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秀 峰 陈 文 婷

执政党意识形态符号的编码原理与实践创新*

刘 秀 峰 陈 文 婷

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主导符码，不断遭遇来自协商符码和反对符码的解码压力。意识形态治理的方式是以意识形态符号整合社会思想，获得广泛认同，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成，为普通大众阐释现实和指示未来。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传播转向和治理方式，主要表现为：从宣传到传播的媒介平台转换和从一源到多源的传递模式转换，使意识形态符号治理方式创新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核心价值体系、提升我国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执政党 意识形态符号 编码原理 实践创新

作者刘秀峰，女，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讲师，法学博士（深圳 518172）；陈文婷，女，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4）。

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迫切要求主流意识形态治理方式与时俱进。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的方式，就是以其不断创新的主导符号系统去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在网络新媒体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运用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和传播学在内的多学科视角，在整体的互联网思维中进行符号创新。从线上开始，以线上为基础，再统合线下资源，应该是主流意识形态符号治理方式的新思维和新原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编码，指示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实践创新的目标是维护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课题。

一、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编码原理

意识形态符号的创制过程，按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理解，就是一个符号的编码（Encoding）过程，也是一个为着消费和再生产而进行的符号生产过程。因此，几乎在所有的意识形态符号上，编码都是为着解码（Decoding）而进行的，编码解码总是相伴相生，呈现一个动态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主导符码，不仅包含着主流意识形态符号本身，而且包含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一整套编码规则。在诸多文化符号中，主流意识形态符号指示着主导阶级的文化，占据着文化领导权的位置。

在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线性传受模型中，传者向受众传递信息，受众从传者那里接受信息，因此，传播过程和传播结果不证自明地都是清晰的，并不存在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领导权危机问题。但霍尔的解码理论至少否定了所有传播都是清晰传播的线性假设，用不同受众的情景设定证明了传播也可是以扭曲的，甚至是反向解码的。因此，霍尔的传受模型是非线性的。在霍尔的非线性传受模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符码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会受到来自非主导符码特别是反抗符码的解码挑战，而且它自身在实践中的曲折和失误也会构成自我解码的压力。当然，在常态下，当扭曲解码和反向解码的力量不够强大，或环境条件的变化也不足够大时，解码的挑战并不会导致主导符码的领导权危机，反而有可能促进主导符码的再编码（Re-encoding），从而实现自我更新和自我提升。

（一）编码的可能性。非意识形态符号的编码主体可以是多元的，因为意识形态符号本身不仅是多元的，而且也是多源的。但在一国之内，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编码主体却不可能多元，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符号只可能是由主导阶级或统治阶级创制的。对于主导阶级来说，主流意识形态符号既指示着国家治理的目标，也是国家治理必不可少的手段，更是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资源。相比暴力性的国家机器，意识形态治理的方式是以意识形态符号整合社会思想，获得广泛认同，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成，为普通大众阐释现实和指示未来。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主流意识形态是他们置身其中的符号现实，也是他们通过内在对话、主体间对话去构建心灵和自我最重要的符号资源。

（二）编码的必要性。显然，只有所有的受众都在主导符码之内进行解码操作，才会出现清晰和高度一致的线性传播效果。主导符码才能取得绝对的主导位置，主流意识形态符号也才能取得绝对的文化领导权。但是，在现实条件下，只存在一种符码位置的解码者的假设都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一定时空内总是同时存在着以两种以上符码规则进行解码操作的解码者，甚至，在同一解码者身上，也可能同时混杂着两种以上的符码操作规则。因此，传受关系和由此导致的传播效果无法在一个完全线性的模型中得到简约清晰的理解。大体而言，当全体受众解码倾向的合值是在主导符码和协商符码之间时，主导符码的主导位置发生效应，主流意识形态取得文化领导权。但当全体受众解码倾向的合值是在反对符码和协商符码之间时，主导符码的主导位置出现危机，主流意识形态动摇甚至失去文化领导权。

（三）编码的操作性。在霍尔看来，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并非完全被动的，对编码的解码也不是简单的可逆还原式，而是一个充满了主动性的再生产过程。其中，受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背景制约了这一过程。霍尔假设了受众在解码时存在三种不同的符码位置或立场：主导式（Dominant）、反对式（Oppositional）和协商式（Negotiated）。在主导符码之内操作的解码者，完全依赖某个单一的信息源，并从这个单一的信息源去读取信息的全部内在含义。在对信息所进行的解码中，他采取的是和该信息编码者完全一致符码规则，而这个符码规则受总体性的意识形态的制约。①王健：《受众的再现：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中的大众、精英与公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在反对符码之内操作的解码者，可能不再依赖某个单一的信息源。在对信息所进行的解码中，他采取的是和该信息编码者完全相反符码规则。他会将自己获取的信息按自己的标准进行优选，然后把这些优选的信息在自己所选的框架下去意识形态化并同时再意识形态化。①王健：《受众的再现：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中的大众、精英与公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4-25页。综上所述，意识形态表意符号的编码原则是指：在协商符码之内操作的解码者，在对信息所进行的解码中，采取的则是混合着适应因素和反对因素的符码规则。一方面，他认同意识形态在总体意义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又在一个非总体的意义上去谋求自己独特性的生存空间，使自己因某种局部条件所获得的特权与主导符码协调一致。②王健：《受众的再现：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中的大众、精英与公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4-25页。

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历史分段

作为一套主导性的话语体系，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符号在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都是时代的风向标，为国家和国民提供了长达60多年的政治参照和政治指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编码原则，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社会主义的制度化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归属之上的。60多年来，主流意识形态符号既坚持了其固守的编码原则，同时又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历经变迁，却始终保持了其主导符码位置，并发挥着强大的实践功能。具体而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前改革开放时期 （1949-1978）。这是开天辟地的前三十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致力于建构新中国象征符号。由于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面临着建立和巩固政权的紧迫任务，同时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全方位破旧立新，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在渲染阶级斗争、镇压反革命等专政话语的同时，也把重点放在了新社会制度、新领导阶级、新主人公和新社会风尚等新中国形象的营造上，并向未来勾勒共产主义的理想蓝图。在政治话语之外，文学艺术形成了为政治服务的价值取向，大批量的意识形态化作品被创作出来，配合政治话语完成了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象征符号的首次编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后期，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专政话语升级，逐步压倒了新中国的建设性话语，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化走向极端，固化成少数几个样板戏。

改革开放时期（1979-2012）。这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后三十年。作为对前一时期阶级斗争话语体系的矫正，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自“拨乱反正”开始，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过渡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改革话语体系慢慢成形。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符号具有强大的经济实践功能，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起步和长期高速成长，积累了丰硕的经济成果。同时，改革开放话体系在理想和可能性方面却有所弱化。

创新复兴时期（2013-现在）。这是重建理想、开拓未来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累积的经济成果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创新话语体系开始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向理想和可能性回归。一方面，中国社会处于经济转型期，正完成从模仿向创新的跨越，创新话语已成为社会热词；另一方面，在科学发展观构筑的现实基础上，“一带一路”、“大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气派”一类的复兴话语正大行其道，复兴中国梦正尝试重新指示出中国未来方向。

总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编码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主导位置或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地位，60多年来未曾改变过。从解码的角度看，应该就是因为全体受众解码倾向的合值，稳定在主导符码和协商符码之间，主导符码的主导位置发生了效应。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个合值是一个不变值，只不过是它的变动区间在主导符码和协商符码之间而已，不能排除有合值接近协商符码这一边界甚至短期进入反对符码和协商符码之间警示区的情况。事实上，在前改革开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尾期，由于历史发展导致的语境变迁，都带来了旧的意识形态符号在阐释现实和指示未来上能力趋弱的情形。此时，反对符码的力量会有所增强，提示主流意识形态符号需要自我提升甚至再编码。

图9给出了各状态下尾涡诱导速度分布, 40δ, 50δ状态模型区尾涡强度过小; 10δ状态模型区尾涡强度最大, 但其减小附面层厚度效果却较差. 主要原因是叶片前部气流存在分离, 虽然该状态下模型区尾涡强度最大, 但其距模型区过近, 反而影响其使用效果.

事实上，如图1所示，60多年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发展三阶段史，也可以理解为其符号已经经历的一次编码和二次再编码过程：

图1 三个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编码解码史

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表意符号，因此，“编码—解码—再编码”会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在常态下，由反对符码和协商符码共同构成的解码压力，如果不足以引发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危机，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自我重构或再编码的动力。但当各种因素构成的解码压力，给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带来危机或制造了危机意识时，主流意识形态就有可能启动自我重构或再编码机制。

（一）创新复兴前的验证。前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符号是一种能指优势符号，在事实和理想、现实性和可能性之间有所失衡，具体而言，是理想远大于事实，可能性远大于现实性。所以，其能指优势在时间上就演变成实践劣势，带来意识形态实践的曲折和失误，导致反对符码的力量增加，改革开放的再编码机制启动。与前改革开放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能指优势符号相反，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符号再编码为一种所指优势符号。作为矫枉过正，同样也表现为在事实和理想、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失衡，只是与前改革开放时期刚好相反，是事实大于理想，现实性大于可能性，主流意识形态符号朝实用主义方向有所偏重。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实践在经济等实用主义目标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在指示理想与未来可能性上趋弱，积累了相当力量的反对符码，创新复兴的再编码机制启动。当前，创新复兴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符号正建构成形，一定程度上是对前两个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符号在所指与能指、事实与理想、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不平衡的修正，正以改革开放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符号所指优势、重事实与重现实性为基础和参照，向能指优势、理想与可能性回归。

（二）创新复兴时期验证。今天，除符号自身外，主流意识形态至少还面临三个方面的环境解码压力：1.现实解码。由于现实发展得太快，主流意识形态阐释现实和实践的能力趋弱。在主流意识形态无法覆盖的边缘地带，现实构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码压力；2.媒体解码。媒体正发生着从印刷媒体向电子媒体的全面转变，传播模式相应地正从“点对面”向“点对点”转换，传统的传播模式和手法正逐渐失去效应。3.他者解码。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全球同步传播的格局下，外部输入的各种意识形态与内部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汇合，不断改变着中国社会思想的生态。

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编码原理，以及由此而来的话语重构或符号再编码，从本质上看是要增强自己的符号传播性或象征互动性，既包括对内的象征互动性，也包括对外的象征互动性。而从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结构看，则包括主流意识形态所指的象征互动性和意识形态能指的象征互动性。主流意识形态要保持自己符码的主导位置，一方面要有自我观照的机制和能力，使自己对内能保持主我和客我的象征互动，在不断的自我修正中获得自我认同；另一方面要有吸收非主流意识形态积极面的机制和能力，使自己对外能保持与非主导符码的象征互动，在不断地反馈调整中获得更广泛的他者认同。

三、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治理方式

根据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5W（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模式，对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传播可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分别进行讨论、测试和评估。而这一点，正是在从印刷社会转向互联网社会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与之相关联，应该这也同时意味着一个从印刷意识形态转向互联网意识形态时代的开始。

宣传（Propaganda）不仅是一个舶来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宗教借用语，原指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在天主教以外地区的宣教活动。虽然宣传在19世纪以后逐步演变成为一个世俗概念，在政治领域尤指某种政治目标和政治观点的推广活动，但仍可从它所由产生的原初宣教活动中窥见其特征之端倪。宣传欲征服大众，首先，其所传递的意识形态符号，应该是一个神圣化的世俗之物。即它虽是世俗之物，却要同宗教教义一样具有崇高感和权威性；其次，意识形态符号应该诉诸人类理想，绘制愿景蓝图，对未来生活作出千年承诺；最后，意识形态符号应该诉诸实践，谋求通往理想的现实路径，显示救赎的可能。

传播是意识形态符号冠以“象征互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象征互动”切中的正是符号传播的核心。但传播、互动与政治发生概念交集，在学术界似乎只是最近的事情，与之相关的则是关于一种新趋势——从政治宣传转向政治传播——的描述。显然，意识形态传播也是包含在这种新趋势里的，并且可理解为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不仅意味着作为传播的意识形态会要求新的编码规则，而且还意味着在之前，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以宣传编码规则在寻求社会认同的。如前所述这在主流意识形态所经历过的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完全可以得到印证。

就我国而言，虽然意识形态宣传模式贯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史，但事实上，只有前改革开放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才最接近宣传的本意。显然，前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符号，在能指优势、重理想和可能性方面，满足了政治宣传对于意识形态的符号需求。但意识形态宣传无法完全代替意识形态实践，后者对于意识形态符号的需求，却在所指优势、重事实和现实性方面。所以，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相比宣传，其实优势在于实践。但由于前一个时期意识形态符号在理想性上过犹不及，此时，诉诸现实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符号，在开始的时候沿用宣传的方式也是相当奏效的。只是随着意识形态实践的推进，人们对意识形态符号理想性的需求，再度变得强烈起来。

（二）从一源到多源的传递模式转换

源传递模式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采用的是“点对面”或“一对多”的单向传递模式（见图2），传受关系是主客间关系。对作为客体的“面”或“多”而言，作为主体的“点”或“一”具有权威性。“点”或“一”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信息源，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生产源。由于信息传递是单向的，反馈机制匮乏，作为客体的“面”或“多”无法成为信息源，也无法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编码中。

图2 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模式

多源传递模式是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采用的是“点对面+点对点”或“一对多+多对多”的双向传递模式（见图3），传受关系是主体间关系。对同样作为主体的受众“面”或“多”而言，“点”或“一”作为官方生产源和信息源仍具有相对的权威性。同时，由于信息传递是双向的，建立了弱反馈机制，“面”或“多”亦可成为非权威性的信息源，从而有可能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编码中。在受众内部，受者之间则完全对称地进行着的“点对点”或“多对多”的双向传播。

图3 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

这样，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编码来源从一个变为多个，这使得主导符码不仅可能通过反馈机制归并同质资源强化自身，而且还可能通过反馈机制及时吸纳协商符码和反对符码中合理性的异质资源，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符号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包容性，从而消解来自非意识形态符号的解码压力。

（三）主流意识形态符号治理方式创新

意识形态传播在我国当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创新复兴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编码开始向中国梦的理想性回归时，媒体属性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技术性的革命：从印刷媒体向电子媒体的转变。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所依赖的维持单向信息传递的技术性条件，被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媒体打破了。互联网在技术上保证了双向信息传递的可能，使传播（Communication）、互动（Interaction）开始介入传受之间，政治传播或意识形态传播不仅在技术上变得可能，而且实际上成为现实中的新现象和新趋向，也成为政治和传播两个领域讨论的对象。如同资本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是一种印刷资本主义且在上一个世纪开始转向互联网资本主义一样，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的社会主义也主要是建立在印刷媒体和传统的电子媒体上的，以新媒体为媒介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建构是必须关注的，这正是讨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转向的技术基础。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十二个关键词所展示的正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吸纳能力，充分体现了其符号的包容性，是创新复兴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转向一次标志性的再编码，针对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所指。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由传播生成的，但也同时带来了传播的困难。这是因为，所指的再编码要解决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过程中“说什么”的问题，但在核心价值观确立了十二个诉求点的情况下，“说什么”仍然需要把握两个传播的原则：一个是简单性原则，一个是优先性原则。简单性原则是指，在传播过程中，受众通常无法记住复杂的诉求，而对重复而又简单的诉求记忆深刻。一般来说，在一则被告知的信息中，诉求点最好只有一个，最多不要超过三个。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十二个诉求点要全部记住且印象深刻，对任何一个受众都有一定的难度，何况它的受众还包括相当数量的老者。所以如何简化，是传播中的一个技术性问题。优先性原则无疑是简化的一种方式，它需要在众多诉求中，选择不超过三个诉求点加以重点传播。所以，选择本身会变成优先性原则的重点。那么，如何选择呢？

在政府一边，它应该和“做什么”相关联。意即在特定时间内，政府“做什么”是有选择的。政府不可能什么事都齐头并进，总有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说什么”和“做什么”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时，“说什么”才更有说服力。在受众一边，它应该和“需要什么”相关联。意即在特定时间内，受众最关心的、最需要优先解决的是什么，如果能成为“说什么”的诉求点，则“说什么”会有更广泛的认同。如图4，这个简单的传播结构，以媒体为中介，会带动传者和受众的符号互动，形成良好的会意沟通，不仅传者的意图能更好地传达和贯彻，受众的诉求也能得到满足，因而也能产生更广泛的认同。

图4 “说什么”传受关系图

由于移动互联的高速发展，“人人都有麦克风”、“永远在线，随时互动”已然成为人类社会新的生存方式，似乎更为深刻地印证了关于“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具有象征互动行为的动物”和“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并可进一步导引出“人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动物”。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传播不仅生成了人们的心灵和自我，传播也不断地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自我更新和自我提升。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传播转向和治理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上两个方面：从宣传到传播的媒介平台转换和从一源到多源的传递模式转换。在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治理方式中，“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②《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和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与媒介革命相互适应和共同推进，使意识形态符号治理方式创新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核心价值体系、提升我国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孙艳兰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大学生中传播与认同机制研究”（MYZX20163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