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莹［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浅析刘震云笔下的“小”人物

⊙杨 莹［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刘震云在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成功地将一件离婚案写成了政治案。这个由小变大的黑色幽默，于荒诞之中透露哲思。本文主要以小说文本为切入点，以小说人物为中心，研究在人的共同作用下由“芝麻”向“西瓜”的演变过程，并由此呼吁人们关注被忽略的人物及细节。

李雪莲 忽略 小人物

《我不是潘金莲》讲述的是一个底层农村妇女李雪莲，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走上了二十年的告状之路的故事。人们都说人定胜天，但在这样一个由“人情”向“法理”转变的中国乡土社会中，人的作用往往被社会所忽略，被时代所消解。然而，小说中所描述的这个由小变大继而归于无的戏剧性故事，正是在人的共同催化下才得以发生的。

一、“小”人物的“大”品行

在小说中，李雪莲是一个不断与社会隐形规则作对的女性，正如小说中秦玉河所言，李雪莲的做法是在与各级官员树敌。但正是这些存在于李雪莲身上鲜明的个性，使这个被所有人忽略的女性形象越发在纸上活跃起来。从她身上能看到普通底层人民的渺小，更能看到一个拥有独一无二反叛性格的李雪莲。也正是这样一个女性使一个小小的离婚案件有机会演变成政治事件，促使这粒“芝麻”不断发酵成“西瓜”。

（一）对社会的美好期待（发源于期待） 李雪莲始终对社会抱有一种信任，或者说这是一种对乡土社会中“公道”的执着追求。这种追求和信念使她不断地上访，从县里到市里，一直到北京。她认为：“本地从法官到专委，从法院院长到县长，再到市长，都把假的当成真的，北京总能把真的当成真的吧？”她相信总有人能听她说，总有人能真正地为她做主，总有人能相信“李雪莲不是潘金莲”。

在李雪莲心中的乡土社会，有冤一定要找官来评理，政府和法律的权威足以给她一个公道。可在现实中，这样一件没杀人，没放火，小到法律都没有明文规定的事，又由李雪莲这样一个小人物提出来，自然比不上“世外桃源”的开业剪彩，比不上“精神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来得重要。因此，官员们千人一面，对李雪莲不是躲便是推。于是，李雪莲为了纠正这个说法，人越找越多，路越走越远，事越说越气，状也越告越大。事件在各级官员们的草率处理以及李雪莲执拗的期待下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可以说，这一由“小”变“大”的事件，发源于李雪莲对于社会公道的一个美好期待，在她心中，公道自在。

（二）超越常人的执拗（演变于执拗） 李雪莲无疑是个“犟娘儿们”，她有着如斗士一般的执拗劲儿。她会等三天、十天，跑上五里路，拎着老母鸡、棉花去“做工作”。在这二十年里，她到北京告过十九次状，一次也没有像头一次那样闯进人民大会堂。即使这样，李雪莲依旧不停地上告，这仿佛融入了她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这二十年里，王公道每年都要去李雪莲家“认亲戚”，就连县长郑重、市长马文彬都曾亲自请她吃饭，却都无济于事。她用二十年的时光就为了纠正一句话，“我不是潘金莲”。此般告状生涯，怎一个“执拗”了得？在芸芸众生之中除了李雪莲，恐怕再无第二人。

在手无寸铁的小人物之中，更多的是像孟兰芝一样，怕事、能忍、不折腾的人。也正是因为广大群众的不折腾，使得小人物永远也不可能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小事搬上台面，更无力将生活中的一地鸡毛转变成大事。而李雪莲“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却构成了她不同于常人的独特性格，使得离婚案得以持续升温、发酵。

（三）勇于反叛的个性（归根于反叛） 李雪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叛者。首先，她是“潘金莲”的反叛者。这种反叛从她的形象塑造上便可看出一二。不管是在施耐庵先生还是在兰陵笑笑生先生的笔下，潘金莲总是被刻画得娇媚可人，而李雪莲作为一名刚生完孩子的女人，原本该有的阴柔形象却被完全模糊了。作者选择女人“坐月子”这个特殊的时期，安排本该脆弱的李雪莲在此期间如男人一样满世界告状，甚至在二十年告状无果的折磨下，让其成了一个头发花白、腰与胸一般粗的妇女。这种安排使她的言行举止都围绕着如何同男人斗争来进行。另外，她对潘金莲有着极度厌恶的情绪。从小说标题中就可看出李雪莲反对潘金莲，她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也是为了摘掉潘金莲的帽子。与潘金莲不同，小说中的李雪莲生活严谨、自尊自爱，可以说，她不同于历史上那些任由男人主宰自己命运的软弱女性，跟她们相比李雪莲显得大胆泼辣：李雪莲在发现老胡殷勤地答应帮自己打人、杀人的背后却是为了“干那事”时，便当机立断地将老胡踢开。在发现赵大头为一己私利利用她时，她毅然决然地选择分手。相比历史上道德败坏的潘金莲来说，李雪莲的这些品行，无疑是最有力的反抗。

同时，李雪莲也是“法理”社会的反叛者。在她的意识里，乡土社会是应当讲求“礼俗”的，而她所呈现出来的一切荒诞，都来自于一个乡土社会不成文却亘古长存的“礼”字。在李雪莲的意识中，秦玉河撕破了口头协议转而与“第三者”结了婚，这是违背了“礼”的行为。于是，她背了半布袋芝麻，拎着一只老母鸡，扯出了马大脸他老婆的妹妹婆家的叔伯侄子，找到了法院审判员王公道，信心满满地认为王公道会替自己主持公道。李雪莲对于法律是一窍不通的，她找王公道，完全是将王公道看成了衙门里断案如神的判官。在这个讲究法律的社会，李雪莲却执着地坚持着“礼俗”社会的那一套，这显然成为社会既成规则的反叛者。从这一点来说，李雪莲是极其偏执的，她手无寸铁地向各级官员打响了力量悬殊的战役。

由以上可见，李雪莲是无数底层人民中的一分子，却又与普通大众截然不同。她执着、叛逆、不畏权贵，她有着历史上大多女性所不具备的自我意识，这种性格对于中国几千年来塑造的奴性十足的顺民、愚民形象可谓重大突破。可以说，李雪莲代表着21世纪具有反叛个性的新型老百姓形象，她身上蕴含的独特品质使她的“小”足以演化为“大”。

二、以官员为代表的一众“配角”（关注被忽略的“配角”）

《我不是潘金莲》以错综复杂的情节设计，使“配角”们齐心协力，共同将小事往大事方向推动。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近十次剧情的反转，而这些反转都是由那些易忽略的“关键人物”所牵引的。首先是那个在化肥厂门口看厕所的女人。李雪莲一开始并未想到告状，而是想直接杀了秦玉河，正是在看厕所女人的劝说下转而走上了告状之路；其次，是那些替蔡富邦传达命令的人。蔡富邦的一句“把她弄走”，在层层下达的过程中变了味儿。这些命令的传达者虽未出现在小说中，却间接地扭转了小说的情节。正是在此次事件之后，李雪莲决定放弃告状转而寻求秦玉河的一句真话，也正是在此次事件之后，李雪莲被冠上了“潘金莲”的帽子，继而再次走上了上访之路。接下来的两次反转都是在牛的“劝说”下实现的。平日里毫不起眼的牛，在小说中却成为决定李雪莲告状与否的关键“人物”；另外，还有王公道、郑重的胡搅蛮缠，赵大头的温柔劝说，贾聪明的一通电话，秦玉河的死，甚至是桃园主的一句话，都对李雪莲的思想以及小说的情节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小说中官员官阶的层层增高，就是为了不断增加砝码使李雪莲放弃告状，而这些砝码却又成了挑起李雪莲的反抗之心的诱因。从看厕所的女人一直到序言末尾出现的那个中年男子，每个人都在影响着李雪莲的思想，每个人都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可以说，这篇小说便是由这些被人忽视和遗忘的小人物所牵引的，在这些小人物的共同作用下，一个小小的离婚案件最终演变成了政治事件。

上述内容可见，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小事向大事的演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李雪莲及其身边的“配角”共同完成的。刘震云通过对这个拥有独特性格的普通农村妇女的深入刻画，使人们的视线从所谓的大事件中转移过来，继而描写李雪莲二十多年的告状经历（芝麻变成西瓜，蚂蚁成为大象的荒诞事件）。他将这种真实到接近荒诞的事件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表现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性的变异。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执拗与勇气，这种超越历史的强力反叛，这种小人物之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刘震云所创造的普通人所生活的世界中，逐渐构成难以挣脱的网。

不得不承认，有些女性是备受瞩目的。她们受了委屈，镁光灯和快门便立刻冲着她们不断闪烁，人们都在关注、讨论她们。而李雪莲是千千万万的农村小人物中不起眼的一个。她受了委屈，对旁人来说就像蚂蚁和芝麻一样微不足道，她希望纠正一句话，却总是事与愿违。她是李雪莲，还是潘金莲，都与旁人无关。

《我不是潘金莲》中一个小小的离婚案能转变为政治案，正是因为李雪莲从来都只是个被人忽略的小人物，而这个小人物却拥有一股从“无路中踩出一条路”的精神，这种精神又在他人无意识的浇灌中逐渐开出了与众不同的绚丽光芒。事实上“，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关怀小人物的命运、注重细节，这才是社会向更好方向发展的关键因素。

①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

[1]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作 者：杨莹，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