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海默

乔治·凯南（1904～2005），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遏制战略是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应对苏联威胁所采用的战略。乔治·凯南是冷战早期一位关键的政策制定者。1947年4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让乔治·凯南建立了政策规划司，该机构随后成为美国国务院的长期智库。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马歇尔非常倚重凯南的建议。确实，凯南在制定马歇尔计划中起了核心作用。

1926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一年后，凯南以外交官身份开始了其职业生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凯南被派往多个欧洲国家，其中包括三次去德国和苏联游历。他近距离目睹了希特勒的崛起和斯大林的统治。因此，在20世纪，凯南对这两个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欧洲国家所知甚多。在那些年里，对塑造美国外交政策来说，这两个国家理所当然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重要。

凯南认为，权力是国际政治的货币，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国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权力均衡。对美国而言，理想的境况就是欧洲“均衡”，或是我所说的平衡的多级体系。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上应当由少数几个大国，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支配其他国家。英国地处欧洲但不在欧洲大陆，应当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换言之，当需要遏制一个国家因过分自大而试图引起不均衡时，英国应当在欧洲大陆使用军事力量。凯南认为，平衡的多极化有利于欧洲的和平并使美国安全。因为没有欧洲大国能威胁欧洲的稳定和美国的安全。

对欧洲和平和美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是地区霸权，即一个特别强大的大陆国家能够支配整个欧洲。凯南写道：“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能够支配整个欧洲大陆，这对我们和英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推论直截了当：欧洲霸权应当“既是海上强国，也是陆上强国，削弱英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如此——开始进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是以亚欧大陆内部巨大的资源为支撑的”。相反，如果欧洲存在均衡，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强国都很难自由地在世界各地驰骋——尤其是在西半球。

美国依赖于英国维持欧洲权力均势，英国在几个世纪以来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结果就是，美国“处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陆外交背后”，以得天独厚的位置安全且容易地行事。实际上，伦敦和华盛顿都对确保没有一个大陆强国能够控制欧洲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但是，由于英国在地理上接近欧洲大陆，美国能够袖手旁观，让英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有抱负的欧洲霸权。简而言之，美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英国，英国实际上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

然而，如果英国陷入麻烦，不能完成任务，美国就不得不插手，帮助遏制潜在的霸权。凯南说，这一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威尔逊政府在一战中，甚至在1917年4月美国参战前就对英国提供援助。凯南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沿着这样的前景，无疑发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意识到协约国失败的危险，并意识到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被淘汰出局对我们的世界地位带来的损害……其结果就是日益增长的亲协约国情绪。”尽管美国“由于一个中立问题”参战，然而，一旦它与德国交手，就很快意识到“避免英国战败的危险”和遏制德意志帝国是当务之急。

同样的地缘政治逻辑也能够解释美国在参加二战前后的行动。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罗斯福政府深感担忧，如果战胜苏联，德国纳粹可能会将英国淘汰出局，最后占领全欧洲。因此，早在1941年12月参战以前，美国就支持英国。实际上，罗斯福总统竭尽全力使美国参战以确保英国的生存和纳粹德国的毁灭。

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二战后欧洲形成了新的不平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凯南对1950年美国的地位如此失望，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提出了遏制战略。苏联从巨大的冲突中脱颖而出，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实际上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没有哪些欧洲国家能够形成均势联盟以遏制它。德国被摧垮并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被苏聯军队占领。英国和法国被战争严重削弱，并且二者都有自己不得不守卫的帝国。这使英法将注意力和资源从欧洲转移出来。尽管美国最终将获得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的帮助，但只有美国有能力遏制苏联。

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就是纳粹德国和苏联。二者是死对头，并都具有扩张主义的目标。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与两国关系不好，因此无法与莫斯科合作来遏制德国。如果必要，也不能与德国合作来遏制苏联。因此，到了1939年，欧洲就是一个火药桶。

但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如果两个“极权大国”结成联盟，那么民主国家既不能打败纳粹德国，也不能打败苏联。即使美国参战，情况也依然如此。英国和法国打败德国或苏联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与苏联或德国中的一方结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与英法协作的极权大国”最终会占领欧洲大陆的东半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极权国家将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得多，欧洲将不会有均势。实际上，西方民主国家面对的是一个经典的霍布斯选择。毫无疑问，他们都支持苏联对抗德国，“凭借着军事行动的磅礴气势”，在二战结束之际，红军到达了欧洲的心脏地带。那时，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扮作最终的平衡手，驻守欧洲对抗苏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凯南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遏制的文章。

不必惊讶，凯南思考亚洲权力均势的方式与思考欧洲权力均势的方式如出一辙，尽管在凯南时代，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较小。20世纪上半叶，当时有两个大国：日本和俄国。凯南不无赞赏地指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意识到美国在日本和俄国之间保持权力均势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用罗斯福的话说，“每一方都能对另一方采取有节制的行动”。

凯南认为，俄国作为强国，是更大的威胁。而日本作为岛国，与英国很像，可以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遏制莫斯科。因此，在《美国大外交》一书中，凯南倾向于对日本持非常同情的态度。

随着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亚洲再没有美国可以依靠以遏制莫斯科的大国，这意味着与欧洲一样，美国不得不披上遏制的斗篷。

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以最近几十年的方式继续增长，那么中国会成为亚洲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凯南还健在，他会希望日本在遏制中国时发挥核心作用，正如他希望东京去遏制莫斯科在亚洲的野心一样。不幸的是，即使是与中国的亚洲邻国联合，日本也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因此，美国将不得不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在召集遏制中国的均势联盟方面发挥带头作用，正如在冷战时期对苏联那样。

考虑到凯南的声望与他的遏制观点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考虑到美国会下苦功夫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国，更为认真地考察凯南1947年文章中关于这一战略的所说内容是有意义的。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