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首次访俄及其汉语现代化探索

2017-07-12汪禄应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常州213022

名作欣赏 2017年23期

⊙汪禄应［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常州 213022］

瞿秋白研究（一）

瞿秋白的首次访俄及其汉语现代化探索

⊙汪禄应［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常州 213022］

瞿秋白首次访俄就结识了“终生的知己”汉学家郭质生，并在他的影响下收集了厚厚的两本汉字改革资料；与此同时，他开始尝试汉语白话语体的多样写作实验和探索，《赤都心史》最早集中呈现出白话散文写作的实验特征，而且还显示出他在白话学术写作上的努力。白话语体的自由运用一扫旧式士大夫的情趣与生活，瞿秋白对汉语现代化的探索也就从这里正式拉开序幕。这时期关于苏俄全国“化除文盲”运动的调查，特别是旅俄华工识字状况的深切体察是他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研制“瞿氏方案”，并全面规划现代化汉语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

瞿秋白汉语现代化两本资料白话写作化除文盲

经过“五四”洗礼的瞿秋白，思想成熟。二十一岁俄专尚未毕业准备赴俄时，他就完全走出了“避世”“厌世”的颓唐和愁苦，而将“改造社会”甚至“以文化救中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其他很多革命家不同，“文化救国”才是他一生坚持的救国思想。后人不无惊讶地发现，“从踏上中国现代革命历史舞台的第一天起，瞿秋白就显露出高度的文化自觉”。换言之，对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途径瞿秋白有一个因为专业（外语翻译）而形成的明确思路。这就是他的社会改造蓝图总是与传统东方文化的重建，与古典中国语文的革新改造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从他在莫斯科时期的工作和努力就看得非常清楚。

一、巧遇郭质生，汉语现代化探索引路人

从1920年12月16日到达俄属西伯利亚到1922年12月21日从莫斯科回国，瞿秋白作为中国特派记者第一次赴俄整整两年。真是机缘巧合，就在莫斯科的生活刚刚安顿好做第一次采访时，瞿秋白就结识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派来的翻译郭质生，两人一见如故。时间是1921年1月底2月初。从此，郭质生便成为瞿秋白“终生的知己”。瞿秋白一度受邀就住在郭质生家里。二人既是学术事业上的伙伴，更是私人情感上的挚友。所以，在《饿乡纪程·十五》中，瞿秋白曾不无自豪地写道：“我们正式的考察调查从那天见美史赤略考夫起，‘非正式的’考察调查也从那天见郭质生起。”郭质生，俄国人，父亲是一位外交官，1896年在中国新疆出生，比瞿秋白大三岁。他原名弗谢伏罗德·科洛科洛夫，因生长在中国，所以有中国名字郭质生。他在新疆度过他的童年，并在那里“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并精通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国语”，1920年考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部。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教书十五年，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过。1936年编纂《汉俄字典》，之后还翻译过《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论语》《孟子》等，是苏联一位重要的汉学家。1979年去世，终年八十三岁。

一个母语为俄语，但非常熟悉和了解汉语与中国文化；一个母语是汉语，但在研习俄语，渴望更真切地熟悉和研究俄罗斯文化。他们两人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勉励。可以说，是郭质生，这位汉语通，这位俄国挚友，帮助并促使瞿秋白在苏俄迅速成长起来，有关调研工作也做得得心应手。无论是政治革命方面，还是在文字翻译和学术探究方面，瞿秋白都能从这位异国知己身上感受到同志、朋友的温情，汲取到工作的力量、灵感和智慧。《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留有很多他们一起生活的印记。在《赤都心史·十一·宗教的莫斯科》中，瞿秋白曾详细地记录自己在郭质生的引导下去观摩俄罗斯教堂大礼拜的过程。对于瞿秋白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俄罗斯民众心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认知过程。作为欧洲的俄罗斯，拥有希腊教堂的传统仪式；但是从其民众心态来说，却笼罩着浓厚的东方文化气息。所以，当郭质生问起他对基督救主庙——莫斯科最大教堂的观感时，瞿秋白直言不讳地感慨说，这“仿佛不在欧洲”“希腊教仪式竟和中国道教相似”。可以说，当在俄罗斯文化中发现很多中国影响、中国元素时，他便从俄罗斯社会革命成果即刻联想到中国革新、改造的希望。瞿秋白对中国文化状况、社会改造的关切，也由此具体体现为对中国文字状态与民众识字程度的关切。《赤都心史·十一》里就记载了俄国革命给俄国民众识字教育带来的巨大改变以及他对此种现象的独到分析：“然而革命前俄国人民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识字，如今识字者的数目一跃而至百分之五十。”他分析到，1917年发生的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给俄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就有俄国民众的识字状况、文化教育状况的剧变。这样的剧变，给瞿秋白带来了惊喜，也不乏忧愁。惊喜的是革命给民众带来巨大的文化和精神实惠，忧愁的是字母苏俄这样的剧变在汉字中国恐怕很难产生。然而，在俄国革命与新俄社会“考察调查”中，有关文字与民众识字状况等方面的内容，瞿秋白的收获还是不小的。其中，在汉学家郭质生影响和帮助下收集到的中国文字改革的资料就相当丰富。据了解，从1921年年初结识郭质生到1922年年底随陈独秀回国近两年繁忙的工作时间里，他收集了厚厚的两本汉字改革资料。

对于这些资料，瞿秋白是珍视的，郭质生亦非常重视。但是，1922年年底回国时，瞿秋白并没有随身带回国内，而是“存放在郭质生家里”；待他1928年第二次赴俄，又是郭质生主动为瞿秋白送来寄存在他家的这些研究资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现象。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可以做如下三方面的推测和研判。

第一，汉字改革，作为中国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的必然。这是那个时期凡是主张中国社会革新改造的人们的共同信念。时至今日，历史上最激烈、最鲜明、最彻底的文字改革言论，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标举出来的。在瞿秋白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急切地期盼早日实施这项革新？顺历史潮流而动，是瞿秋白这样的新型知识分子最坚定的立场。这一点，1919年的《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一文阐述得何等明白、何等清晰、何等透彻？他说：“这一次中国的失败，失败在哪里？就是失败在中国人没有坚毅的志向和明晰的智能，不能组织一良好的社会去迎合世界的潮流，建设一巩固的国家，去迎合世界的现势。”跟上世界潮流，与世界接轨，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文化事业都有其必要性。

第二，汉字改革，不是一蹴而就，而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设计。必须从长计议，现时能够做到的就是尊重现行汉字制度。特别是对已然掌握了这套符号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汉字的情感依恋是不可随意粗暴干涉的。这一点，瞿秋白是有清醒认识的。这时的他，也只能做点收集材料的工作，而不可奢谈其他。1921年12月19日，他曾在《赤都心史·三五·中国之“多余的人”》中这样写道：“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然而我自幼倾向于现实派的内力，亦坚固得很……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文字改革尤其如此。

第三，汉字改革，瞿秋白一直都有对俄罗斯人，特别是对郭质生等人的期待。就这个百年甚至千年大计来说，他所有的工作差不多都是在俄罗斯人的影响、指导和期盼下完成的。没有俄罗斯人的影响、指导和帮助，作为一个年轻的驻外记者，应该说，这时的瞿秋白对此很难有太多的想法。而对于俄罗斯，对于俄罗斯的郭质生们，他是有很多期待的。这只要读读1931年3月他给郭质生写的一封信，就知道了：

你收到我们的邮件没有？一次——《国语罗马字读本》；另一次——《小说月报》四本。在这封信里，附上刊登在《申报》上的有关成立“中国语言文字学会”报道的摘录。倘若你有兴趣以你本人或某个团体的名义和这个学会联系，那么我就可以通过你提出我们主张的方案，用它来批判南京官方的草案。

这的确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一方面，郭质生等人影响、帮助他，使得他有了汉字改革的想法以及为之努力的材料收集工作；另一方面，这些材料最终能否发挥作用，当时的瞿秋白看的应该主要还不是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俄罗斯人，是郭质生他们。所以，便有将这些汉字改革资料存放在郭质生处、六七年后再由郭质生交还给他这样的事情。

二、实验随感录，白话学术性写作开启者

对于汉字改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在胡适白话革新的意义上，对白话写作做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这是瞿秋白从“五四”后不停歇的努力。如果说，瞿秋白的现代白话写作在北京时期、“五四”时期获得了初步成功，那么，在莫斯科时期，在十月革命的赤潮感召下，他的这种现代语体写作则得到了更扎实的锤炼。他似乎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尝试现代语体的多样写作实验和探索。也就是说，他由文言白话语体的成功转型迈入白话语体条件下文体多样性的实验和探索了。实际上，瞿秋白对中国汉语现代化的自觉探索，也就是从这里拉开序幕的。

瞿秋白有关现代白话文体的探索和实验最早集中表现在《赤都心史》的写作上。《赤都心史》是在莫斯科记述的访俄“所闻所见所思所感”，是继《饿乡纪程》之后第二部“随感录”集。随感录，与英国的Essay比较接近，是“五四”时期最早出现的一种散文。该文体由《新青年》首倡，后来瞿秋白他们创办的《新社会》旬刊等还辟过“随感录”的栏目。从内容与情致上看，《赤都心史》与《饿乡纪程》一样，都是青年瞿秋白的成长记录，二者并无二致。然而，在写作的意图上、在书写的技术上、在对自己文稿表达效果的追求上，《赤都心史》展现出与《饿乡纪程》几乎完全不同的样式。如果说，《饿乡纪程》是一个终于从逼仄的小城镇走了出来、奔向广袤原野的青春少年，他兴奋、他狂喜、他对向往已久的理想圣地充满着无限热望，所以纵横驰骋、奔放不羁，行文少有拘束，篇幅较长；那么，《赤都心史》就像一个从乡下来到大都市落脚扎根的青年，一切想按规则行事，事事都要做得有板有眼，每个动作都想完成得讲究、出彩，让大都市的人也能感受到乡下长大的外省人也有其独特的风采和魅力，所以篇幅虽不长，但篇篇都讲究章法，追求独特的形式设计。瞿秋白一到莫斯科，其写作就有这种特别强烈的规则归属感。他在《赤都心史》里展现出一系列现代写作的“规则”“讲究”和“章法”。通观这部四十九章近十万字的随感作品，可以看出，瞿秋白至少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实验和探索。

第一，本质揭示的清晰

《赤都心史》几乎每章都是围绕一个话题进行“现象”与“本质”两个方面的探索和呈现。比如第一章《黎明》，第二章《无政府主义之祖国》。前者的话题是“人类的文化艺术”，后者的话题是“俄国无政府主义”。围绕这两个话题，瞿秋白首先做了精心的描绘。前者是一种比喻性的关于“夜色”的形象描述，后者是一个关于“人物葬礼”的具体实态描写。前者由“夜色”的变换写到“曙光”的喷薄，喻示并祝福“无产阶级文化”的升起和壮大；后者以“葬礼”的喧闹昭示死者所代表的“主义”已遭淘汰这一事实。但所有这些描写重点只是给读者提供艺术画面，展现汉语独特的、古典的蕴藉美。在两章描写的后面，都用空行的形式引出它们各自的第二部分，也就是有关画面的“本质呈现”，即评论部分，展示现代汉语的理性评判力量。这就是瞿秋白设计的所谓“两段式”。这里的议论和评述虽然与前面的画面描述“隔开”，但二者相互辉映，相互补充，充分展现出瞿秋白现代“随感录”的独特设计和艺术探求。

这种将描写和议论空行隔开，画面本质单独呈现的做法差不多有一二十章。除这种形式之外，《赤都心史》还交错出现了以下三种结构：（1）一体式，不隔开了；（2）三段式，两次隔开，层次有区别；（3）诗歌式，完全是诗歌形式的展开了。瞿秋白的这种空行与一般诗歌的空行分节，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第二，描写笔墨的多样

《赤都心史》的每一篇差不多都有非常精致的描写。这种描写笔墨所展现出的多样性，令人眼花缭乱。有时它如南朝诗歌的艳丽华彩，有时竟有明清文言小说的出奇制胜，有时像是中国小品文的娟秀细腻，有时又似西方史诗的波澜壮阔。下面是第三十章《赤色十月》开头的描写，很像是电影脚本：

第三电力劳工工厂——旧时的奇纳摩工场。

十月革命的纪念。工厂中人集合无数……晚会。劳动神圣的工人，他们所见所受已不少了：凶恶的哥萨克驱逐工人，风暴似的罢工运动，势不相敌的对垒争斗，今天却有多少人庆祝他们来，——十月革命，——职员，工人，家族，一群一群往工厂里去。

这里，很多句子都是一些名词和名词性短语的排列。这些描写文字给读者产生的感觉是：各种讯息一下子汇集而来，目不暇接——十月革命着实是一个亿万百姓为之感奋的历史事件，涌动着一浪高过一浪来自社会底层前所未有的澎湃力量。

第三，评论文字的专业

《赤都心史》无论是社会批判，还是思想批判，都在展示一种努力，一种极力展现批判和评论专业性和学术性的努力。在瞿秋白的白话文体探索理念里，科学、理性地评判世界、阐释人生，是现代白话区别于文言写作最基本的特点。第三十二章《家书》一段一百六十二字的讨论，使用的专业术语就有十多个，包括单音节的“士”、双音节的“阶级”“特权”“智力”“剥削”“破产”以及多音节的“工作者”“孔教徒”“体力劳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智识阶级”“资产阶级”等。如此密集的现代学术专业词汇组织的讨论，这是过去的文言写作不可想象的。

然而，结合见到的社会现象做这样学术味极浓的专业讨论和分析，这在《赤都心史》中差不多俯拾即是。

第四，话语性质的共融

中国古典诗文写作大约与士大夫朋友间诗文酬唱的习俗传承有关，大体多为私性交往。借助于社会传媒或者说公共话语渠道，表达作为知识分子个体对社会的认知、意见和建议，这种言语行为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在语用形态格局上的重要区别。高调、积极、主动地建构公共话语，让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讨论有共同遵守的话语规则和话语体系，这是莫斯科时期瞿秋白现代白话写作的一个极其明确的理念追求。即使像“随感录”等非纯粹学术讨论，也都不放弃这种努力。事实上，在写作中，瞿秋白总是将自己个性的观察、感受与公共的讨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力图使《赤都心史》成为一种“学术沙龙”性质的“文化笔谈”。且看第三十四章《生存》。这是一篇极具现代意味的作品。话题说的是人为了多得一些利益，争说讹言假话。文章描述一个梦境，梦里一只白猫痛快淋漓地训斥“人”的这种虚伪、奸诈，认为“人”极其“可耻、下贱、混账”。全篇自始至终安排的都是一个很私性的话语语境，比如“我一人坐着，呆呆的痴想”，比如“忽然听到有人在背后叫我。我吓得四周看了一看”，比如“我再也忍耐不住了，站起来要去打他”，都是亲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私话。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私话语境中，讨论的竟是一个严肃的公共的人性话题、一个通常在公共语境下才得以展开、得以深入的哲学问题：人总以“讹言”来换取“便利”，以“奸计”去赢取“多得”。为了加强讨论的学术味与公共性质，文章使用了“人”“非人”“兽语”“存在物”以及“本能”“欲望”“主观”“环境”等专业用语。

早在俄专读书期间，瞿秋白作为北京大学生就写出了《不签字后之办法》《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等相当专业的关于公共话题的专论了。前者讨论的是一个外交问题，后者探讨的是国民性问题、中国人的觉悟程度问题。这些文章都有非常强的公共性、专业性和学术性。来莫斯科后，这种带有浓厚公共性、专业性、学术性的文字自然越发多了许多。除了《赤都心史》这部文学艺术性与学术专业性紧密融合的文字外，还有两部专著。一部叫作《俄国文学史》，介绍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一部叫作《俄罗斯革命论》，是有关俄国社会制度的专业著作。它们都是纯粹的学术探讨。从现存《俄罗斯革命论》中的一篇《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不难发现，这部专著并没有多少具象的描述文字，也没有多少文学美感的追求，而只有纯学理的推断和阐述了。下面是这篇文章开头的一个片段：

劳工社会党之党纲策略，能根据于科学的社会主义自此始。每年大会之上举出所谓总会以任执行。马克思为其领袖；后来因各国经济现象之不同，国际之内自起分裂现象。——巴枯宁派之无政府主义者，法意等罗马民族的代表最多，都反对国际内部之集权了的组织；等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于是第一国际亦随之瓦解。然此“国际组织”之宗旨已经借此深种于劳工运动之中；“取得政权”之党纲，更成社会党之标帜。

一眼就可以看到，与《赤都心史》不同了，这里全篇没有一个地方在做具体细节、场景描写，找不到一个句子里有画面形象，作者是在进行非常专业、非常集中的关于社会事件“第一国际”成因的叙述和评论。可以说，实验和探索现代汉语在现代学术中的价值和意义，是这时期瞿秋白非常明确的白话文体写作尝试。可以说，《俄国文学史》《俄罗斯革命论》是中国最早的白话学术专著，无疑这样的写作是由《赤都心史》的随感录开启的。

三、调查新文字，汉字拉丁化改革第一步

纵观瞿秋白在莫斯科时期的语用状态、语言生活，不难发现：一方面，新俄的异国社会环境促使他不停歇地在进行现代白话的探索；另一方面，中学时代，特别是黄陂周家那里所形成的对古典诗文的迷恋似乎变得烟消云散了。检索这两年瞿秋白所留下来的文字，很难找到多少古典诗文作品留存。白话语体的自由运用一扫旧式士大夫的情趣与生活。应当说，这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而是基于社会发展趋势的积极考察而产生的一种言语自觉及其语用转型。瞿秋白自身的这种自觉转型是他日后策划和发动“文腔革命”为基本目标的“第三次文学革命”，创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行动基础和自信源泉。可以说，正是在这种言语自觉的思想前提下，瞿秋白在这期间开始了前述汉字改革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这两本“汉字改革资料”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因相关档案材料的丢失散佚，后人很难做确切的描述和介绍。但是，根据现有的相关线索，特别是对他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等改革方案和《新中国的文字革命》等汉语现代化系列论文的检索和探究，可以做如下推测：（一）瞿秋白这时期很有可能做过有关汉语基本概况的调查。比如，汉语方言语音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调查；关于汉语“字眼”音节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的调查；关于汉字笔画繁复情况的调查等。（二）瞿秋白很有可能对中国人掌握汉字的实际情形做过调查。比如，多少比例的人完全不识字；多少比例的人能够自如地使用现有汉字；掌握最基本的汉字量通常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等。（三）瞿秋白在郭质生的帮助下做过苏联扫盲运动，特别是阿塞拜疆拉丁化“新文字”为起点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拉丁化运动”情况调查。比如，多少比例的人属于能读会写的；通常多少时间就能掌握“新文字”的阅读和写作；识字状况对于革命与社会发展的意义等。

上述这些推测，最有意味的当为“苏俄拉丁化运动”及其实绩的状况调查。瞿秋白首访苏俄的两年正处苏俄这场语文现代化运动的“起始期”。到他第二次赴苏的1928年，苏俄拉丁化运动便渐入佳境，走向高潮。然而，就在起始期，瞿秋白作为记者的敏锐嗅觉对于苏联的民族文化政策、对于列宁“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文化革命指示、对于阿塞拜疆为代表的拉丁化文字改革方案等，一定是有很好的调查、学习和领悟的。根据倪海曙的研究，十月革命的苏联，全国一百多个文化低落的民族中，有的没有文字，有的只有木刻记事的文化。然而，革命后的1919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就发出了由列宁亲自执笔的“化除全国文盲令”；1920年，“化除文盲协会”成立，具体探讨实行各民族文字“拉丁化”，即用最具国际性的拉丁字母创造各民族文字，拼写各民族语言；1921年，苏联政府动用204亿卢布、770吨纸张来化除全国文盲，同年第一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由“新土耳其字母委员会”在雅克托正式发布。到1931年，苏联境内实行文字拉丁化的民族达到五十九个。其中很多民族都将需要学习十年到十五年才能自由读写的阿拉伯字母转为拉丁字母。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通讯和信息条件下做这样的调查以及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耗时耗力，而且前景一时也难以看到。不过，他的特派记者工作，他的对苏俄国情、苏俄革命、苏俄文化的调查，为他这方面的企图和努力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前文所述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民众识字教育状况的调查，对瞿秋白的触动是很大的。然而，他来到莫斯科十天之后在全俄华工大会所遇到的华工生活状况才是他最初的心悸和不安：虽然穿着体面，可这四万多欧俄华工的“近两百”名代表中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实在少得可怜！可以说，正是在这些事实调查，特别是在苏俄的这种真切体察，才让瞿秋白开始萌发起筹划中国汉语字母书写方案这一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雄心壮志！也正是基于这些基本材料、基本事实，才使得他从赵元任“国语版”汉语字母书写方案的吸收与批判出发研制出他的“普通话版”书写方案——“瞿氏方案”。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瞿氏方案”以及以此为基本内容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汉语现代化规划建设蓝图，将中国近代以来的语文革新事业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套方案具有极其鲜明的基层服务方向。而这一方向的确定无疑是与瞿秋白的上述实情调查和深切体察分不开的。

关于拉丁化文字改革的缘起和初衷，瞿秋白当年一段简短而又激情四溢的记载提供了另一个视点。那是在第三次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作为中国记者与列宁有过一次短暂的个别交谈，并且还当面得到了这位世界领袖有关东方问题的直接意见。1959年郭质生在给杨之华的信中对这一情况做过更为具体的描述。郭质生极其诚恳地说道：“这一次会议上，秋白与列宁见面的次数比他在书上写的次数还多。列宁建议他研究中国文字的拉丁化革命问题。秋白就应用列宁的指示，在第一次到苏俄时就着手研究汉字拉丁化问题。第二次到苏联继续研究这个问题。”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瞿秋白汉语现代化探索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来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直接关心、激励和支持。

四、结语

瞿秋白倡导的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的文字改革运动”，也是 1949 年后“文字改革运动的先导”。拉丁化新文字还从1941年开始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治下陕甘宁边区的法定文字，具有与汉字同等法律效力。但瞿秋白汉语现代化的探索不仅仅在文字改革上，而是汉语本身在内的全面规划建设。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探索都开始于他首次访俄期间，其中成果最为显明的无疑是汉语白话语体的多样写作实验。

①汪禄应：《瞿秋白的文化观》，《淮阴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34页。

②③⑥⑦⑪⑮⑯⑰㉑㉒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第103—104页，第142页，第142页，第219页，第114页，第203页，第 214—217页，第102—103页，第161—162页。

④⑤㉓瞿独伊：《瞿秋白与郭质生》，载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编：《瞿秋白研究文丛（第四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第229页，第231页。

⑧⑨王铁仙、刘福勤：《瞿秋白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页，第336页。

⑩⑲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第486—487页。

⑫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28—329页。

⑬但等到1928年第二次赴俄，看到赵元任他们的“国语罗马字”作为国家方案已经出台，瞿秋白汉字改革的信心、决心和勇气就大大增强了。虽说对郭质生他们仍有不少期待，但此时已非同当年。所以，瞿秋白1929年2月、1929年10月和1932年12月连续推出了三个版本的“汉语拉丁化方案”。

⑭汪禄应：《瞿秋白青少年时代的语文生活》，载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编：《瞿秋白研究文丛（第七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253页。

⑱瞿秋白：《俄罗斯革命论》（又名《现代的俄罗斯》），完成于1922年。

⑳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概论》，时代出版社1949年版，第103—104页。

㉔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叶籁士文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版，第92—93页。

作者：汪禄应，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