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

好医生健康产业集团董事长，1980年作为教育部奖学金生留学德国，1988年在马普生化所获得博士学位，1989年加入拜耳公司，1993年回国担任拜耳医药在中国首任总经理，1996年起，先后成立了几家医药卫生领域的公司。

我和我夫人王丽萍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教育部公派的留学生，在德国海德堡、慕尼黑完成学业，1989年加入拜耳集团的药品研究，1993年回国。

我们回国后，每年过圣诞节是保留的传统节目，我们家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是班里唯一相信圣诞老人存在的。小孩长大以后，我们还是很能体会到留学文化对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女儿喜欢苏美尔文化和法国美食，儿子喜欢拍照、画画和阅读一些偏门的哲学书籍。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基因遗传的。

我的工作经历比较丰富，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了解，对不同国家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的了解，确实非常有助于我职业生涯的发展。其实，就像德国哲学家Spaemann教授说的一样，人和人之间的区别并不大，inter-cultural（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可能远远小于intra-cultural（文化內的）区别。但不同文化或者国与国之间的习惯和环境不一样，所以对不同影响因素的价值权重有明显区别。德国更倾向于像Kohlhaas（注：小说人物，一个与阶级人士斗争最终送命的商人）那样要有个说法，坚持真理；中国人更倾向于实用主义，追求和谐。我曾任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当时德国总部坚持要独资经营在中国的企业，而国内则要求必须是合资。我们身处项目组非常为难，必须创造性地寻找解决方案。最后是拜耳的“独资”企业赠送了5%的股份给所在的开发区管委会，皆大欢喜！2015年，企业的销量是110亿元人民币，在这个过程中，上世纪80年代的留德中国学生发挥了很大作用。

今天，我是作为上世纪80年代留学生的代表来这里发言，我们这一代比较幸运，雷锋叔叔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心中充满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图伟志，在价值观形成阶段，又有幸在德国这样一个人文情怀比较浓厚的环境中磨练了自己。用今天的话说，我们应该算是有情怀并充满正能量的一代人。我曾经带着我的团队为30多万农村赤脚医生送去了技术和培训。除了参与工业化建设以外，我很多留学的同学也在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作着其他各种贡献，例如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在绿色环保方面，在教育和创新研究方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