自己了,搭飞机我都离安检机远远的,我为什么总是只爱我自己呢?我可以为了爱我自己离开家去很远的远方,我又是唯一的孩子。

我看了一眼安检通道旁边的木头桌子,上面有一些被要求打开检查的箱子和包包,箱子或者包包的主人站在旁边,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有的人的声音很小,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的人的声音很大,安检的声音就会比他还大。我想的是,我需要查一下口岸附近所有快递公司的位置,最好是顺丰,这样才赶得及在我父母回家的同时箱子也寄到。

我爸说他要回家了,他不会再来,他的身体情况不足够他再多来一次香港,他也真的是连一个小背包都拎不动了。我都能够想象得到,他们离开以后,我又会在床头柜上发现一个留给我的装满了现金的信封。除非哪一次他们被小偷偷走了钱包,只有一次,但是足够记住。

我跟我的朋友说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总要给我们钱?我们又不需要这些钱,他们又非给不可,都倒过来了,不应该是我们给他们钱吗?我们就这么幼稚?我的朋友说,是我们活得太让我们的父母担心了。我的朋友的父母非要给她买个楼,她坚持不要,她跟我说她找了那么一个丈夫,每天都活得像鬼一样,父母还要给她买楼,以后还得当共同财产分割,所以她不要。我不想让她知道她父母又是这么跟我说的,她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找了那么一个丈夫,不给她买一个楼,她老了以后怎么活得下去呢?

我经过了那些桌子,没有人看我,也没有人拦住我,检查我的箱子或者包包,我的衣服和脸都是灰的。我通过了最后一道门,我就正式进入了深圳。

我和我爸妈的行李箱子停在了中国银行的柜员机前面,我不知道我怎么样才能不让父母担心,我就是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放下了箱子笑着说,好了!这不要紧了。我就得到幸福了?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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