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墨林

在他们身上，孤独不只是衰老的副产品，更是贯穿一生的精神底色。

81岁的文殿华住在东北一所大学的退休教职工宿舍里，这所职工宿舍位于校园东南角，有个好听的名字——烛光园，这里居住着百余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草创时期的教职人员及家属，迄今年纪最少者已逾古稀。

每逢黎明和黄昏，3公里外的海滨公园里、4.5公里外的音乐广场上，以及点缀在这个繁华城市之中的无数居民楼下，许多与他们年龄相仿的老人在跳广场舞——这是一代中国老人排解寂寞的方式，但对生活在烛光园里的暮年知识分子而言，近在咫尺的喧闹却是与己无关的另一个世界。

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他们的晚年，是与孤独签订了一份“更加体面”的协议。

老教授们的“失去”

漫长的岁月中，烛光园曾经历3次迁徙，最近的一次距今也已经19年了。大约五六年前，烛光园因为年久失修越发荒芜，一些赋闲的教师开始在抛荒的草坪和花坛边种菜。物业管束无效，只得听之任之。

文殿华是农民的孩子，退休后“圈地”最多，成了园子里的“地主”。收获的季节，一茬一茬生菜、萝卜、西红柿多到吃不完，他就挨家挨户上门给老同事邓延芳等人送菜。

这两年，随着一些种菜的教师年龄渐长，精力不及，“自留地”逐渐缩小，烛光园里的田园气象开始褪色。文殿华弃置了一部分菜地，80大寿的热闹之后，他渐渐感觉到年龄的沉重——白内障二期，眼睛看东西总是影影绰绰；膝盖的疼痛在加重，弯曲的时候像针在刺。他觉得属于自己的生活被病痛夺走了。

当人和园子一起不可遏止地老去，隔绝他们与外面世界的铠甲也变得单薄。从2016年开始，烛光园开始发生离奇的事情，仿佛几个月之间，许多老人受骗，防骗告示出现在原本应该贴讣告的位置。一时间，各种猜测飞满了寂静多年的烛光园。

当家人发现的时候，文殿华已从游医那里购买了10多万元的保健品。儿子文震宇说，骗子的手法其实很简陋，就是在院子里摆摊体检，然后用虚假的结果说服老人购买各种药物。家人很震惊，为何这种简单的骗术如此轻易地打碎了经济学教授一辈子的知识积累。

儿子搬过来看护他，女儿暂时保管了他的银行卡，这让文殿华在沮丧的同时，又因为“不被信任”增加了几分暴躁。

文震宇曾尽力寻觅父亲的心路历程，在一次含糊的谈话中，他猜到根源似乎出在白内障上。学校每年组织体检，医生判定白内障二期不需要手术，儿女也并未将此放在心上。可父亲看电视时，身体需要前倾到沙发边缘，依旧只能捕捉到模糊的轮廓。他的力气一天不如一天，走下5楼也变得困难，为此放弃了许多爱好，而看电视，似乎是他尚能掌控的唯一的“能力”了。

这些老人不得不接受一個不断重复的残酷现实：失去。

在文殿华还算新鲜的印象里，3个老朋友已经故去了。薛宝龙的菜地和文殿华的紧挨着，两人浇水、施肥时都会互相照应，连带着侍弄好对方的。

2016年老伴去世后，薛宝龙的菜地也荒了。老伴的离世让薛宝龙从前规律的生活彻底消失。退休后，作为特聘专家，他一直在大学附近的一所职业学院讲课，“为了防止老年痴呆”。现在他取消了课程，留下大段的空白与大把的孤独。他的睡眠变得非常浅，午睡时会被蝉声吵醒，而早晨醒来时，窗外总是一片漆黑，钟表指在凌晨四五点。他变得不爱出门，宁肯连续几小时枯坐在沙发里。

始终陪伴他的，是客厅通往跃层的墙壁上，顺阶而上悬挂的一幅幅照片。儿子、女儿、孙女、老伴，还有年轻时的自己。一幅照片中，孙女抱着大大的彩球，笑容非常甜美。

往昔峥嵘岁月里的“炫技”

在书橱里的缎面相册中，文殿华西装革履，钢笔插在前兜里，教师派头十足。人们甚至难以想象，现在的文殿华是烛光园里最不修边幅、“最不像知识分子”的老人。文震宇说，父亲退休之后就再没穿过西装，校庆之类的重大场合，也只穿汗衫和运动裤。他仿佛迫不及待地卸掉那些视之为负担的东西。

但半辈子的教书生涯，终究在文殿华的习惯中添了几分原本不属于他的矜持。之前菜吃不完的时候，文殿华考虑过去街上叫卖，“就像小时候那样”。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60年校庆之际，有学生记者来家里采访。说起学术成就，文殿华草草略过，却眉飞色舞地说了很多童年时和父亲一起沿街卖菜、挣学费的经历。学生记者回去后写了篇励志故事，其中一句是：“教授小时候读书不花家里一分钱，学费都是凭自己挣出来的。”文殿华很生气，他认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夸张是学术态度不端的体现。他以长者的身份去规劝，又感觉对方根本听不进去，于是更加生气。

但文殿华还是收藏了那本校庆纪念册。再一次拿出来翻看的时候，他对着册子指指戳戳，手指钉在一张照片上：“这个人根本不会讲课，我当班长的时候，领着全班联名把她轰下来过。”照片下面是一串闪亮耀眼的头衔，是与邓延芳同龄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

文震宇说，父亲是个极其坦率、较真的人。“这种人只能在校园里混，去社会上肯定吃亏”。邓延芳的儿子纪源是文殿华的学生，他也记得老师在课堂上“一点儿错误都不让你犯”。

纪源觉得文殿华那时的上课方式更像是炫技。他对一堂工业会计课印象非常深。文殿华不带课本，只拎着一瓶水去上课，讲了整整一章28页，几十道例题一个数字都没记错。

无法跨越的“疏离感”

邓延芳生活在随时会脱轨的记忆里。一个小时之内，前来探望的访客已经第四遍介绍了自己。邓延芳注视着来访者，试图回忆一些什么，但过于用力的思考令她有些疲惫，不得不合上眼睛休息。片刻，老人就睡着了，倚在冬日阳光笼罩的沙发一角，花白的头发几乎透明。

多数时候她弹钢琴，读书，发呆。她的听力正在减弱，琴音支离；视力也变得模糊，戴着老花镜难以辨清文字，只好随身揣着一柄放大镜。她偶尔也会出门，但很少离开校园，所行之处只有操场和阅览室。

邓延芳是大学1952年建校的首批教工，作为学科奠基人，她的名字镌刻在学界百年星河图之上。邓延芳出生于1929年，父亲邓世堃先后担任基督教南昌圣公会主教与浙江教区主教。在战乱频仍、物质匮乏的年代，她的童年被书本和音乐占据，阁楼的书房和客厅的钢琴拼凑起模糊而凌乱的回忆。

或许是优渥家境培育的物质疏离感，抑或三代知识分子家庭血脉里的基因，邓延芳身上始终笼罩着一种不苟尘世的淡然。纪源说，即使是在父亲去世时，母亲表达悲伤的方式，也只是比从前更深一层的沉默。

在邓延芳家墙角的书橱中，最上一层是她的14本著作、发黄发脆的钢笔笔记以及在各种颁奖仪式中她与不同领导人握手的照片。每逢学生记者到家中采访，都会请求她介绍这些荣誉与所谓的心得体会。久而久之，台词变得熟稔，却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在故事里，主角是优秀教师、学科奠基人，以及三八红旗手。

还有钢琴。老伴去世之后，钢琴成了邓延芳的唯一伴侣。这架黑色的雅马哈钢琴，是1980年春意复苏之际，她用著作《会计原理》的全部稿费购得。

在钢琴上方的客厅墙壁上，悬挂着十余幅邓延芳从青年到晚年的照片。清一色的素色衣服与波浪卷发，除了头发渐趋花白，时间在她身上似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尤其是她坐在琴凳上，用纯熟的英文唱起赞美诗的那些闪亮时刻。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