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欣茹［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浅谈苏珊的叙事在《福》中的必要性

⊙江欣茹［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鲁宾逊漂流记》是笛福现实主义的一部力作，成为西方理想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经典代表。而库切以小说的形式，通过改变原故事的叙述者，向殖民主义发起了有力的冲击。

现实主义 权力 殖民

库切的《福》是对18世纪英国作家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改写。值得注意的是在库切的笔下，故事的叙述者变成了白人女性苏珊·巴顿。本文将从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质疑、二元结构的破坏两个方面来讨论库切将叙述视角转换为苏珊·巴顿的必要性。

一、质疑传统现实主义

作为18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鼻祖，笛福在创作上将逼真视为他的首要原则。在《鲁宾逊漂流记》中，笛福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以回忆和日记体相结合的形式来展现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生活。序言中，叙述者说：“编者相信，这部自述是事实的忠实记录，其中绝无虚构之处。”而我们知道，《鲁宾逊漂流记》取材于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赛克科叛变后遭船长遗弃至安菲南德岛上，四年四个月后获救却忘记了人类的语言，几乎成为一个野人的故事。但显然，在笛福笔下，鲁滨逊成为一个个人主义英雄，与原本的故事结局大相径庭。毫无疑问，这只是为了让小说看起来更加真实的一个手段。

库切把现实主义称为“物质世界幻觉说”，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并非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而是一种权利的建构性叙述。而《福》讲述的不正是在殖民环境下，谁有资格讲故事以及讲什么样的故事吗？小说的第一章，讲述了苏珊对落难后漂流到孤岛与鲁滨逊、星期五共同生活的回忆；第二章是苏珊写给福先生的信件和便条，描述她和星期五在伦敦的遭遇；第三章则是苏珊的内心活动和她与福先生关于小说的争论；第四章是不明身份的叙事者描述了类似梦境的场景。

与《鲁宾逊漂流记》（以下简称《鲁》）相比，不难发现，第一，在故事情节上，《鲁》的情节安排是完整的，而《福》中的荒岛故事不仅版本众多——包括了苏珊的、克鲁索的、失语的星期五的、福先生的，以及站在背后的库切的，并且都支离破碎（而可笑的是，最为完整的却是处在荒岛故事之外的福先生的）。荒岛故事是小说议论中的主题，而故事的真相却扑朔迷离。如果将《福》看作是《鲁》的前传，我们知道荒岛故事有许多版本，但是故事最终却以《鲁》的形式出版并流传下来。

第二，《鲁》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是清楚明白的。从表面上看，《福》的故事也是从荒岛开始，但是请注意，第一章其实是苏珊的回忆，这样的叙述其实是发生在苏珊与福先生第一次相见之后，而故事最终也并未走向结束。在库切的开放性结局中，第四章的第一句是这样的：“The staircase is dark and mean.”（Foe，59）这与第三章的开篇第一句内容相同，只是时间改成了现在式——这个故事已经成为过去，无论是苏珊、克鲁索、船长、星期五，还是福先生，都被投入到历史的洪流中去审视，而这样审视的历史不会有结束，只会成为一个开始。

第三，《鲁》隐瞒了叙述者和叙述行为的存在，造成了故事自己在进行的幻觉。而在《福》中，读者可以直接感知到叙述者苏珊，跟随她的思想去感知故事，而在与福先生的对话中，她的论述甚至是关于叙述行为本身的。由此消弭了小说中真实和虚构的对立关系，也缩短了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第四，《鲁》的思想表达逻辑十分清晰，主人公鲁滨逊的每一次行动都蕴含着那个时代英国对理性、权利、未来的追求，也时刻在昭示着笛福对积极理性的精神与追求财富的认同，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与海外殖民地建立的拥护，而《福》中，苏珊却在他者的映照下不断地进行自我审视，时时刻刻处在内省的状态中。她个人的立场也随着她身份的复杂性不断地摇摆着。

从苏珊的个人叙述中，可以看出苏珊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首先，她的荒岛经历是建立在她个人的有限视角中的，造成事实和事件轴上的不充分报道；其次，如同库切在《双角：随笔和访谈》中提到的：“历史可以是……再现的过程，但对我来说，感觉它更像是一种引而再现的力量。在那个意义上说，它是不可再现的。”这一点苏珊本身也有意识，她曾对克鲁索说：“你已经忘记了太多事，随着日子的流逝，你只会忘记更多！忘记并不可耻：忘记是天性，就像年老和死亡一样自然，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生命会失去它的特殊性。”（福，13）再次，苏珊的记忆是经过她个人情感色彩加工过的，或者说，是经过她的意图选择之后呈现出来的。苏珊曾说，克鲁索是岛上的专制帝王，认为她生活在他的屋檐下，就必须遵守他的命令。而显然，苏珊并没有遵守克鲁索关于必须劳动和不要去岛另一边有猴子的地方的命令。而在她极力劝说克鲁索想办法去书写自己的小岛生活时，面对克鲁索的漠然，苏珊却一再地说：“我不希望和你争论。”（福，13）而她几乎全程都在自说自话。即使在自传中，作者要保持完整的叙述，也一定会对记忆进行筛选，选择忘却某些事情，以便把回忆的片段构建成他/她认为本该如此的样子。“谁能够书在笔移动的每一个时刻他都是真实的自己？此一刻他可能是他自己，彼一刻他可能仅仅是在杜撰。”苏珊一直试图去探测别人——探测克鲁索的荒岛生活，探测星期五舌头的真相，探测福先生的写作，又在这些过程中不断反省自身，在反省之中，自我批评又在自我辩解，永远无法触碰到自我和他人的真相。

综上所述，库切从苏珊的视角出发，揭示了现实主义背后的虚构——作者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故事，并没有客观真实地反映生活，也无法再现历史。

二、拆毁与建立

《鲁》中，人物关系简单明确——鲁滨逊与星期五的二元对立，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的对立。建立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权力关系上的体系成为一个完备的结构，这与18世纪正处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时期的英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瓦特认为：“个人经济利益的首要地位的趋向，削弱了人际关系以及群体关系的重要性，对以性别为基础的关系尤其如此……性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烈的非理性因素，它是个人对合理的经济追求最大的潜在威胁，因此……它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被加以了特殊的控制。”

库切在重新结构文本时，运用了增补的手法。德里达认为：“增补是引入一个不完整因素，它不属于二元对立的任意一方。如同延异，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席；既不是同一，也不是差别。增补既不是完全，也不是不完全。既然不属于任意一方，进入到中心的增补势必破解二元对立，这是它的要害所在……破解二元对立、颠覆层级关系的目的在于打破固式思维，对体系进行再思考……”从殖民主义的角度看来，苏珊的存在无足轻重，而当一个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增补出现时，增补本身就讽刺着完整结构的不完整性。因此，在拆毁了文本原本的二元结构之后，库切建立出了新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新的结构，鲁滨逊和星期五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

可以看到，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是西方的理性文明对野蛮民族优越的象征，他代表着征服者，代表着欧洲的理性、文明，以及权利。相反，星期五是一个食人族，是野蛮、无意识的象征。在这样的对立关系中，前者显然站在了主宰位置，后者自然成为被驯服的对象。恰巧，星期五被笛福塑造成一个温顺的、忠诚的、乐于接受改造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正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理想状态。但是在《福》中，鲁滨逊不仅失去了枪和《圣经》，也失去了种子，成为一个沉默寡言、死气沉沉，甚至失去身份的白人。星期五也从一名加勒比有色人种变成了黑人。苏珊在《福》中与这二人以及与英国白人男性作家福先生组成的新的结构耐人寻味。

在《夏日》中，库切曾经表示苏珊的原型是一位巴西舞蹈演员——阿德里亚娜·纳西门托。纳西门托的丈夫在工作时受伤，救治一年无效后死去。纳西门托独自抚养女儿并去追讨赔偿，这样的坚韧让库切为她着迷许久。而在《福》中，我们开始时看到的苏珊，漂亮、独立、意志坚强，相对应的克鲁索却不再是一个征服世界的理性的殖民者，却是一个苟延残喘、固执无用的老头。一个原本应该被支配的、被边缘化的女性与站在支配地位的男性放在一起对照，颠覆了西方世界殖民神话的权威，凸显了苏珊品格的珍贵之处。

苏珊与克鲁索、福先生分别组成的二元对立有着相似之处。在荒岛上，克鲁索享有最高的权力。苏珊却违抗他的命令到岛的另一边去，是在挑战他的权威。但第二天，苏珊便向克鲁索道歉妥协。在叙写荒岛故事时，苏珊就真实性的问题不时与福先生发生争执。如果将《福》看作是《鲁》的前传，我们可以看到，以“真实性”向男性话语权发起挑战的苏珊在福先生构建的故事中消失了，而她追求的真相（她的手稿）被遗留在沉船里。她是被男性话语权吞没了的存在。但是在面对星期五时，作为在父系社会下生长的弱者苏珊可以理解并同情星期五，但也对星期五施加着肤色带来的权威，虽然她总是声称自己并非星期五的主人。她惊异于福先生与克鲁索对殖民主义的罪恶是如此坦然而毫不掩饰，却还是选择了服从与沉默。

再看到苏珊的身份——她是一个白人女性。在殖民文学中，女性时常因为性别因素沦为男性的陪衬，甚至有时被抛弃在文本之外。苏珊面对福先生和克鲁索时，被视作他们的附庸；面对船长时，又成为他欲望的对象——她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而白人这个身份又使苏珊的处境变得更为微妙、尴尬。一方面，作为白人男性的附属品她会时时感受到压抑，另一方面，苏珊又作为殖民者站在权力的中心。白人作家福、白人女性苏珊、白人男性克鲁索、黑人男性星期五，我们看到话语权的逐级递减，也清楚地看到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以及它是如何被掌握在欧洲男性手中的。

除了苏珊在人物关系之间的复杂性，我们也看到，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女性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显然，库切也关注到了这些女性在从前的男性视角中在他们主观判断之下被扭曲了的形象。文本中，苏珊在和福的通信描述、辩论，以及入侵到福的书房，享有一个男性作家的环境条件后的尝试性写作，都是库切在借着苏珊的女性角度来发现，在她们的文学个性的独特表达中被压抑着的沉默。

苏珊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形象。她想要战胜白人男性的意识形态，却不得不用固化的思维方式思考：一方面反抗着父权，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父权的行为模式。通过她，我们看到话语权的层层转移，看到原来在文本中缺席的他者浮出水面，让不可见者变得可见。

库切是一位人类书写作家，也是后殖民流亡作家。在《福》中，他展现了自己对后殖民语境下的国家与殖民地中权力与话语的思考。在苏珊的写作中，也追寻着一个关于文学信念的问题——文学究竟是否应该通向真实。他以对话性的方式来进行他人和自我对话，从苏珊身上，可以观照到库切的影子。而这其中也表达了库切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在一个有暴力的国家，有很多压迫者，但是后来我们也发现受压迫的人同样是暴力的，很容易变成一个暴虐的使者。

①黄晖、包细簪：《〈福〉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戏仿与解构》，选自武汉大学2010年《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②〔南非〕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青春》，王家湘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③张勇：《殖民文学经典与经典改写——析库切小说〈福〉对〈鲁滨逊漂流记〉的后殖民改写》，《国外文学》2011年第1期。

④任海燕：《探索殖民语境中再现与权力的关系——库切小说〈福〉对鲁滨逊神话的改写》，《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

[1]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青春》[M].王家湘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M].陈高原，董红钧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作 者：江欣茹，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生。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