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来会

实际汇率变动对工业就业的影响
——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证据

■刘来会

本文构建了实际汇率与工业就业的理论模型，使用1991~2015年30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实际汇率上升会抑制工业就业，作用机理是，实际汇率上升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相对价格抑制工业就业，通过降低中间品进口成本提高工业就业，并且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最后，基于本文的结论，借鉴OECD国家的经验与现实，提出了针对中国的相关政策建议。

实际汇率；工业就业；OECD国家

刘来会，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辽宁沈阳110036）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开放度的提高，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在整个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也是衡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同时，作为影响进出口的关键指标，其变动毫无疑问会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既分析了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的影响，同时也对汇率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考察，不仅可以加深对汇率的理解，同时对相关汇率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有研究大多表明，汇率对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美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国家，部分学者较早地针对美国汇率对就业的影响展开了相关研究，例如Branson和Love(1987)、Revenga(1992)、Goldberg和Tracy(1999)、Klein,Schuh和Triest(2000)等基于美国的相关研究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本币升值会降低制造业的就业水平，本币贬值会带动制造业就业。HatemiJ和Irandoust(2006)使用法国分行业面板数据，考察了法国实际汇率与就业的关系，结果表明，本币的实际升值会导致制造业就业率的下降。随着数据处理手段的发展和计量工具的完善，典型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开始应用到计量分析之中。例如，Galindo et al（2007）、Leung和Yuen(2007)、 Monter(2007)、Frenkel(2004)等均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对该问题进行了考察，在控制样本国家的情况下，基本的结论都表明，汇率的升值会导致就业情况的恶化。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升值会导致本国就业水平的下降。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Edwards(1989)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实际汇率与就业关系的观察，发现本币的实际贬值降低了本国的就业水平。Oskooee（2007）针对美元的研究发现，美元短期贬值有利于就业，中长期贬值则对就业的影响呈现中性，作用方向并不明确。Galindo，Izquierdo和Montero(2007)认为，在背负巨大美元债务的国家，由于本币贬值导致货币错配，债务负担加重，进而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降低本国的就业率。

相比较而言，近几年国内学者主要是针对人民币汇率对就业影响展开相关研究。例如，万解秋，徐涛（2004）、王孝成（2010）等研究表明，汇率的提高会显著抑制中国整体的就业水平。王刚贞，张卓成（2013）从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角度考察了汇率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汇率对两部门就业均有显著的影响，但对贸易部门的影响要更为显著。巴曙松,王群（2009）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会抑制第二产业就业，但却能带动第三产业就业增长。范言慧，宋旺（2005）、汤毛虎（2012）、丁剑平，李菲（2006）等主要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制造业就业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制造业的就业也有着明显的抑制效应。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外学者除了对汇率的就业效应进行分析外，汇率变动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影响及其渠道也一直是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有助于理解汇率对就业影响的传导机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通过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已有研究表明，汇率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影响就业：第一，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影响就业。本币升值导致本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国外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下降，本国商品失去竞争优势，进而导致本国生产规模下降，劳动力需求减少。因此，通过这一渠道，本币升值使本国的商品相对国外失去价格优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外产品会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本国企业的市场份额被挤占，直接带来劳动需求量的降低（Branson和Love，1986；Frenkel，2004；巴曙松,王群，2009等）。卢向前和戴国强(2005)则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明显降低了出口产品的收入，因此，人民币升值主要通过影响产品出口抑制就业；第二，通过影响中间产品进口的成本影响就业：一方面，本币升值会降低进口中间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尤其是严重依赖原材料进口的行业，进口成本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企业利润率的增加带来企业劳动需求量相应增加（Campa和Goldberg，2001;Nucci和Pozzolo，2010等）。另一方面，中间产品进口成本的降低会产生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该渠道对就业有着明显的正向作用。但是这一传导机制是建立在进口产品与劳动力具有完全或者较高替代性的基础上，其影响较小（Kandi和Mirzaie，2003）。可以看出，实际汇率对可贸易部门就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在实证研究中将控制可能对实际汇率的就业效应产生影响的因素。

与大多数国内外研究不同，本文在理论模型推导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的理论模型，建立了两者的基本关系；其次，分解了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影响的主要机制，并对每种机制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实践和现实的前瞻意义，本文将更具代表性的OECD国家作为主要样本国，考察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了理论模型，推导出了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的基本影响；第三部分为模型的设定与数据的选取；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的分析；第五部分稳定性检验；第六部分为相关结论与对中国的启示。

二、理论模型推导

本文扩展了万解秋，徐涛（2004）的理论模型，建立了开发经济条件下实际汇率对就业影响的模型。模型推导建立以下几个假设基础之上：第一，假设企业生产函数不变，投入品只有劳动和资本，企业生产函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比不变；第二，如果企业立即进行投资，其产品λY在国内销售，（1-λ）Y部分销往国外，其中，0＜λ＜1。产品在国外销售价格为p*，产品在国内销售价格为p；第三，以直接标价法表示的预期汇率为Eet+1，且非抛补利率平价成立，国内利率为i，国外利率为i*；第四，企业的投入品只有劳动和资本，企业的投资需求包括对资本的需求和对劳动的需求。

假设处于可贸易部门的企业的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则在t时期和t+1时期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其中，K和L分别表示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t和t+1分别表示当期和未来两期，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贡献。

根据假设1：在t期和t+1期的生产函数不变，因此，在这两个时期企业资本和劳动投入比例不变，即：

假设企业未来的贴现率为ρ，企业的经营目标是实现收益最大化，这样企业的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假如企业在决策时只能获取有限的投资I，用于购买资本和劳动力只能在t期和t+1期决定如何分配有限的投资，则企业的预算约束为：

因为非抛补利率平价成立，预期未来利率可以表示为：

将（6）代入（4），企业的目标函数可以重新表示为：

通过方程（7）和方程（5）可以得到企业在t时期的劳动力需求Lt:

方程（8）表明，在其他变量为正的情况下，以直接标价法表示的实际汇率上升，即本币实际汇率贬值，可贸易部门行业（这里设定为工业）的就业率会上升，反之，就业率下降。

三、模型的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的设定

本文对30个OECD国家1991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并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设定如下的计量模型：

1.基准模型：

2.传导渠道分解模型：

其中，lnemplment为对数化后的各国工业就业率，主要解释变量lnreer为各个国家对数化后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Xit为传导机制控制变量；Г为影响实际汇率的其他控制变量；α0为常数项；α、β、Zit为对应变量的系数；δi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ut为时间效应；εit为误差项；ln为自然对数符号；i，t分别表示国家和时间。

（二）数据的选取与来源

1.被解释变量：本文将工业就业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工业的就业比重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可贸易产品行业的代表，其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出口，这也满足本文模型推导的基本条件。该指标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经济发展指标（WDI）。

2.主要解释变量：实际汇率是在名义汇率的基础上，通过两国的价格水平进行调整，衡量了两国商品用同一种货币表示的商品的价格水平。由于实际汇率并没有官方的数据统计，多数学者基于不同的指标得到的实际汇率指标有着明显的差异。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数据选取造成的测量误差，本文借鉴大部分学者的做法（陈六傅，钱学锋，刘厚俊2007；袁申国，郑雯2015；毛日昇，2013等），使用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作为衡量实际汇率的指标。该指标上升表示本币实际汇率升值，反之，则意味着本币实际汇率贬值。该数据来自于IMF国际金融数据库（IFS），数据以2010年为基期。

3.传导机制控制变量：如第一部分，实际汇率对就业的影响可以通过出口产品相对进口产品价格（以下简称出口产品相对价格）、中间品进口成本的变化影响企业的劳动需求，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考察实际汇率通过这两个渠道对工业就业的影响。为了在实证研究中分解出实际汇率影响就业的中间机制，选取净贸易条件指数、进口原料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衡量出口产品相对价格以及中间品进口成本变动影响。净货贸易条件指数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标准使用本国出口商品价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值指数的比值衡量，指标以2010年为基期。在保持国外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该指标的上升表示本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反之，本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中间品进口成本使用燃料、金属、矿石进口占商品进口的比重来表示，该指标的上升表示进口成本上升，反之，进口成本下降。两指标所使用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经济发展指标（WDI）。

4.其他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基础条件，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形势直接影响就业水平（陈桢，2008），使用不同国家的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控制该因素对工业就业的影响。人均GDP以2010年为基期剔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通货膨胀率：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的高低直接影响就业，高通货膨胀一般伴随着较高的就业水平，反之，通货膨胀水平降低则会提高失业率水平，该理论已经得到大多数学者的验证和认可。本文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础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衡量标准。上述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经济发展指标数据库。

图1 实际汇率与工业行业就业率的散点图

首先，观察图1的散点图，可以看出，样本国家实际汇率与工业就业率呈现一定的负向关系，即实际汇率越高（本币实际升值），工业就业率就越低。这与我们模型推导的结论是一致的，为了进一步确定两者的关系，使用计量手段进行验证。

（三）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数据的共线性检验

表2 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表2为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通过该系数矩阵可以简单地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可以看出，数据整体相关度较小，所有相关系数均小于0.6，因此，可以认为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增加数据的平稳性，避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所有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本文所使用数据为30个OECD国家2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在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首先要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一方面豪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本模型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另一方面，随机效应模型要求个体效应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有所不同，可能存在不随时间变动的个体效应，因此，本部分的分析均是基于固定效应模型。

（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实际汇率对工业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模型（1）是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实际汇率作为唯一的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实际汇率与工业就业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实际汇率升值会引起工业就业下降，这和模型结论一致。以模型（1）为例，实际汇率的上升1%会引起工业就业率下降0.0784%。模型（2）~（4）逐渐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同模型（1），实际汇率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对就业的负向作用明显。模型（4）在考虑所有控制变量之后，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的负向作用显著性水平明显提高，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的负向作用显著，表明实际汇率的提高会抑制工业就业。这与大多数研究的结果一致（Goldberg和Tracy，1999；Klein,Schuh和Triest，2000）。

该结果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佐证，以美国为例，美元作为实际上的国际货币，其汇率的波动是全球关注的重点问题，2014年美国退出QE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元的升值预期，这引发了市场的恐慌，大量的资本留出市场。不同于伯南克，美联储现任主席耶伦重点关注劳动力市场，将劳动力市场的波动作为其利率和汇率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美国作出这一判断的关键依据之一就是美国的失业率下降，劳动参与率提高，美元升值正当时，这也为我们的结果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在控制变量中，所有控制变量系数的方向均与理论预期一致。通货膨胀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通货膨胀上升伴随着工业就业率的上升，这与经典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一致；人均收入对工业就业的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人均收入的提高，一方面会提高工业就业率，另一方面则会带来劳动力行业之间的转换，经验表明，随着收入的提高，服务业就业率会显著的提高，工业则会伴随着劳动力的外流；中间品进口成本系数为负，表明中间品进口成本的上升会导致工业就业率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利润的下降。净贸易条件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进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会导致工业就业率下降。

表3 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的影响

注：括号中的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

（二）传导机制分析

通过理清实际汇率影响就业的传导途径，有利于我们从汇率角度寻找解决就业问题的突破口。借鉴（邓晓兰，陈宝东等，2014）的做法，首先，考察实际汇率对各传导因素的具体影响，然后，将实际汇率对传导因素的影响与传导因素对工业就业的影响结合起来考察，最终得到实际汇率通过各传导机制对就业的具体影响，其中α为第一阶段中的出口产品相对价格、中间品进口成本分别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系数。

表4 实际汇率对工业行业就业影响的传导途径

首先，从实际汇率对净贸易条件指数的影响来看，实际汇率提高1%会导致出口产品相对价格提高0.7526%，即实际汇率升值可以明显提高出口产品相对价格。这是由于实际汇率升值导致以本币计价的出口商品价格上升。本国出口商品相对国外商品价格上升，出口量减少，企业劳动力需求减少，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工业就业率。另外，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出口商品价格的相对上升会抑制工业就业，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负向作用通过该途径得以强化。

其次，实际汇率升值会降低中间产品进口成本，但作用较小。这里的中间品主要包括能源、燃料、金属等进口原材料。由于本币升值导致的进口原材料价格下降，成本下降，企业经营效益上升，劳动力需求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业率提高。从表3的回归结果看，中间品进口成本的上升同样会抑制工业就业，这不同于Kandi和Mirzaie（2003）的观点，进口中间品成本的劳动替代效应较小，由于实际汇率升值降低了中间品进口成本。因此，该途径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的负效应。

我们分析了实际汇率对各传导机制的影响，下面分析实际汇率通过两个传导机制影响工业就业的程度。表4中绝对影响程度为两次回归结果系数相乘。从绝对影响程度来看，通过影响进出口相对价格进而影响出口这一传导途径的作用要明显强于由于进口中间成本下降带来的就业提高，因此，实际汇率的综合作用为抑制就业。

五、稳定性检验

下面考虑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相关文献中，人均收入、通货膨胀与工业就业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使用GMM估计方法进行重新估计。GMM估计方法可以很好地避免因为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差。差分GMM（DIF-GMM）与系统GMM（SYS-GMM）是两种常用的估计方法。差分GMM估计首先通过对方程进行差分去掉固定效应，然后将所有可能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GMM估计。系统GMM则结合了差分GMM与水平GMM，估计中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结合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估计，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有效地减少了样本的估计偏误。同时估计出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系数。下面的分析中将系统GMM估计结果作为稳健性检验之一，同时作为对比报告了差分GMM估计结果。

表5 稳定性检验-内生性检验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GMM估计的一致性要求差分方程不存在二阶以上自相关，这里只报告了AR(2)的估计结果，AR(2)自相关检验的原假设为“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Sargan检验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若原假设被接受，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限于篇幅，本部分仅报告了包括实际汇率作为解释变量以及包括所有控制变量的方程回归结果，并且考虑到就业水平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同时由于估计需要，加入了工业就业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表5的检验结果显示，工业就业率的滞后一期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上一期的就业水平对本年度的就业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就业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影响系数依然显著为负，本文所关注的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依然成立，与表3相比，整体显著性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的差异，回归系数绝对值有所差异。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与表3相比，系数的方向保持稳定。

通过基于内生问题的稳定性检验，表明本文所研究的实际汇率与工业就业的负向关系是稳定的，也就是实际汇率上升会导致工业就业率的下降。

六、结论与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以30个OECD国家25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有着显著的负效应，也就是说，实际汇率的上升会导致工业就业水平的下降。同时，从实际汇率对工业就业的影响机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实际汇率上升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相对进口商品价格降低企业的出口额，减少了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实际汇率上升小幅降低了进出口中间成本，导致成本的降低，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可见，实际汇率通过两个传导渠道对实际汇率有着相反的作用效果，通过影响出口产品相对价格这一渠道对工业就业的负向作用得以强化，通过降低中间品进口成本对就业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但前一渠道的作用要明显强于后者。

虽然本文并未将中国作为研究的样本国家，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与发达国家有着深切的贸易联系，因此，结合OECD国家的经验与现实，得出对中国的相关启示。

（一）汇率调整要兼顾就业影响。实际汇率升值会降低工业就业，贬值则会提高工业就业。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的波动幅度明显提高，长时间面临升值的压力。一方面，这会影响我国的出口，但更要注意其对就业水平的间接效应，减少由于汇率层面对工业行业就业造成的冲击。2016年以来由于全球经济形势低迷，以及国内进入调整期，经济增长有所减缓，导致资本外流加剧，我国的人民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在防范由于人民币贬值造成的资产泡沫破裂、对外投资成本提高、抑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不利影响以外，也要看到客观上对于促进工业行业就业带来的有利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要更关注就业目标，在就业水平低于目标水平时，通过提高利率等手段使实际汇率水平上升，相反，当就业水平高于就业水平时，通过调整中间目标引导实际汇率下降。

（二）逐渐调整就业结构。一般来说，第三产业吸收就业的能力要高于第二产业，但是由于长期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带动就业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根据我们的分析，第二产业中工业就业容易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意味着我国的工业就业要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增加了就业的波动性。第三产业主要为服务业，其商品的可贸易程度较低，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汇率对该产业就业需求的影响被削弱。因此，长期来看，劳动力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实际汇率对就业的冲击。

（三）通过控制传导渠道控制汇率的就业影响。本文研究表明，汇率主要通过影响出口商品价格与中间品进口成本影响就业。降低汇率对工业就业的冲击要以这两个渠道为突破口。当实际汇率升值时，将抑制工业行业的就业水平，此时，一方面，可以将出口作为突破点，通过鼓励出口，增加出口补贴等手段增加出口额，将实际汇率对出口的影响降到最低，而不需要实际干预汇率。另一方面，实际汇率升值可以通过降低中间品进口成本渠道一定幅度提高就业，因此，可以在尽量不干预汇率的情况下，通过优化中间品进口渠道，降低中间进口品成本保持工业行业就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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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30.92

A

1006-169X（2017）06-0004-07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转型国家与美国共生博弈研究”（14JJD81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