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艺舟［集美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21］

——顾城诗歌中的浪漫倾向和死亡意识

⊙廖艺舟［集美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21］

顾城作为朦胧派诗人的代表，用纯真的心灵描摹诗境，构筑了一个为后人称道的童话世界。但同时，他对现实的态度却是逃避和游离的，他将身体和心灵都抛向异乡，渴求活在“别处”。相信梦幻、相信童话的背后，实则是顾城与生俱来的深重的死亡意识，是他对自由意志追求无果的终极选择。

顾城 童话诗人 生活在别处 死亡意识

崛起于中国诗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派诗人群体着力于以心发声，诗歌不再作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其带来的新的审美意识和情感体验冲击了民族文化沉积的稳定惰性。顾城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以《一代人》成名，那句流传甚广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某种程度上他写出了一代人的心声，也成为“一代人”的代言人。但顾城与同时代其他诗人相比又风格迥异，其纯真无瑕、满溢童话幻想的独特人格，营造精神净土的诗体特征，乃至黑暗避世的死亡意识，都使他成为朦胧诗人中一面鲜明的旗帜。

一、自然美学与童话天国的构筑

顾城的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用独特的方式表达对时代、人生反思的诗歌，比如《一代人》《远和近》等；一类是具有探索倾向，受到争议较多的诗作，如《弧线》《远近》等；一类就是广受好评的、富有童话色彩的诗歌。顾城宣称：“诗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我也有自己的梦，它不仅仅是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他用孩子般的声音，构筑属于自己的童真、纯美的“天国”。舒婷曾赠予他一首《童话诗人》（节选）：

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以纯银一样的声音/和你的梦对话/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很大很大

这个世界，显然比沉重的现实世界来得更为梦幻，顾城将与其理想相符的真、纯、美浇灌入诗歌，有了这个纯真的天国。这里远离尘嚣与世俗，有更自由的空气和更和谐的万物关系。这里黑色的眼睛看到的都是彩色的。

帮助顾城构筑童话世界的，是他与生俱来结合长期观察形成的“自然”意识。诗歌是内聚焦艺术，真正的诗人是灵魂的窥探者。顾城有着比常人敏锐得多的触角，也更深刻地揭示了灵魂深处的记忆。

最初也许只是缘于一个孩子对于自然的热爱，或者说相比于成年人文化人，与自然更深的相通。六岁的顾城曾口述让姐姐记录，寄一封明信片给父亲：“星星在闪耀/月亮在微笑/我和姐姐呵/等得爸爸回来了”。这或许是顾城最早的诗了。而在“文革”期间，顾城对“自然”是一种“被认知”的过程。1969年，顾城随父亲顾工前往山东，过了五年乡村生活。这一段经历使顾城留下了大量的诗歌，读者看到的是星星、紫云英、蛐蛐集合的地方，雨后的松塔、桑葚、钓鱼竿、白云、风筝，一切纯洁干净没有任何污染，一个纯美理想国度。但真实的乡村却是一个叫“火道”的村子，没有田野和草原，只有暗色的茅顶、土墙和漫无边际的荒滩。

诗歌总是存在于现实与理想的夹缝，顾城凭着对“纯净的美”的信仰，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超越真实自然的“自然”，但事实上与之同时，也萌生了反文化的潜流。

二、“逃避”与“返乡”——生活在别处

顾城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从不和谐，相反一直是紧张与对抗。“我要修一个城，把世界关在外面。”这恐怕是顾城心声最好的写照。他在《化石》中如是阐述：“因为厌恶/我长久地睡着/草木发涩的根须/把我缠绕/只有我/不会萌发”。因为厌恶，所以选择逃避，选择不睁开眼睛。“闭上眼睛，世界就与我无关。”

和顾城的天才诗艺相比，他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总是疲乏无力。现实生活给顾城的总是紧张感与压迫感，他选择的是逃避。有观点认为：顾城的一生就是一次仓皇的出逃。譬如《我要走啦》，虽然从内容上更像一首孩子气的爱情诗，却也暴露了顾城的内心写照。他不止一次说着“我要走啦”，去一个童话般的仙境，奔向“绿雾茫茫的天涯”，再无限制他的罗网。和所有诗人一样，顾城也会期待一片陌生的土地，期待“别处”，他说“人的生命里有一种能量，它使你不安宁”（《筑一座小城》），使得顾城不安宁的能量正是他对“别处”的渴望。

顾城有两个“逃向的地方”：一个是异乡，一个诗歌。两者共同形成他时常抬头仰望看到的那片“天国”。分别对应的即是物理空间的迁徙和心灵世界的写作。

最直接的逃离是身体的迁移。顾城的一生从未在一个地方久居，他从城市逃向乡村，又从乡村逃向城市，从祖国逃往异乡，又从大陆逃向海岛。他四处游走、讲学，似乎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地方，一个自然的居所，可以让他安放灵魂的慰藉之地。

在精神创作领域的表现上，顾城逃向了他的诗歌国度，即是前文所述的“童话天国”。但这种受逃离驱使的欲望，并非是纯粹无邪的向往，就使得顾城在童话世界的构建之下，始终抹不去一股“存在焦虑”。第一，他诗中的困境是一种“先天的焦虑”，他的黑暗、荒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能量，是属于在“文革”暴风之下，凸显的“集体潜意识”。第二，他的存在焦虑又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构建矛盾的。在这种精神困境中，顾城始终和自己进行着殊死搏斗。本能力量黑暗虚无的存在体验，“文革”式的精神困境，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又要求一个完美的自我，这些元素无法并容，相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分裂涡流，共同导向了顾城最终的“死亡意识”。

三、“非童话性”的死亡意识和顾城之死

阿尔瓦雷在探索艺术与自杀的关系时，曾经提出两类自杀的类型。一类为“极权主义艺术家”，指艺术家因为非人的压抑的外在社会体制而选择自杀；另一种类型是“极端主义艺术家”，指具有内在自毁力量的艺术家。顾城则是两种类型的结合，既有来自外界环境的压力，也跟自己的内心因素有关。

心理研究分析称，痛苦的童年体验比愉悦的童年体验更能影响作家的人格塑造。痛苦的体验会让人更擅思索，心性更为敏感。据顾城的父亲顾工在《顾城和诗》中的回忆，对待“文革”中的暴力，顾城表现出来的行为也比其他人更强烈过激。他向内心世界的逃避，不仅没有使他的恐惧得到释放，反而将残忍和凶狠的印象烙刻在了他的潜意识里。

“死亡”可谓是一个永恒的文学话题。自杀是一种自我选择的死亡，对是否自杀做出自我选择，才是哲学意义上的死亡命题。决定自己的生命是否继续存在，才是一个人自我存在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对生命本体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不提倡死亡，在西方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受基督教文化浸淫深厚的西方死亡意识不但看轻生命，更觉得人在世罪孽深重。事实上在中国现当代诗人中，几乎没有人像顾城一样，终其一生都在执着地关注、表现、探索死亡这一终极命题。

究其原因，其一是死亡恐惧。顾城的散文里曾写过，他小时候看见白色的墙就觉得很恐怖，因为人死后就会变成土，土又会被刷成墙。也只有诗人文者，才能如此早地生发对死亡的想象和恐惧。其二是死亡本能。按弗洛伊德的理论，人与生俱来就有对死亡的本能崇拜，是一种自发的心理及生理冲动。只不过在艺术家或者哲学家群体中，这种冲动更容易被放大。这放在顾城身上是很合适的，顾城中后期的诗歌尤其表现出一种对死亡体验的偏爱、依赖乃至陶醉。与现实世界的巨大隔膜，内心的虚无黑暗，让他感到生命的价值无处得偿，生命的自由无从实现。

在《顾城诗全集》中，提及死亡的诗有数百首之多，而且仅以死亡或与死亡相近的事物命名的也有几十首，如，《火葬》《永别了，墓地》《假如钟声响了》《丧歌》《我把刀给你们》《往世》，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顾城对死亡的预演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还包括他的仇人：他爱的人和他恨的这个黑暗虚伪现实世界。换言之，在他看来，他不仅仅要做自我的拯救，还要通过向所有人类的堕落的本性复仇来拯救这个世界。“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凶手／爱／把鲜艳的死亡带来”（《我把刀给你们》）。爱和恨的对象都是杀害自己的凶手，自我死亡的预演中也就闪烁着刀锋的光泽。顾城用自己的死来证明自由的真理，并昭示现实世界生存逻辑之恐怖。他选择自杀也是为了向世界复仇，他要遁入永恒的天国，沐浴神圣纯净的光辉。

最终，他将自己抛向激流岛，让自己的生命随激流陨落。

总之，通过对顾城诗歌中“童话”和“死亡”的分析，可以透过顾城复杂的精神困境看到黑暗和虚无的本质。顾城从本质上看是位极度悲观的诗人，而不仅是纯真的“童话诗人”。在顾城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背后透出的是对人性的绝望和深度的悲凉感。他试图以死亡这种最为极端的方式来肯定“生”、肯定存在，从而把强烈的存在感注入广大而寒冷的“虚无”之中，最终融化这“虚无”，但正如蜜蜂为了自救而必然随着刺出那唯一的一根尾刺而终于丧失生命，顾城选取的“死亡”这一自救方式正是他的那根“尾刺”。

[1]麦童，晓敏.利斧下的童话——顾城之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顾城.顾城诗全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4]程烽.远逝的童话——评顾城的诗歌特点[J].黑龙江史志，2009（24）．

[5]苏英姿.为“梦”而生——顾城的诗歌创作[D].华东师范大学，2010.

作 者：廖艺舟，集美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主修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