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政?

今日传媒·伦理道德·法律问题（五篇）

主持人：蔡 斐

（西南政法大学 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重庆 401120）

主持人语：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网络社会的迅速崛起，技术的赋权也带来了话语权的重构，网络世界已然成为了最重要的舆论空间之一。本期栏目重点研究公共事件话语权建构、网络舆论及舆论引导等热点问题，作者袁政对微博客中公共事件现实的社会建构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微博客中的公共事件现实的社会建构现象看似错综复杂，但其本质都是对公共事件话语权的争夺。在新的传播形势下，传统媒体和政府有必要积极采取新措施来及时调整自己在公共事件中的位置以及建构的策略。张潇满则以雾霾话题为例，对环保议题网络舆论娱乐化问题进行了探析，发现社交网络上一部分公众以娱乐化的表达方式参与到公共环保议题的讨论，宣泄情绪、抵抗主流话语。但过度戏虐与缺乏理性的分析会侵蚀行动力，须提高个体在信息处理方面的理解、选择、质疑和批判能力。网络媒介为网络舆论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平台，但网络上也存在着愈加严重的道德绑架现象。信息传播环境的变化，舆论形态的多元，也使舆论反转新闻事件层出不穷。丁舒分析了“中国老人在日碰瓷”事件舆论的演变过程，认为良好的舆论环境与媒体、新闻从业者以及受众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受众应培养自己的理性思维，媒介应担负起“把关人”的责任，第一时间寻求真相，呈现全方位客观报道，多方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摘 要：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微博客中的公共事件现实的社会建构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比如建构主体多样化，建构行为的去中心化和实时化，对立框架代替维稳框架成为主流等，而网民逆向建构的不慎则会导致舆论流出现颠覆性波动。种种建构现象看似错综复杂，但其本质都是对公共事件话语权的争夺。在新的传播形势下，传统媒体和政府有必要积极采取新措施来及时调整自己在公共事件中的位置以及建构的策略。

关键词：微博客；公共事件；现实的社会建构；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6-0024-02

近年来我国改革进入深水期，公共事件频发。与过去不同的是，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当事人、官方、媒体、自媒体、网民等均围绕事件来传播和建构现实，加速了公共事件的热点化和复杂化。考察微博客中公共事件现实的社会建构情况，既有助于政府和媒体掌握舆情，合理进行危机公关，又有助于社会力量更好发声，在理性博弈中实现自身利益诉求。

一、公共事件及其现实社会建构

1.现实：公共事件频发

公共事件过去常被称为“突发公共事件”，后者很大程度上是指自然及社会领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灾难性事件。但并非所有公共事件都是突发的，仅强调突发和紧急性并不能正确阐释其内涵。这类事件中的公共性更为重要：一是与公众的利益相关或潜在相关；二是进入公众视线，受到社会关注并引发讨论。这些公共事件在现实和网络世界中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我国公共事件频发有特定社会背景和原因：首先，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增多并激化会触发公共事件；其次，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促建成巨大的公共舆论场；再次，社会民主化水平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增强；最后，事件发生后传统渠道信息度不足，反而容易诱发其为公共事件。

2.公共事件现实的社会建构

公共事件发生后，一旦进入社会视域（否则就称不上“公共”了），就意味着对它的社会建构已经开始。人们传播事件时也在解释事件，并与人交流这些解释，进而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对“现实”（reality）的理解。正是通过这种理解，一个人才逐渐构造了世界观。而世界观成形后又会作为基本认知模型反向影响到对社会事件的解释和理解。此过程就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1]。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与他人共有的，由不同的人及组织共同解释的世界。解释，就是建构。

新闻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大规模现实的社会建构行为。塔奇曼指出，不同的阶层、群体、社会组织、个人往往会对新闻事件采用特定框架（Frame）进行建构：框架作为一定的知识体系或认知定势预存于我们的大脑中，它来自我们生活经验等处；而我们又会根据既有框架来建构对新事物的认识[2]。这在公共事件传播过程中甚是典型。

二、微博客中公共事件社会建构的新特点

微博客这样全新的信息场、舆论场，为现实建构提供了足够大的信息容纳度和言论尺度。它的用户基数大，使用门槛低，其具有的碎片化传播、裂变式传播等特点，正是公共事件现实的社会建构的最佳载体。相比过去，微博客中的社会建构呈现出很多新特点。

1.建构主体的多样化

在过去，公共事件发生后政府往往能第一时间控制局势。这种控制，既体现在对涉事各方的管控，又体现在对传播渠道的管控。只要事件没有引发外地媒体足够深的介入，政府总是会根据事件情况及自身需要等对其进行定性和描述，然后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本地传统媒体发布统一口径的报道，从而完成对此事的建构，将事件影响力控制在最小。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公共事件发生后，除政府及传统媒体外，各种自媒体、涉事各方都会用自己的渠道在微博等处发布信息，这些信息在描述事件的同时也在建构事件现实。它们各自有各自的诉求，网络舆论流变得错综复杂。

2.建构行为的去中心化、实时化

过去公共事件的社会建构基本以代表官方意志的领导讲话及公文为中心，政府控制下的传统媒体及网站为羽翼，塑造成李普曼所说“拟态环境”[3]。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建构主体的分散导致了现实建构的去中心化：官方结论及传统媒体不但不为人所信，甚至会成为靶子；相反，网络意见领袖和自媒体的小道信息甚嚣尘上。微博客也给当事人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发声渠道，网民由此得以跨过媒体的鸿沟直接倾听其声音。其次，公共事件发生时往往便有网民通过用文字、图像来描摹现场，如舟曲泥石流事件中當事人Kayne（王凯）的微博成为当时人们获取现场信息重要渠道。这种描摹本身就是基于博主个人视野的一种社会建构。现在的网民则会直接采用手机APP直播+解说的形式在微博上实时性建构现实。

3.对立框架代替维稳框架成为主流

在官方为中心的公共事件现实建构中，维稳框架是主流。这种框架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长官意志下的事件定性（拆迁引发的村民刺死村官案，可能会被定义为普通治安事件）、淡化原因和责任（重事件轻原因；重结果轻责任追究）、强调官方行动（政府措施有力）等。而在微博客时代，渠道多样导致信息和观点的竞争异常激烈，要吸引人必须要有足够的传播亮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维稳框架在这方面先天不足。

取代维稳框架地位的是各种对立框架。如女子地铁吃鸡爪事件，本是个案，却被建构为泼妇骂街，成为大众与低素质者冲突的典型；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被建构为恶警伤人，成为警民冲突的典型。对立框架体现在诸多方面，如在消息源选择上，自媒体叙事往往是以小道消息为主甚至杂以臆想；展示事件时侧重双方冲突，对事件中能引发受众共鸣的只言片语放大化处理（“我爸是李刚”事件即为典型）；建构事件时缺乏客观、宽容之心，不顾现实地苛责当事方，甚至进行媒介审判等。

4.逆向建构不慎会导致颠覆性波动

现实的社会建构，其过程包含三个层次：客观真实、符号真实和主观真实。一般来说，媒体对客观真实的报道形成了符号真实。符号真实并非对客观真实的完全无差别反映，本身就是一种建构。受众则根据客观真实和符号真实，形成自己的主观真实。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微博客中，公共事件的现实建构过程变得紊乱，甚至出现逆向建构现象：一些网民在仅接触一鳞半爪信息的情况下便以主观臆想来推度现实，然后直接利用自己的主观真实来塑造符号真实。比如在成都暴打女司机案中，女司机有危险变道行为不假，也应承担违反交规的后果。但网民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如曾遭遇漠视规则的司机却无法制止），在主观真实的引导下，直接将打人者的违法行为建构为替天行道，美化了暴行，很不妥当。这种逆向建构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比如当客观真实不符合自己的主观真实时，网民往往选择否认或歪曲前者。等事实真相大白，觉得受到愚弄的网民又会大肆攻击此前自己支持的对象。这种舆论的颠覆性波动，促生了今天微博上常见的反转新闻现象。

三、话语博弈：微博客公共事件现实社会建构的本质

传播学者阿特休尔认为媒体是权力的代言人[4]。这话在传统媒体时代合适，但在自媒体时代，谁掌握了媒体谁就掌握了权力，而非有权力就一定能掌握媒体。网络世界中，话语权是最重要的权力，它能直接落实影响到现实。公共事件发生后，微博上各路人马纷纷出动，建构社会现实，其现象看似错综复杂，但本质还是对话语权的争夺。掌握了话语权，就掌握了议程设置权。

“秦失其鹿，天下逐之。”当下公共事件的话语权从政府和官媒手中分散，进入观点公开市场的状态。政府基于社会治理的现实以及政绩考量等因素，建构事实时多倾向维稳框架。而微博意见领袖为吸引关注，扩大影响，往往采取对立框架。对网民来说，社会矛盾的激化，生活中的压力，日常表达渠道的无力，使得微博客变成了泄压阀——这正符合传播学中“使用与满足”理论。在这种语境下，网民们积极参与公共事件社会建构。这种建构有着很强烈的私人化立场，如自己生活中曾遭受就医不公，就可能会将所有医生预设为恶医，那么在传播医患矛盾事件时，其立场也就不言而喻。在社会救济不力时，公共事件当事人常将微博视为维权的救命稻草，叙述事实时往往或歪曲或隐瞒信息，进行偏颇性的现实建构。凡此种種，都体现了微博客中公共事件现实建构的话语博弈的本质[5]。

这种话语博弈的意义有其多面性：一则标志着公共事件描述视角的多样化，有利于立体反映事实；二则社会话语的丰富性和活跃度的提升有利于民意表达；三则意味着公共事件新闻传播中的乱象会频发不休，且去中心化后大大增加了政府治理社会舆论的成本。

四、微博客公共事件社会建构中的传统媒体和政府

在微博客公共事件传播过程中，传统媒体位置颇为尴尬。它不能像部分自媒体那样哗众取宠，而独立调查的结果又未必符合网民期待。它们有时受制于新闻管控，较多依赖官方渠道，因而成为原罪。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发生后，众自媒体和网民先入为主，将其符号化地建构为民众与警察、民众与政府的双重冲突，一时舆论汹汹。黑龙江晨报、央视新闻等媒体以“民警正当履职制服暴徒”的框架来报道，却被视为帮政府开脱。即使央视放出了视频，也被网民视为不实。传统媒体在公共事件中应与官方和网民保持适当距离，尽量坚持专业主义，提高报道水平，要争取做真相调查者、舆论引导者，否则要么变成单纯官方传声筒，要么变成自媒体附庸，失去安身立命之本。

对政府而言，过去的维稳式现实建构方式已然滞后。一味地维稳，对事件定性不客观，对信息吝啬，沟通语气生硬，反会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源头。只有及时公开信息，才能避免自媒体误读；只有不被地方和部门利益绑架，才会赢得网民信任；只有变公文式硬沟通为人性化软沟通，才会得到网民喜爱。同时，对网络谣言要公开证据，迅速有力地辟谣，若只是删帖了事，反而会授人以柄。

参考文献：

[1] （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 （美）塔奇曼.做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3] （美）李普曼.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美）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体[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5] 袁政，谢天勇.突发公共事件下微博中的话语博弈[J].编辑学刊，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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