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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发展浅析

2017-07-16马宗良

环球人文地理·评论版 2017年4期

马宗良

(华中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古国,乡村是其历史的见证者。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界对于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逐步加深, 近年的研究中兴起了“乡村精英”的概念,为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政府以及教育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多种力量的影响下,乡村政治文化的发展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关键词:乡村政治文化;乡村精英;政府转型

1我国乡村政治文化发展研究综述

1.1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研究综述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古国,乡村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中,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骆正林,2007)。骆正林先生将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归纳为“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形象的阐释了封建时代国家通过官民共治的形式,将权利渗透到乡村中去的特点。林辉煌先生在近期研究中进一步阐释了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内涵,即“皇权不下县”、“准官员文化”、“民间精英文化”,他指出这些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当时国家治理能力较弱而社会内部组织化程度较高有关(林辉煌,2016)。

中国古代乡村自治性相对管理性强,具有一定的家族性质,以熟人社会为基本格局,将村民维系在了一起,构成封建社会政权的基本单元。

1.2近代对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综述

民国初期,国民经济凋敝,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的。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迅速兴起。梁漱溟在前人“村治”的基礎上提出“乡治”的主张,随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乡村建设即为自根本上建设中国。他将中国问题归结于文化失调,认为乡村乃社会之根本,要改造中国,先从建立乡村与时代相协调的体系开始,培养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梁漱溟认为组织农民和教育农民不应该采取强制的办法,而应该启发农民自觉自愿接受教育,自觉养成“新政治习惯”。晏阳初主张在农村进行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整体建设”,希望通过扫盲等一系列举措教化百姓,提升全民素质,已达到“民族再造”的目的。

两者的观点均有理想化的意味,这也为两种理论的失败埋下伏笔。两者并未找出农村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企图通过文化教育来实现民族复兴,具有一定片面性。

1.3对当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综述

当代中国处在飞速发展的时期,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因此考察乡土文化和乡村治理的视角,也应超越“国家—乡村”二元框架而采取“全球—国家—乡村”的宏观视野(邱建生 汪明杰,2016)。两位学者指出,乡村政治文化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当今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已从传统的单一安全观转向总体安全观,涵盖社会多个领域,乡村承担着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重大责任。目前中国乡村的发展存在着基层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以及基层治理的空心化和黑社会化。这些问题造成乡村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下,严重阻碍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良性发展。除了乡村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乡村政权组成人员也受到了关注,邹腊敏和柯艺伟在调查中指出,乡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存在着领导干部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缺乏的现象,导致政策落实存在困难。同时乡村居民政治素养的缺乏也导致他们缺乏民主主体的意识,面对“村务不公开、村干部拥有绝对权威、村民无法行使监督权”的现象,乡村基层群众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邹腊敏 柯艺伟,2016)。

2对于当今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

2.1发挥乡村精英的引领作用

在乡村地理学的研究中,“乡村精英”出现的频率较高,这一群体对于乡村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作用不仅在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也至关重要。如何使他们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政治生活需要有精英的参与,乡村政治文化尤其需要这样的乡村精英来带领村民步入正轨。中国历时二十年的乡村基层民主实践一直在探寻实现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三人在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表面上是被国家控制了,实质上却被农村干部所控制,因为国家没有致力于村庄政治文化的转变,也没有摧毁地方上牢固的关系网络。张芳山等三人研究认为,村这一级政治精英实际上扮演的是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人和家庭代表人三者于一身的角色(张芳山、熊节春、涂宪华,2012)。由此看来,乡村精英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现代乡村精英与旧时掌握乡村社会资源的村干部有所不同,他们更多的是让村民在某一个方面对他们产生依赖,比如致富能手,他们可能并不参与政治生活,但是却可以带动村民一起致富,再比如市场的开发者,他们可能不参与生产活动,而是借助自身的社会资源为村里的产品寻找销路,从而带动村庄发展。张登国和任慧颖在对乡村精英作用的研究中指出,乡村精英的作用大致有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整合以及推动农村公益事业发展三个方面。他们可能不是全才,但是会在各个方面带领着乡村走向发展之路。

要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第一要义是要留住人。随着城市化的演进,乡村人口外流现象愈发严重,乡村空心化随之而来,空有政策而却无人执行,导致了许多村落在随着时间逐渐消亡,乡愁成为了城市居民心中的结。资金和人力资源是乡村取得发展的必要因素,从目前政策而言,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差异都使得乡村精英留不住,因此政府应该加大改革力度,实行灵活的创业政策和条件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到农村去投入发展。“人”的问题解决后,资金问题也不容忽视,许多年轻的乡村精英因为当地政府的高收费而不得不打消创业发展计划,许多村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失去了发展良机。因此我认为政府可以适度降低创业门槛,在税收等方面对新兴企业提供便利,从而促进新生企业的发展。

在封建时期的乡村社会,宗族概念牢固,等级秩序森严。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人口流动日渐频繁。这种传统的农业社会秩序被打破,族长、村干部的权威性也大不如前,因此在这种变革之时,不能单单依靠乡村精英这一团体的主观决策,为避免失误,还应加强法制建设,并充分调动民众的力量,培养与民众培养和谐的互动关系,这样才能使得乡村精英起到引领作用,在公众的配合之下促进乡村政治文化的良性发展。

2.2采取教育相辅的方法

这个想法源自“科教兴国”的思想主张,前文也提到,中国乡村存在着村民民主意识不强,政治素养不够,以及村干部文化水平较低,政策无法落实的情况,因此我考虑从教育入手,提升村民参政的素质。我国农村教育资源贫瘠,乡村教育面临着学龄儿童流失,规模不断缩小的问题,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新生代文盲,十分不利于乡村政治文化建设。通过加强教育,特别是政治文化素养的教育引导,将会潜移默化的提升村民参政议政的素养,唤醒他们的民主自主意识。结合我校自身情况,我十分赞同国家现有免费师范生就业政策,将他们分派到地方需要进行教育建设的乡村工作两至三年,以其高素质对乡村政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让青春发光发热。此外,兴建乡村教育还需要国家与村民的共同努力,国家层面需要注重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政治文化的有效传播,而村民也需要积极响应号召,参与到政治文化生活中去,培养主人翁意识。

2.3加快乡村政府的转型

“致富”的思想已经在现代农村牢牢扎根,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象逐渐增多,这种发展型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政府本身应对公共服务以及政治引导起到的作用。这要求基层执政者根本理念的转变,不能一味追求经济的发展,民生问题与思想工作也不能忽视,否则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削弱以及腐败的滋生。只有政府实现发展性向服务型的转型,才可以为经济发展营造有力的社会条件,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如此可成为一个良性循环,造福于民,从而吸引村民参与到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中去,发挥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作用,防止权力滥用,促进乡村政治文化建设的良性发展。

总结:世界形势瞬息万变,在这样的大变革背景下,乡村政治文化发展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本文主要从外力带动、内部影响以及政府转型三个方面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建设的出路。三个方法中,依靠乡村精英的引领见效最快,但需要政府采取配套政策留住和吸引人才,教育的成效主要在受教育的年轻一代得到体现,而政府转型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涉及到执政理念的转变以及村民接受适应的过程。由于各地对政治理念的把握不同以及经济发展和参政者素质的差异性,我国乡村政治文化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但只要城乡联动,政府与村民共同努力,这些问题都将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例举乡村教育资源状况、基层政府公司化、乡村空心化现象等数据,从理论层面做了浅析,诸多不足,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骆正林. 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J]. 重慶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11-16+46.

[2]林辉煌. 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乡村治理[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65-70.

[3]邱建生,汪明杰.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乡土文化与乡村治理[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06:13-21.

[4]邹腊敏,柯艺伟. 乡村基层民主建设面临哪些难题[J]. 人民论坛,2016,29:64-65.

[5]张芳山,熊节春,涂宪华. 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J]. 社会科学论坛,2012,09:219-224.

[6]Matthew Clarke. The “luxury of woe”: The Deserted Village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ation[J]. European Romantic Review,201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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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ing Rao,Jingzhong Ye. From a virtuous cycle of rural-urban education to urban-oriented rural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An explanation of the failure of China's rural school mapping adjustment polic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