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庆

产学合作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基础条件，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推进产学合作，然而进展并不如人意。即使有些地区的职业院校多数建立了比较好的产学合作网络.但这种合作也没有体系化.它们很容易受外部因素干扰而迅速崩溃。这种产学合作自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面对挫折，产生了两种极端情绪，一种是失望情绪，即认为在我国的社会条件下产学合作根本不可能；另一种则是急躁情绪，恨不得立即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对企业征税，通过法律、行政手段迫使企业参与产学合作。这两种情绪均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当我国的产学合作体系建设遇挫时，要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发达国家，产学合作体系真正很完善的也很少，比如双元制，也只有德国、瑞士等少数北欧国家运行得比较好。而就是在德国，真正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也只约占企业总数的20%.且德国企业参与产学合作的动力也会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波动而波动。比如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竞争的加剧，企业更倾向于追逐经济利益，德国企业劳资关系一度变得紧张，企业参与产学合作的动力降低。再比如日本，21世纪以来，随着企业经济的持续不景气，终身雇佣制受到冲击，进而威胁到了其企业内培训体系的存在。向这些国家的专家请教如何才能建立起产学合作体系这一问题时，他们往往都会用一句话来回答：这需要很长时间，或许是200年。这一回答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我国的产学合作推进得特别艰难是事实，但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我们太轻视这一问题了，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复杂性，以为只要努力做就一定能成功；并且我们更多地只是从教育角度提出希望企业做什么.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现有企业到底能做什么.以致没有研究清楚产学合作体系建设在我国现实的目标与路径，并做好长远规划。

产学合作体系建设之所以特别复杂，是由于以下原因：（1）企业是经济主体，不是教育主体，其主要任务是为社会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它们本无责任承担公共教育任务。任何政府无权强迫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企业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只要没有违法行为，它就是可以自由运行的。如果期望企业承担公共教育任务，必须从外部给予诱导措施。一味地回顾计划经济时代产学合作如何深入是没用的，因为市场经济时代，企业的属性完全变了；（2）产学合作体系是一种社会建制。社会建制与人造物体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是可以完全根据人的意愿进行建造的，甚至建造出来的产品与最初的设计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吻合程度；前者是通过人的相互作用过程来实现的.这决定了它是一个极不确定的动态过程，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社会建制的构建计划，但最终结果会如何往往是很难确定的，甚至会出现朝相反方向发展的情况。在规划社会发展时，不能简单套用自然世界的规律；（3）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的发展历史非常短暂。严格地说只能从改革开放以后算起。30多年的发展，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许多规模非常庞大、甚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企业的总数也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我们要求企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构建起西方国家企业的那种文化和精神，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国产学合作战略目标确定的关键问题是选择德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作为参照。德国是企业主体模式，即企业是职业教育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政府的角色是配合企业实施职业教育，比如办职业学校给学徒提供文化知识与专业理论知识教育。这种模式最突出的优势是可以使企业真正参与到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中。但这种模式的运行必須有一种社会机制来协调企业承担职业教育任务的行为。德国的经济运行模式学术界称为协调性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中便存在这一机制。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新自由主义最近在美国、英国的连续受挫，使国际社会对德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越来越感兴趣。美国模式是政府主体模式，即政府是职业教育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企业则是完全的市场主体，按市场规律自由运行，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行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其服务来产生。在这种模式中，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是处于极端不稳定状态的.因为当购买经费没有时，企业的这种行为也就会终止。这种模式中，即使正在参与产学合作的企业，其参与度也是有限的，因为教育不是其本职任务。它们也没有有意识地建设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这种模式尽管存在很多不足，但在自由化程度比较高的市场经济中，只能采取这种模式。

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特征来看，我国产学合作模式更多地只能参照美国模式，但同时可以尽可能地吸收德国模式的长处，比如增强产学合作的稳定性。由政府出资在有资质的企业建立技能训练中心，这或许是有中国特色产学合作模式构建的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