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内文书》：日本崇拜中国的最后写照

在《大河内文书》付梓前，其发现者禁不住在扉页上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这是明治时代日本人与中国人不断进行笔谈的珍贵记录。论文、作诗、问俗、话风流，这是中国崇拜的最后写照，蕴含着日中友好的诸多问题。

《大河内文书》内页

1884年春，江户幕府儒官林罗山第12代哲嗣林学斋为清政府驻日外交官黄吟梅举行家宴，日僧高冈殷勤作陪。屋内半晌不见动静，仆人深感诧异，走近一看，惊讶地发现：三人宛如哑人，时而以手摹画，时而相视而笑，不停地在纸上涂写。于是奔走相告：文昌帝君的侍童——天聋和地哑降临老爷家了！

无独有偶，相似的一幕也出现在著名汉学家冈千仞府邸。晚清驻日使节沈文荧应邀做客，两人觥筹交错，以笔代语，一语不发。一旁殷勤服侍的冈妻不由地嗔怪：你俩一声不吭，表情和手势酷似哑巴。何苦作“哑饮”来着？！

这两则轶事发生在130多年前，均是由笔谈引发的“误会”。所谓“笔谈”，《汉语大词典》有一精准的界定：谓书面谈话。亦即通过书写进行交谈。明治时期，日本人不会说汉语，但擅长书写，而中国人不谙日语，于是往往以笔代舌，开展交流。笔谈与唱和、序跋、书信一起，成为当时中日文人间盛行的交流方式。本文介绍的《大河内文书》，就是明治时期笔谈文献中的荦荦大者。

何谓《大河内文书》

《大河内文书》原件现存8种78卷76册，因由日本人大河内辉声保管并整理而得名。现分别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大东文化大学图书馆、赖政神社等地，是1875年至1882年间中日朝三国文人的笔谈记录，参加笔谈的中国人既有黄遵宪、黎庶昌、何如璋等驻日外交官，也有罗雪谷、王治本等民间文人，内容涉及政治、历史、文学等多方面，真实再现了一百多年前三国文人友好交流的历史，是研究近代史、东亚文化史的第一首资料，价值不菲。

大河内辉声生前已对笔谈作了精心的整理：首先，注明笔谈者。在笔谈者较多的情况下，大河内辉声常在句末用较小字型的名字省称写明笔谈者。其次，注明笔谈时间。人数不多无需注明笔谈者，仅在每次交流后写明笔谈的时间，如《罗源帖》“系乙亥第九月三日之谈话也”等。但《罗源帖》以外的6种资料，则在笔谈首页朱笔注明笔谈的时间或信件往来的时间。最后，注明笔谈情景。大河内辉声多在卷首或卷中用朱笔加入一些提示，这些提示，或长或短，详略不一，补充说明笔谈时的情景。

现存笔谈文献中，其保存形态概而言之有三种：一、散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笔谈时的初始状态，有时写在传统的花笺上。多走笔疾书，书主不明，次序不清；二、整理本。对原始记录进行了整理的文本，如宫岛诚一郎对大量的笔谈记录做了重新抄录。它克服了散叶之不足，却需今人谨慎面对整理后新产生的异文；三、半整理本。在保留原文的基础上，对笔谈时间、地点、顺序，甚至背景进行提示，《大河内文书》即是。这些提示，犹如脚本中的舞台说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藏于家庙半个世纪之后重见天日

实藤惠秀（1896-1985），广岛人，192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1930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专修科，1938年到中国研修，1949年起任早稻田大学法学院及教育学院教授，1960年以论文《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荣获日本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67年从早稻田大学退休。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从事中国语学、文学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在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造诣极深。

1943年11月14日，在大河内辉声哲嗣大河内辉耕的斡旋下，实藤偕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合译者丰田穰前往平林寺调查中日笔谈资料。该寺位于埼玉县新座市野火止，属临济宗妙心寺派，也是大河内家的菩提寺（家庙）。当住持白水敬山打开保存资料的库房时，他俩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以为仅有五六页散叶的数据，不意竟达数十册之巨，并且装裱如此完整！从此，《大河内文书》掸去蒙垢半个世纪之久的封尘，重现天日。实藤根据藏主姓名，命之为“大河内文书”。

笔谈资料深藏于远离市井的平林寺，固然无遗失之虞，无奈库房下流淌着来自多摩川的居民用水——玉川上水，湿气严重，以致笔谈资料即使夹有烟叶，仍不敌纸鱼的侵蚀。白水住持介绍：前几年已处理了部分虫蛀严重的数据。大河内去世后，著名汉学家龟谷省轩为其撰写墓志铭，其中“有诗数卷、清韩笔话百卷藏于家”一语。实藤据此推测：完整的笔谈数据或有百册，不排除在《罗源帖》《戊寅笔话》和《庚辰笔话》之后，尚有佚卷。

日本对中国崇拜的最后写照

现存晚清笔谈文献中，“宫岛文书”与《大河内文书》堪称双璧，但前者多集中在与黎庶昌等驻日外交官的对话，有时抱有刺探情报的目的，因此，其外交史料价值胜于《大河内文书》，长期以来受到治中日近代史学者的关注，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而《大河内文书》的主事者乃一介被褫夺政治权力、早已被边缘化的旧藩主。他热衷于笔谈仅仅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用今天的话来说，完全是为了中日友好。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在政治上与清朝渐行渐远，但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中国文化的拥趸，大河内辉声就是其中典型一员。他与中国人过往密迩，热心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爱屋及乌，连小孩、侍从、门房、店员等，不分长幼贵贱饶有兴趣地与之对话。他甚至称仅年长他9岁的何如璋为“慈爷”，自己是匍匐伏拜的“乳儿”。难怪一直主张中日友好的实藤惠秀，在《大河内文书》付梓前，禁不住在扉页上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这是明治时代日本人与中国人不断进行笔谈的珍贵记录。论文、作诗、问俗、话风流，这是中国崇拜的最后写照，蕴含着日中友好的诸多问题。

正因如此，“整个笔谈，内容五花八门，上至天文地理、人文历史、博物医学、古典章句，下至两国间的名山大川、风情民物、民间习俗、贩夫走卒用语、扇页的题字和漫画等几乎无所不包”，“且因彼此关系亲密无间，语言上不见什么客套和外交辞令，十分亲昵，身边的琐事，特别是涉及男女之私，向为中国士大夫们所讳，但在笔谈中却从不掩饰”。由此构成了《大河内文书》内容广泛性的特点。

《大河内文书》除了一般笔谈数据的共性外，还具有自己的个性。一是时间长，频度高。如前所述，该资料现存8种78卷76册，上自1875年9月3日《罗源帖》第二卷，下迄1881年10月13日《桼园笔话》第十七卷，共记录667次笔谈（含信函），持续时间6年1个月零3天。当然，仅就笔谈时间长度而言，《大河内文书》略逊于宫岛文书。但是，《大河内文书》的笔谈频度远胜于宫岛文书。它们宛如录音机，原生态地记录下交谈内容，又如智能手机，精准地记录下每天的行踪。

二是参加人数多。据统计，在6年的笔谈交流中，中日韩共有132人参加（不包含出席，但未参加笔谈者），其中中国58人，日本69人，朝鲜半岛5人。中方参加者主要有首届驻日外交官和寓日民间文人。如罗雪谷为《罗源帖》主角，画家，尤其擅长指头画，是晚清较早赴日的文人之一，也是明治初期较为著名的中国画家之一。日方参加者可分为三类：汉学家、江户时代旧臣和其他。这些人皆为一时之选，或汉学爱好者，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前朝旧臣。其他还包括僧人、汉方医、报界人士、艺术家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围绕在中国驻日公使馆身边的士人，构成了明治十年代中国外交官和寓日民间文人在日活动的主要社交关系网，他们就像蜡像馆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1890年，黄遵宪在英伦使馆为《日本杂事诗》撰写自序时这样回忆道：“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这里所说的“旧学家”，当主要包括上述汉学家和前朝旧臣。他们时常出入公使馆，“腐儒辈频频出入公署”，尤其周五，“敝邦迂生争来，门无容车”。因此，他们对黄遵宪等中国人产生的影响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以“友好”二字大而化之。

（澎湃新闻网2017.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