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君

缘分天注定，我和《曲艺》就是这样。

《曲艺》于1957年问世，而我也在那一年出生，我们同庚。

今年，对我和她来说，都是第一个甲子，不同的是，我的一生只能有这一个甲子，而她，可能会有N个甲子。

六十年的历程，伴随着她的生而生，伴随着她的长而长，伴随着她的困惑而困惑，伴随着她的快乐而快乐，是缘分，更是一种幸运。

第一次看见她，还是在懵懂的年龄。记得是父亲把她带回家来的，那时，我还认不了几个字。喜欢艺术的父亲把她捧在手里看，时不时地发出笑声，这笑声吸引了我，于是也凑了过去。父亲指着封面上的两个大字，告诉我，是“曲艺”。我问什么是曲艺，父亲告诉我，曲艺就是让人开心的艺术。让人开心谁不喜欢啊？就这样，我开始对曲艺产生了兴趣。可是，那时毕竟年龄小，还没有阅读《曲艺》的能力，于是就听收音机。凡是播送曲艺节目时，我都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听，坐在那里笑。在父亲的启蒙下，我知道了侯宝林、高元钧、李润杰、关学曾、王毓宝、马季，知道了相声、山东快书、快板书、北京琴书、天津时调。就这样，我早早便爱上了曲艺。

不幸的是，当我有了阅读能力的时候，《曲艺》却见不到了，那时我十岁，《曲艺》停刊了。但我心中对曲艺的爱之火已经被点燃，是无法熄灭的。上中学时，我开始写相声、写快板，和同学排练演出，活跃在校园的舞台上。此后，无论是插队下乡还是抽工回城，我的创作和表演都没有停止过。

1979年，《曲艺》复刊。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不仅在校园的舞台上大显身手，而且还担任了校学生会的文艺部部长。在我极力主张下，部里给大家订了三本杂志：《曲艺》《辽宁群众文艺》和《天津演唱》。

大学期间，我在曲艺创作上发展势头很不错，陆续往《辽宁群众文艺》和《天津演唱》上投了几篇稿子，都变成了铅字，并且有了稿费的收入。那时的稿费标准相当可观，发表一篇稿子竟然可以解决一个大学生半学期的伙食费。但我却一直没敢往《曲艺》上投稿，因为那是曲艺界最高级别的刊物，在我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我知道我的功力还达不到，不敢轻举妄动。那时的我已把有朝一日在《曲艺》上发表作品设定为自己人生的一个大目标，并为之时刻准备着。

1990年，湖南益阳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相声比赛，我前往观摩学习，第一次见到了《曲艺》杂志的编辑朱疆源老师。那时我还很年轻，见到大刊物的编辑有点诚惶诚恐，激动之余难掩紧张之情。转过年来，我的一篇作品在一次全国性的曲艺征文活动上获了个小奖，我萌生了给《曲艺》杂志投稿的想法。将稿件邮走后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了《曲艺》杂志的回复。朱疆源老师亲笔写信告诉我那次征文活动收到的稿子很多，限于版面，杂志只能选发获奖名次靠前的稿子。但她还在信中热情地鼓励我坚持创作，相信我会写出更高质量的作品。虽然稿子退回来了，但我的创作热情却被这封信进一步激发出来了。1992年，我写出了相声《8字迷》，没想到这篇作品瞬间火了起来，甚至让我感到猝不及防。这段相声不仅入选了当年的丹东市、辽宁省和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而且拿了从地方到国家一系列的大奖。《8字迷》是我的成名作，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把稿子寄到《曲艺》杂志，作品发表了。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登上《曲艺》杂志，用今天的话来说，好的开端奠定了我从事曲艺创作的基调，我和《曲艺》的关系更加亲密起来。随后，我和杂志社不少编辑成为了朋友。如今，我已从一个普通作者成长起来，以为新生代作者作点评、撰写“卷首语”等方式为《曲艺》杂志贡献智慧。

时至今日，我写的曲艺作品已经有三百多段了，出版有三本作品集。《曲艺》这个平台一直是鼓励我笔耕不辍的加油站。

六十年来，我和《曲艺》同呼吸、共命运，用东北话来说，感情杠杠的。虽然我的人生已步入老年，但《曲艺》的生命依然强壮。我相信，只要人类存在，只要艺术存在，《曲艺》就会存在。

我感谢曲艺，也感谢《曲艺》，是她们让我的人生如此精彩。我愿意在曲艺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直到人生的尽头。

六十年转瞬即逝，我老了，她不老。我不能永遠陪她，但我要深深地祝福她——她将生命常在，她将青春永驻。

愿对《曲艺》的爱，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